刻銘還是鑄銘——戰國中山王三器銘文之觀察

作者簡介：

郝建文，1967 年生於平山縣，現供職於河北博物院，副研究館員。

為中國壁畫學會理事、中國考古學會會員、河北省書法家協會會員。

從事文博工作30 餘年，書法師從張守中先生。

上世紀70 年代，在河北省平山縣三汲鄉發掘了戰國中山王墓，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珍貴文物，中山國從此名揚天下。

其中的青銅大鼎、方壺和圓壺三件器物上的銘文，共計1101 字（包括重文18 字、合文3 字。

因內容原因，沒有包括圓壺圈足上的銘文），其銘文數量之多、歷史文獻價值之高、器物製作之精，創下了三個世間之最，頗引世人矚目。

從它們剛剛出土，這些銅器上的銘文，就被認為是在鑄造好的銅器上鑿刻的。

1995 年，出版的考古發掘報告《墓——戰國中山國國王之墓》中，也是這麼認為的。

所以，當人們從銅器上那些銘文的筆畫中，看不到絲毫的鑿刻痕時，更是感嘆不已，覺得古人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議了。

恩師張守中先生對這些銘文悉心臨摹、數易其稿，編撰了《中山王器文字編》。

1981 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後，在海內外廣泛傳播，引起了古文字學界和書法界的極大關注。

這三十多年來，用中山篆書體來進行書法藝術創作的人越來越多，有的在全國性的書法大展中屢屢獲獎。

中山三器也引起了書家們的極大興趣。

三年前，我曾陪北京畫院李鳳龍先生在河北博物院觀摩方壺和圓壺上的銘文。

李先生在篆書方面，功夫下得頗多，尤其是中山篆體的書法，寫得非常好。

我們站在隔著低反玻璃的方壺面前，看著他目不轉睛，盯著上面那些銘文，不停地讚嘆。

後來，他圍著展櫃，轉過來轉過去反覆觀察，最後和我說：「下次再來，我要帶個望遠鏡。

」

方壺的出土，張守中先生印象很深刻。

他說，那是1977 年9 月，當時他在河北省文化局工作，有專家去中山王墓的發掘現場，他都陪同前往。

另外，發掘情況也需要及時向北京方面匯報，為此，他在現場還臨摹了方壺銘文（草稿）。

1978 年，河北省展覽館首次籌備了中山國文物的展覽。

張守中先生說：「展覽期間，北京專家夏鼐和李學勤先生帶了很多人來，山西張頷先生也帶來了10 個人，另外，還有其他省的同行。

河北省文化局舉辦了一個座談會。

在會上，中國歷史博物館青銅器修復專家高英先生激動地說，銘文刻得真好，不知道古人怎麼刻得那麼好，讓人難以想像。

」

張守中先生說：「高英先生自幼得名師傳藝。

數十年里，所見青銅珍品無數，而在中山三器前，竟如此感慨。

銅器上那些字，直線挺勁、弧線圓潤，看不到鑿刻痕跡，覺得不好理解。

」

多年來，這三器上的銘文，對我來說一直是個謎。

在青銅器上刻字，怎麼能那麼自如？古人雕刻技藝嫻熟還好理解，但用的是什麼工具就不好理解了。

什麼刻刀能刻銅如泥？難道是外星人所為？

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時我看到那些銘文，也問自己，或許並沒有想像得那麼複雜。

那些銘文也許並非直接在銅器上鑿刻的，而是鑄造的。

我和同事李鑫也曾探討過這個問題，他和我的想法一樣，那些銘文可能就是鑄的。

今年3 月，中山國的文物去旅順展覽，包裝文物時我負責拍攝照片。

得知這批出展的文物中有圓壺，我很激動。

能零距離觀摩圓壺上的銘文，是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燈光下，隨著圓壺在文物保管員手中慢慢轉動。

