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尋找夏朝——松果生活X北京SKP分享會摘錄

7月7日,松果生活聯合北京SKP在北京SKP四層的Rendez-Vous舉辦了一場名為「尋找夏朝:中國從哪裡開始?」的沙龍,活動特邀常懷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和劉周岩(《三聯生活周刊》記者)兩位嘉賓,分享關於夏朝的知識。

作為《三聯生活周刊·尋找夏朝:中國從哪裡開始?》(總第990期)的參與者之一,劉周岩分享了此次夏朝選題的源起與結構——周刊為何以及如何完成這個選題、「探索夏文化的總設計師」徐旭生有著怎樣的故事——這位魯迅的朋友顧頡剛的對手、「半路出家」的考古學家、發現了最關鍵的二里頭遺址的人。

「認識中國」是《三聯生活周刊》一以貫之的關注。

「一本雜誌和他倡導的生活」,我想,無論「生活」的內涵多麼豐富,任何一種健全的生活中都一定要有對自我的認識,這個「自我」,除了「小我」之外還有「大我」,也就是「中國」,所以我們要認識中國。

不少人認為中國歷史的開端是夏朝,夏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不過,應該怎樣去認識呢?

想要認識一個古代的時期,主要有兩個途徑,文本或者器物。

在史學研究中,越靠近現代的研究對象越倚重文本,如果我們研究民國的歷史,第一反應是去查檔案或其他史料。

但時代越靠前越無法依靠文本,比如石器時代,根本沒有文字記錄可言。

夏朝正處在這樣一個文本和器物交接的時候,關於夏朝的文本資料很重要,但文本資料很模糊。

學界就研究夏朝應注重哪一方有很多爭論。

有的人認為應該完全從器物出發,不應該管那些不可靠的文本;有人認為文本是框架,器物提供了物體的一些信息,只有依靠文本,這些器物的含義才能顯現出來。

有一件重要的事需要聲明。

對於夏朝究竟是否確切地存在,也就是「尋找夏朝」究竟找到了沒有這個根本的問題,本期雜誌儘量不偏向於某一方,而是將不同的觀點呈現,請讀者自己做判斷。

在信與疑的問題上,我們分別請「疑」的許宏、「信」的孫慶偉、「半信半疑」的李零三位老師做了專訪。

大家看後會產生自己的觀點。

我始終在說「夏朝」怎樣怎樣,這只是出於語言上方便的緣故,不代表有什麼額外的暗示。

當然可以有別的稱呼,「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公元兩千年前的中原」等等,為了簡便,我姑且都用「夏朝」這樣一個古史系統里的提法。

我們選了一些具體的器物做介紹,由同事陳賽完成寫作。

首先是陶器,陶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普通人的生活。

基於文獻的歷史學大多關注帝王將相的歷史,但考古學不同,普通人的生活痕跡在考古學中的意義也非常重大,這些器物展現了某一時段內人們的日常生活。

青銅器也非常重要,這個青銅爵流線型的造型非常富有美感,可以看出當時青銅器的鍛造水平就非常高了。

這件青銅爵在洛陽博物館中可以看到。

還有神秘的綠松石龍,告訴我們那個時候人的精神世界。

帶給我們許多新的理解,以及或許更多的困惑。

但這期雜誌我們真正選擇的主角是人,是一百年來的中國考古學家們。

這實際上是一層敘述視角的轉換,講的不再是夏朝本身,而且是我們認識夏朝的過程。

現在來看,大家對於夏朝已經有了很多的知識,但是在認識夏朝的過程中,經歷了很多反覆。

知識生成的過程或許比最後知識的「定論」更為重要。

而且對知識的敘述,本身是一種權力,甚至可以說這是一個「戰場」。

圍繞「夏」產生的種種紛爭並不僅是學者在材料、方法、理論上的技術性的不同認識,更與一個人的身份、進入考古學的初衷、史觀和對安身立命之所在的不同理解有關。

1990年,考古學家鄒衡參加了一個關於夏文化探索的國際會議,就發現一個很驚訝的問題,中國學者準備的都是對夏文化的具體理解,但是外國人還在討論夏朝是不是存在。

歐美學者基本上認為夏朝只是傳說;中國大陸及港澳台學者,還有華裔學者,認為夏朝存在,主要討論從考古學上怎麼對夏朝進行解讀;日本學者是中間立場,也不反對也不支持,處在比較模糊的狀態。

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和學者個人的身份之間有非常強的聯繫,因此如何看待夏朝跟學者本身去認識中國,認識中國的開端,以及學者經歷的這些學術界的變化有很大關係,這個過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這期雜誌我們要把這些過程呈現出來。

可以與大家分享的另一個花絮是,作為一個非考古學專業背景的寫作者,我在了解了學術史的基本脈絡後,腦海中最先浮現的反倒是很多看似不相干的故事:獅子王、古墓麗影、潘神的迷宮、俄狄浦斯……為什麼呢?

