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刻文是甲骨文的主要源頭

文 史 哲 2013年第5期(總第338期)

骨刻文是甲骨文的主要源頭

劉 鳳 君

摘要：骨刻文是中國早期的一種文字，主要流行的時間距今約4600—3300年，是當時淮河流域、黃河流域和遼河流域發明創造並使用的文字。

骨刻文是甲骨文的主要源頭，兩者的源流傳承關係十分清楚：兩者不但年代前後銜接、都以骨頭為載體，而且骨刻文後期的鑿灼占卜刻辭和成行布局等都為甲骨文所繼承。

所以，甲骨文是骨刻文發展到晚期出現的成熟文字，也可視為骨刻文晚期發展出來的一個新類型。

甲骨文是商王室祭祀專用文字，又由貞人專門刻寫完成，前後程序也規範有序，這一點可作研究釋讀骨刻文時參考。

關鍵詞：骨刻文；甲骨文；早期文字；源流傳承

自2005年春天始，筆者根據考古工作者田野考古調查和發掘出土的資料，同時根據自己對淮河流域、黃河流域和遼河流域許多古文化遺址的調查，以及對全國幾十位收藏愛好者所藏相關資料進行認真觀察分析和綜合研究，發現和認定這些骨頭上的刻劃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工刻劃的中國早期的一種文字。

並將其定名為「骨刻文」。

其主要流行的時間距今約4600—3300年，是甲骨文的主要源頭。

一、骨刻文和甲骨文年代前後銜接

科學斷定骨刻文年代有一個逐漸認識過程。

2005年筆者鑑定濟南文物愛好者所藏刻字骨頭時，認定是史前的中國早期文字。

2007年7月筆者認定昌樂收藏的一批刻字骨頭是骨刻文時，曾根據考古類型學器物類比法和出土骨刻文遺址的具體情況，提出了推斷骨刻文年代的七個根據:第一，根據同出典型器年代和刻字骨頭的石化程度；第二，考慮到這批字的造型特點介於大汶口文化刻劃符號與商代甲骨文之間；第三，許多鳳鳥紋與已發現的山東龍山文化玉鳳鳥形佩很近似，有一些近似微刻文字，與同時期良渚文化玉器微線雕有異曲同工之妙；第四,這批骨刻文的刻劃技法和字的造型特點均和西安花樓子龍山文化遺址出土骨頭上的刻字類同；第五，也考慮到有刻字的象骨，大象在該地區生存時間較長，直到商代初期才逐漸南移；第六，這批骨刻文主要出土的昌樂袁家莊遺址是一處龍山文化時期城址；第七，這批刻字是用石質工具硬刻劃的，與安陽甲骨文用金屬刀刻儼然有別。

經過這樣綜合分析，當時筆者「認為這批刻字是山東龍山文化時期的遺物，距今約4500—4000年，屬東夷文字，是中國早期的圖畫象形文字。

」[1]

2008年以後，筆者在重點調查濟南至濰坊一帶古文化遺址時經常採集到骨刻文，還兩次分別在壽光聖城遺址和昌樂任家河遺址龍山文化灰坑中直接採集到幾件骨刻文。

並發現三種情況值得重視：一是調查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及商代遺址時才會發現這種骨刻文；二是一般小遺址不見，多發現在幾十萬平方米以上的大遺址中，有的遺址已被確認是早期城址；三是發現骨刻文的遺址並不是全部遺址上都發現骨刻文，而是只在生活區邊長一百米或二百米範圍內才發現。

這說明骨刻文雖主要流行在龍山文化時期，可能大汶口文化晚期已經開始產生並使用，一直延續到岳石文化時期和商代。

目前所掌握的骨刻文資料真正有年代可考、或有明確地層關係的、或有直接科學類比年代的很少。

主要有以下幾處：其一、2009年筆者在山東壽光聖城遺址龍山文化晚期灰坑中採集的「壽骨60」骨刻文 ，2010年1月7日筆者將其送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實驗室進行碳十四年代測定。