我睜大眼睛，仔細地盯著那些銘文，希望能有所發現。

那些銘文筆畫的底部比較平滑，略呈「U」字形，確實沒有一點兒鑿刻的痕跡。

更奇怪的是，有的字口邊緣受擠壓微微隆起（圖一）。

這是怎樣的一種情況呢？難道說，刻這些銘文時，鑄造銅器的銅水尚未完全凝固？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古人怎麼能操刀刻字呢？古人的手也是有骨有肉的啊！

圖一 中山王圓壺銘文局部

我把照片在電腦上放大後，看到了三條細如髮絲的豎線，好像是為安排那些字打的「格」。

再觀察那些字的筆畫，哪筆在前哪筆在後似乎都能看出來，甚至，在哪兒接筆也看得清清楚楚，硬筆書寫的感覺很明顯。

我更加懷疑這些銘文不是在銅器上直接刻的，而是在模上刻（寫）好後鑄造的。

我突然想到，鼎是國之重器，那些銘文記載了中山國的一些重要的事情，這麼重要的器物，當年，在造型設計和銘文的布局上，一定會反覆推敲，最後，或許還會由國王來定奪。

這麼重要的一件大事，先做什麼，後做什麼，應該都是事前安排好的，絕不會等大鼎鑄造好了，才「忽然」刻銘還是鑄銘想起還要在上面刻那麼多的字。

大鼎是這種情況，我想，方壺、圓壺也應該一樣。

再者說，按常理，如果讓我承接這三件器物鑄造的任務，我肯定會找最省勁、最出效果的辦法。

上千的銘文，是在鑄造好的青銅器上雕刻還是在模子上加工好再鑄造？我認為誰都會選擇後者，古人也不傻，不會去干費力不出效果的活兒。

張家口有我一位專門做銅雕的老朋友傅大巍，他是中國銅雕篆刻工藝美術大師。

他手工雕銅、錯金、錯銀的手藝都非常好。

我給他發去兩張圓壺銘文照片，看後他馬上告訴我，字是在銅器上刻的。

我將疑問告訴他，讓他再仔細看看。

他思索了一會兒，說：「你說得對，那些字不是在銅器上刻的。

我用白鋼刀在銅上刻東西，紫銅黏，延展性好。

而古代青銅很硬，發脆。

我曾在一件青銅器上刻過一個字，非常難刻。

一刀下去，第二刀就打滑，需要打磨再刻。

而且，字口邊緣形不成那個隆起。

再說了，這銘文沒有鑿刻的痕跡，尤其筆畫的轉彎處是那麼圓潤自如，看不到刀痕。

如果是在青銅器上刻字，那是不可能的。

」

我曾陪同山西從事考古工作的同行田建文先生，在我們河北博物院參觀中山國文物。

看著那些青銅器和展板上陶工名字拓片，他說：「這些銅器，非常有可能是從我們山西侯馬鑄造的。

」

圖二

在山西侯馬青銅時代鑄銅作坊遺址，出土了數萬塊陶范。

內含花紋的達數千塊，非常精緻（圖二）。

還出土了銅刻刀、骨刻刀刻模工具（ 圖三、四）。

當時手工業工匠都是世襲的，他們世代為業，技藝嫻熟，陶范上那些細細的花紋都能表現得那麼好，像中山三器上的銘文，在陶模上刻下來更不在話下。

我對照著銅器上的銘文，看著出土的那些刻刀，突然覺得，要是讓我來做那些銘文，用那個彎頭的銅刻刀就可以搞定。

那些字口邊緣微微的隆起，應是刻字時陶模將干未乾，受刻刀擠壓所致。

這樣一來，那些字說是「寫」上去的，似乎更貼切。

圖三

圖四

看來，那些文字不是在青銅器上直接刻的，而是在模具上刻好（或者說是「寫」好）後，再翻模，然後鑄造的，遠沒有我們想像得那麼神奇。

但並不是說，因這些文字是鑄造的，中山三器的價值就被削弱了；相反，我們更會為古人精湛的青銅鑄造工藝，讚美和感嘆。

本文原載《中山國研究》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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