檢測結果為3363±24BP，樹輪校正年代為1690BC（68.2％）1625BC， 距今約3700年；[2]其二、2011年筆者帶學生在昌樂任家河遺址龍山文化灰坑中採集到兩件骨刻文；其三、採集於濟南章丘馮家遺址的「龍骨1」，與1984年發掘大辛莊遺址時在商代中期至商代晚期前段地層中出土的一部分鹿肩胛骨相同，「龍骨1」出土地點距大辛莊遺址僅有20公里，同樣應屬商代中期或商代晚期前段的作品；[3] 其四、自1953年以來，發掘鄭州二里崗商代中期城址時不斷出土刻字的骨頭；[4]其五、1985年和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長安花樓子遺址陝西龍山文化地層中挖出12件刻字骨頭；[5]其六、1996年至1997年淄博文物局等單位聯合發掘的山東桓台縣史家遺址岳石文化祭祀器物坑出土兩件刻字骨頭。

[6]

我們主要以年代較為清楚的以上六處骨刻文為基礎，再對其它骨刻文進行類比分析，筆者進一步認為骨刻文流行的年代距今約在4600--3300年之間，其使用年代的下限和甲骨文直接銜接。

如果從山東地區講，骨刻文先後經過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龍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商代的早中期。

其中很重要的「壽骨60」檢測結果雖不能全面證明骨刻文年代歷史，但它已處在推斷年代的中間，為推斷骨刻文年代距今4600--3300年奠定了科學基礎 。

目前發現商代甲骨文的地點主要是安陽小屯和濟南大辛莊商代遺址，濟南大辛莊甲骨文出土在商代晚期地層中，[7]安陽小屯出土甲骨文一般認為是盤庚遷殷至紂王270多年的時間內。

甲骨文如始自盤庚時期，大約距今3300年左右，與骨刻文年代的下限銜接密切。

二、骨刻文和甲骨文都以骨頭為載體

目前，筆者已觀察分析過近2000件骨刻文，所用骨頭以牛骨、豬骨和人骨為主。

牛骨多用腿骨、肋骨和肩胛骨，豬骨多用腿骨、肋骨和下頜骨，人骨多用肢骨、肋骨。

其次是鹿骨、羊骨和狗骨，這三種骨頭常見腿骨、肋骨和肩胛骨。

另外還發現象牙、虎骨和鳥骨，虎骨和鳥骨多是腿骨。

幾乎沒有取捨，所有的骨頭都可以用以刻劃。

淮河流域和黃河流域龍山文化時期的骨刻文刻劃前多不做處理和修飾，龍山文化後期至商代的骨刻文作修飾的逐漸多起來，多是對動物腿骨和肋骨及人的肢骨和肋骨的兩頭修理整齊。

有些動物腿骨和人肢骨及動物肩胛骨的上半部，利用原骨頭縫隙薄處鑽孔，可能系掛在人身上。

遼河流域的骨刻文，其年代在小河沿文化至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

骨刻文多製作成帶短柄箭頭和長條形狀，有的製作成骨刀或骨錐形狀。

甲骨文雖仍用很多的牛、馬、羊、豬、狗、鹿、虎等腿骨和肋骨，但最常用的是龜腹甲骨版和動物的肩胛骨。

龜腹甲骨版用量很大，而且龜多產自南方。

根據卜辭記載，商代所用的卜骨主要是靠諸侯國進貢而來。

胡厚宣曾對這方面的情況有論述：「殷代卜用之龜，由甲骨文之數量及記龜甲來源之刻辭推之，至少當在萬數以上。

而由卜辭每言『有來自南氏龜』、『龜南氏』、『西龜』、『自西』，知殷代之卜龜，蓋由南方、西方之長江流域而來，尤以來自南方者為多。

」 [8]甲骨文所用骨料在鑿鑽之前需細心修正，這是同骨刻文的區別之一。

馬如森對這一問題做過細緻的描述:殺龜切割下腹甲骨版後，「腹甲要鋸去甲橋邊緣突出的部分，使之成為弧形。

它的正反兩面骨的表皮以及有鱗片之處，都要進行刮磨，有的地方高低不平，要進行錯磨，使龜版面平光澤」。

「肩胛骨的整治，要鋸除骨脊（柱脊）和骨扇前緣的軟骨。

骨臼部分要經過修整。

骨扇無骨脊之面為正面，有骨脊之面為反面。

在骨版的正、反兩面都要進行錯磨，使版面平潤。

」[9]

骨刻文和甲骨文所用骨頭在刻字之前,從拿來即用，到部分修整，再到遼河流域的製作成工具和武器狀，最後甲骨文規範為主要用修整精緻的肩胛骨和龜腹甲骨版，而且龜都是南方進貢的,這是一個自身的發展演變過程，說明骨刻文和甲骨文源流傳承關係非常密切。

三、骨刻文後期的鑿灼占卜刻辭為甲骨文繼承

目前所見骨刻文，絕大多數都是直接在骨頭上或略加修飾後刻字，2010年在清理壽光市聖城古文化遺址龍山文化灰坑時也清理出一塊殘損的經過刻鑿的骨頭，遺憾的是上面沒有字。

出自濟南市章丘龍山鎮馮家遺址的「龍骨1」是一塊鹿的肩胛骨，是一塊較為少見的骨刻文。

[10]其正面上部排列著五個刻鑿的橫長方形槽，還看不出甲骨文卜骨鑿後再鑽的痕跡，只鑿不鑽，這是「龍骨1」和甲骨文卜骨的差別。

「龍骨1」刻鑿的五個橫長方形槽的上部兩個槽內底有明顯燒灼痕。

肩胛骨下部雖殘缺，仍殘存十個刻劃文字符號。

在骨頭上鑿槽燒灼的占卜祭祀活動，起源可能更早一些，但占卜祭祀之後把占卜祭祀的內容和結果用文字刻劃在同一塊骨頭上，「龍骨1」應是目前所見較早的實物，因而顯得彌足珍貴。

與龍骨1近似的經過刻鑿並經燒灼的動物肩胛骨，1984年發掘大辛莊遺址時，在商代中期至商代晚期前段地層中出土的一些卜骨，無龜甲骨，主要有鹿、羊、豬、牛等肩胛骨。

卜骨多砍削臼骨凸起角棱，砍削骨脊，多作圓坑鑿，分布密集，無規則，與「龍骨1」的刻鑿類同。

[11]前面已說過，「龍骨1」出土地點距大辛莊遺址僅20公里，兩者是同一時期作品。

骨刻文不但用於記事，同時也用於宗教祭祀。

後期用於宗教祭祀的可能逐漸增多，也出現了鑿槽燒灼占卜刻字現象，這種做法和用途直接為甲骨文所繼承。

甲骨文在燒灼占卜之前必須在骨版整治的基礎上進行鑿鑽。

鑿和鑽是卜骨所使用的工具，用鑿和鑽所製成的槽洞和圓洞，簡稱「鑿鑽」。

董作賓曾分析甲骨文作品說：「鑽之跡圓，鑿之跡略似橢圓而尖長，一望可辨。

」「鑿之深處成一直線，其鑿與鑿之間，皆一線相連，而鑽則分附於每一鑿之旁，可知必先鑿而後鑽也。

」 [12]為什麼甲骨在燒灼之前要先鑿鑽，馬如森認為：「因為骨版堅硬厚薄不均，必須經過鑿鑽使它準確呈現兆紋。

」[13]所以，其被鑿鑽的底處都留有較為均勻的薄層，以備燒灼顯露兆紋供觀察之用。

鑿鑽完成之後，根據祭祀的需要，再進行用火燙灼鑽孔底處的灼兆活動，用火燙灼鑽孔底處後，爆裂出各種兆紋，卜官就通過不同的兆紋判斷卜卦的吉凶，並將所卜問的事情和灼兆內容刻記於卜骨正面。

再經過一定的時間，把驗證結果的驗辭再刻到原刻內容後邊，一片甲骨文也就完成了。

對甲骨文鑿鑽灼兆和刻辭的全面認識，有助於我們加深對「龍骨1」的科學認識。

四、骨刻文的成行布局直接影響甲骨文

骨刻文多數一塊骨頭上刻1—5個字，刻10個字左右的也占一定數量，10個字以上至幾十個字的骨頭也有一部分。

分析其章法布局，主要是一種順其自然又有初步開始形成共識的自由舒適布局和成行布局。

大體可歸納為三種布局：

一種是在一塊骨頭上只刻一個較大的字，或有的雖在一塊骨頭上刻數個字，但其中有的字單獨刻在一個空位上，與周圍其它字缺少密切聯繫，這是一字一局。

昌骨1、[14]昌骨2、[15]壽骨4[16]和龍骨25[17]可視為這種布局的代表作。

另一種是在一定空位上，中間刻一至幾個字，周圍再刻一些字符，這是一種組合字群布局。

昌骨9是比較典型的一例，正面下半部有一組很完美的指事組合字群。

中間是一驚恐萬狀野牛類大動物，身體收縮，前肢抬起，作吼叫狀，旁邊有一類似鹿的動物正在逃竄，周圍有數人作圍追狀，各有動態。

綜合分析，把它們作為一組字來釋讀可能更接近它原初意思，這是一次狩獵活動的具體記載。

[18]

再一種就是自上而下或橫向成行的布局，這種布局晚期較多。

值得說明的是，這種成行布局很難與今天成行書寫相類比，這種初始成行布局只能是大體的、接近的。

昌骨4是一件牛肩胛骨，在骨臼面上刻一豎行5個字，惜開頭第一個字已殘損，這是骨刻文中比較標準的一豎行字。

[19]壽骨1也是骨刻文中比較典型的一例，在骨臼面上的左側刻一豎行，共6個字，只是第四和第五個字不是上下排列，而是左右安排，在這一豎行第三字的右側還刻一字，這一處刻字跟昌骨4豎行相比雖不算標準，但它的主要布局應是豎行布局。

[20]

甲骨文的布局繼承了骨刻文的成行布局，發展得更為完美。

以順書豎行為主，多是自右行起讀，少數是自左行起讀。

甲骨文也有橫向成行布局，多自左向右順讀。

這種成行布局，始自於骨刻文，成熟於甲骨文，並發展成為中國文字主要的書寫布局形式。

五、骨刻文象形字對甲骨文的影響

骨刻文的造字主要有「六書」中的指事和象形兩書。

筆者在2008年出版的《昌樂骨刻文》一書中提出，物象的審美再創作性、指事的組合象徵性和龍鳳文化與鳳字多樣性是骨刻文的三個基本造字規律。

物象的審美再創作性和龍鳳文化與鳳字多樣性大體都是象形文字，指事的組合象徵性主要是指事文字。

後來通過整理分析更多的骨刻文實物資料，發現骨刻文字體造型大體可分為寫實物象型、主幹分枝型和中心圓型或近似圓型三大類。

[21]這三類字體都有象形的造字規律和指事的內在造字規則。

多為首先是象形，在此基礎上再深入到指事內容。

寫實物象型的骨刻文字體造型大多都屬寫實型，這裡的寫實物象型主要是指人物和動物造型，這是象形的造字規律，它表達的意思可能主要是記錄人們和各種動物的行動。

但這些寫實的圖像字，也可能延伸到人類的思維活動以及與自然界的各種關係，這就變成指事了。

主幹分枝型很特殊，是通過象形來指事。

其造型主要由一根粗長主線為基礎，然後在粗線的左右兩側分刻出一些短細線，類似於樹枝形。

它與今天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特別是彝族所用文字相類同處較多。

在彝文的起源中就有「樹枝文字」一說。

[22]張純德認為：彝文的產生和發展與畢摩做法有關，畢摩做法時常把樹枝砍成多種形狀，並根據這些形狀造出彝文。

「 彝文採用的方法是用砍一樹杈代表一，作為基本單位，這個樹杈上加一棵短棍代表二，再加一棵代表三，調換方位和結構，就得出四、五、六、七、八、九、十等。

如『來』，用兩個樹杈相對；『代』兩個樹杈相背；『松』直接用三杈的一棵代表；『杉』直接用一杉葉代表。

」[23]所以，這類骨刻文可能主要與記錄數字和象形植物有關。

中心圓型或近似圓型類。

其基本造型是中間有一個圓形或近似圓形的中心，周圍向外輻射幾根彎曲的線，有的線上還刻線。

這類骨刻文的造型和有些文獻記載倉頡造字很接近。

許慎《說文解字敘》云：「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

」鳥獸踩地，掌指形成的痕跡，很接近這類骨刻文。

這類骨刻文也可能是遠古人類對太陽崇拜的記錄。

對太陽崇拜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主題，我國的岩畫及新石器時期彩陶繪畫和陶器刻劃紋飾中經常見到太陽紋。

所以，不排除這類字是對太陽的記錄。

也有可能是對自然界一種常見痕跡的描述。

如果是對鳥獸之跡和常見痕跡的描述刻劃，這類骨刻文可能多是象形記事的。

如果是對太陽的記錄，這類骨刻文就可能多是指事記時的。

不難看出，指事在骨刻文的造字規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往往象形物象只是形式，而達到一定的指事目的才是主要的。

骨刻文中有許多樹枝或樹葉形的字，它不一定指的就是樹或樹葉，而可能指的是某個數字。

在一定條件下，一個「豕」的象形字，它不一定就是指的是哪頭豬，而可能是指誰具有一頭豬的財富。

用豬來表示財富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時期很常見，如此可舉的例子很多。

所以，郭沫若在談到文字起源時指出：「中國文字的起源應當歸納為指事與象形兩個系統，指事系統應當發生於象形系統之前。

至於會意、形聲、假借、轉注等，是更在其後的。

」[24]但指事是依託在象形基礎之上。

所以，象形是六書的基礎。

細分析甲骨文的字體造型，不難發現骨刻文的象形字對甲骨文產生的影響非常之大，有許多象形字可以清楚地看出兩者的傳承關係。

昌骨1和壽骨60的「龍」字，龍的形象之生動，令人嘆絕。

它整體作側視狀，有一個碩大的頭，眼睛大睜，頭頂長有粗長彎曲的角。

身軀修長有幾度彎弧，尾巴粗長有力，尾端向上翹起，肢、爪堅強而有張力。

商代甲骨文中的「龍」字很多，但由於甲骨文已演變為成熟的文字，多漸趨符號化，龍也多演變得僅剩概括的頭、粗壯的身子和細長的尾巴，但仍能看出是在骨刻文「龍」形象基礎上簡化而成的。

骨刻文中「鳳」和「鳥」字很多，鳳是真實動物的摹寫，還是對「鳥」字的升華、在「鳥」字的基礎上拓展裝飾而成？這是我們需要請教專門科學家的問題，切不可隨意否定當時鳳形象動物存在的可能性。

骨刻文中「鳳」樣字的基本特徵是身軀修長，頭部高冠殊榮，圓目修頸，長尾華麗，肢爪健壯，一副榮華富貴之形態。

商代甲骨文中的「鳳」字，也繼承了骨刻文「鳳」字華貴多姿的特點，雖已概括成僅有高冠和蓬展的羽毛，但明顯可以看出是在骨刻文的基礎上簡化成了圖像符號。

壽骨6和昌骨8「鹿」字，[25]鹿昂首徐行，作側視狀。

鹿角雄壯華麗，軀幹健美修長，動態和諧自然。

後邊的尾巴高高翹起，與昂起的頭、尖長的角十分對應。

商代甲骨文中的「鹿」字多呈正視靜態狀，突出的角仍保留得較完美，多數軀體已變成一條短粗的弧線，下部不再是四肢運動，而僅剩兩條直立的腿。

雖不像骨刻文那樣寫實，但骨刻文「鹿」字是甲骨文「鹿」字祖型的演變過程很清楚。

骨刻文是甲骨文的主要源頭，甲骨文主要繼承了骨刻文的造字規律和物質媒介以及雕刻技法而發展起來的。

特別是象形字對甲骨文的影響更大。

不難看出，甲骨文中的很多字直接繼承了骨刻文的特點和風格，這就為我們釋讀骨刻文的一部分字提供了直接旁證和參考依據。

所以筆者認為釋讀骨刻文的五種方法中就有「與甲骨文金文比較順讀法」。

[26]隨著骨刻文的發現和隨著研究釋讀的進展，不但為一些未解甲骨文字提供了釋讀的可能性，而且將進一步驗證一部分已釋讀的甲骨文字是否正確。

六、結語

骨刻文是甲骨文主要源頭的根據還可以找出很多。

甚至甲骨文記錄的一些祭祀活動，也可以在骨刻文中找到源頭。

馬保春和朱光華就認為甲骨文中關於求雨的「雩祭」，在鄭州商代中期城址出土的兩件骨刻文中已有形近而意同的字了。

[27]近幾年發現，骨刻文晚期有些較典型作品，其整體風格已同甲骨文風格逐漸接近。

「龍骨2」是一塊人骨盆骨，上端殘缺，其中一面的中上部殘存約二十餘字。

其布局雖顯得有些凌亂，但仍看出是上下豎排。

星星點點、錯落有致、主次分明，不失為一篇小短文。

其章法布局已和有些甲骨文布局近似。

更值得注意的是，該骨刻文字體造型變化很大，圖畫性質的物象表現已漸漸消失，簡易符號的字體造型使人們很容易同甲骨文聯繫在一起。

它可以說是骨刻文發展較為成熟文字的代表，也可以把它推測為甲骨文產生的起始作品。

[28]

綜上所述，我們初步認為，甲骨文是骨刻文發展到晚期出現的成熟文字，可視為骨刻文晚期發展出來的一個新類型。

它歸商王室祭祀專用，主要用龜腹甲骨版和動物肩胛骨作為刻寫載體，又由貞人專門刻寫完成，而且前後程序規範有序。

這一點，可作研究釋讀骨刻文時參考。

傳統的骨刻文仍在民間繼續流傳使用，有些地區可能一直流傳使用到兩周或更晚的時期。

1981年萊陽前河前村西周墓出土陶盉上的骨刻文類型字可資為證。

[29]

（責任編輯 渭 卿）

[1] 劉鳳君：《昌樂骨刻文》，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年，第3—4頁。

[2] 劉鳳君：《骨刻文發現與研究叢書•壽光骨刻文》，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0年，第112頁；劉鳳君:《骨刻文發現與研究叢書·龍山骨刻文》，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2年，第129—131頁；師文靜：《這件骨刻文3700歲了！》，《齊魯晚報》2011年5月15日。

[3] 劉鳳君：《骨刻文發現與研究叢書•龍山骨刻文》，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1年，第19-21頁；山東大學歷史系 徐基：《濟南大辛莊遺址出土甲骨的初步研究》，《文物》1995年第6期；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等：《濟南大辛莊遺址出土商代甲骨文》，《考古》2003年第6期；

[4]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鄭州二里崗》，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宋定國：《1985—1992年鄭州商城考古發掘綜述》，載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鄭州商城考古新發現與研究1985—1992》，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8—49頁；馬保春、朱光華：《鄭州商城出土骨刻文與中國古代的「舞雩」祈雨之祀》，《中原文物》2012年第3期。

[5] 鄭洪春、穆海亭：《陝西長安縣花園村客省莊二期文化遺址發掘》，《考古與文物》1988年5、6期合刊。

[6] 淄博市文物局、淄博市博物館、桓台縣文物管理所：《山東桓台縣史家遺址岳石文化木構架祭祀器物坑的發掘》，《考古》1997年11期。

[7]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等：《濟南大辛莊遺址出土商代甲骨文》，《考古》2003年第6期。

[8] 胡厚宣：《殷代卜龜之來源》，《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四），濟南：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專刊之一，1942年。

[9] 馬如森:《殷墟甲骨學》，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12頁。

[10] 劉鳳君：《骨刻文發現與研究叢書•龍山骨刻文》，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1年，第19-21頁。

[11] 山東大學歷史系 徐基：《濟南大辛莊遺址出土甲骨的初步研究》，《文物》1995年第6期。

[12] 董作賓：《商代龜卜之推測》，《安陽發掘報告》第1期，1929年。

[13] 馬如森:《殷墟甲骨學》，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12頁 。

[14] 劉鳳君：《骨刻文發現與研究叢書•昌樂骨刻文》，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年，第15頁。

[15] 劉鳳君：《骨刻文發現與研究叢書•昌樂骨刻文》，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年，第16頁。

[16] 劉鳳君：《骨刻文發現與研究叢書•壽光骨刻文》，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0年，第33頁。

[17] 劉鳳君:《骨刻文發現與研究叢書·龍山骨刻文》，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2年，第72頁。

[18] 劉鳳君：《骨刻文發現與研究叢書•昌樂骨刻文》，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年，第38—39頁。

[19] 劉鳳君：《骨刻文發現與研究叢書•昌樂骨刻文》，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年，第24—29頁。

[20] 劉鳳君：《骨刻文發現與研究叢書•壽光骨刻文》，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0年，第23—26頁。

[21] 劉鳳君：《骨刻文發現與研究叢書•龍山骨刻文》，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1年，第9—13頁。

[22] 孔祥卿：《彝文的源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年，第72—73頁。

[23] 張純德：《樹枝文字—彝文起源新探》，《思想戰線》1991年第4期。

[24]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25] 劉鳳君：《骨刻文發現與研究叢書•壽光骨刻文》，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0年，第36—39頁；劉鳳君：《骨刻文發現與研究叢書•昌樂骨刻文》，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年，第37頁。

[26] 劉鳳君：《中國早期文字骨刻文的釋讀方法》，《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

[27] 馬保春、朱光華：《鄭州商城出土骨刻文與中國古代的「舞雩」祈雨之祀》，《中原文物》2012年第3期。

[28] 劉鳳君：《骨刻文發現與研究叢書•龍山骨刻文》，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1年，第22—28頁。

[29] 李步青、吳雲進：《山東萊陽發現一件罕見的仿銅陶盉》，《文物》1987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