上學的時候,我的畢業論文導師戴錦華老師,喜歡和大家聊最近熱映的電影,她有時就會說:「啊,這不又是一個尋父故事嘛!」其時,尋找夏朝的百年中國考古學史何嘗不是一個「尋父」故事呢?故事框架如下:我們的祖先「丟」了(甚至可以說是我們主動弒父,也就是胡適、顧頡剛的疑古運動),於是踏上尋找的征程,可當你找的是一個從未見過甚至不知道是否存在的東西時,即使它就出現在你面前又如何知道它就是它呢(徐旭生髮現二里頭,卻認為這是商代都城),直到有一天暮然回首,發現那人早在那裡等你多時了(鄒衡1977年提出二里頭是夏的驚人觀點),一系列曲折往復之後,我們終於找到了它(學界目前的「共識」),但又似乎還有一絲的不確定(許宏的「攪局」)。

找到了嗎?無論如何,我們在這個過程中,成長了(中國人對自己歷史與文明來處的認識的增加)。

以上,是雜誌選題的源起與背後的一些思考。

這些想法和工作是由周刊編輯部眾多同事共同完成的,我只是作為參與者之一,向大家做一介紹。

第二部分,我具體來講徐旭生先生的貢獻。

徐先生1959年通過非常特殊的方法找到了二里頭遺址。

他翻閱大量古代文獻,然後有意識地來到這個地方,這實際上是一種很少見的情況,大多數的考古發現還是偶然性偏多,這樣有意識地尋找,其實相當罕見。

徐先生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學者,但他受到的關注卻是相當有限的。

雖不至於說是「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但說他不為公眾所知,是不過分的。

徐先生是在清朝末年出生的人,他與魯迅等人都是朋友,也曾親歷五四運動。

徐旭生先生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中大概有幾頁對他生平的概述,這是現在所有的公開出版物中關於徐先生生平的最詳細的介紹。

此外還有一個幾十頁的未公開出版的小冊子,是徐旭生的兒子徐桂倫退休之後自己整理寫的,他給了我一份,裡面提到一些對他父親的理解。

羅素在寫西方哲學史時提到,沒有哲學家是從「真空」中產生他的思想的,顧頡剛在《古史辨·自序》中也說,他之所以產生疑古的思想是因為:「我能承受我的時勢,我敢隨順我的個性,我肯不錯過我的境遇」。

每一個學者,能在學術史上扮演他的角色並完成他的使命,並不僅僅是個人的天才,與諸多條件都有關係。

我也就講一講徐旭生的情況。

徐先生的境遇。

徐先生是一個傳統的知識分子,他從小受私塾的教育,熟記四書五經。

同時他也有西方哲學的功底,1912年至1919年徐先生赴法國學習哲學,20年代就擔任北大哲學系的教授,教授西洋哲學史。

這樣的教育背景在現代考古學家中是非常少見的,但所學又跟考古學有非常大的關係,徐旭生自己在《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1943年版本的序裡面也提到了,說他在法國的時候接觸過一些歷史哲學的書,對他怎樣看待歷史,怎樣分辨史料,有極大的影響。

徐先生不是一個完全的舊知識分子,他了解西方的哲學、西方學術的先進之處,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再就是他個人的家國情懷。

魯迅有一篇很著名的雜文《從鬍鬚說到牙齒》,裡面談到有一個誤會,有人說魯迅參加一個反對軍閥的遊行,被打掉了牙齒,被打掉牙齒的實際上是徐旭生,魯迅在文章中澄清了這一事件,也對徐旭生表示了敬佩。

三一八慘案之後,很多知識分子又去抗議,當時的政府有一個通緝名單,徐旭生、李大釗和魯迅都在名單上。

這也就是說徐旭生先生有那個時代知識分子普遍的家國情懷。

另外還有他所處的大的時勢。

首先是20年代胡適等人提出的疑古問題,當時很多學者認為古史傳說都是編出來的。

這個話題是當時的知識分子都會思考的核心問題,徐旭生當然也不例外。

另外就是考古學在中國的興起。

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興起,同樣也是在20年代。

考古學的興起,為徐先生能夠找到二里頭遺址提供了可能。

還有一件事對他個人非常重要,就是他參加了西北科學考察團。

斯文·赫定與當時的政府達成了一些私下的協定,比如考察得到的文物可以由外國人帶走進行研究。

這個事情被曝光之後引起了中國學術界極大的反對,他們要求考察團必須改成平等的形式,中方也應有相應的權利,之後徐先生在各種機緣巧合下成了中方的團長。

這一次考察促成了徐先生從哲學家到考古學家的轉變,讓他明白了很多關於過去的知識是書本上無法得知的,只有親身走到野外去,通過現代的考古學的方法才能夠獲得。

考察結束之後,徐先生當了兩年的師範大學的校長,之後他就辭職到當時北平研究院的歷史所考古組擔任組長,成為了一名專門研究古史的學者。

還有徐旭生先生的個性,第一是比較傻,第二是比較倔,這是徐先生的子女對他的父親做的一個總結,我們當時請蘇秉琦的兒子蘇愷之先生給我們講了若干關於徐旭生先生性格的的回憶,這些內容在文章(《三聯生活周刊》)中都有介紹。

徐旭生先生作為一個在新舊和中西之間的人,能夠在五十年代發現二里頭遺址,各種因素缺一不可。

徐旭生先生的文獻功底非常重要,他對文獻有一套自己的判斷。

他有很強烈的找到夏朝的信念。

另外就是他找到二里頭遺址前,新中國就建立了基本的學術體制,有這種當代考古學體製作為一個依託,中國科學院考古所以及河南當地文物部門第二年就開始合作對二里頭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因此它才能成為一個重要的考古遺址。

試想,如果早一些,三、四時年代還處在抗戰和國共內戰之中,沒有機會進行考古探查和發掘,如果晚一些到六、七十年代,大環境無法進行自由的學術探索,如果那時還沒發現,也許接著就是改革開放,這個遺址直接在城市化過程中被建了高樓而不存在了。

若干的因素合在一起,最終是由這麼一個人完成了尋找夏朝這樣的使命,這真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絕佳例證。

除了發現二里頭遺址之外,徐先生還留下了很多學術遺產,如他對傳說時代的認識,他對中國歷史上文明形成過程中多元互動的思考等等,這對後來很多考古學家,比如蘇秉琦、鄒衡、張光直,乃至思想史領域的余英時、李澤厚,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細節的闡述在此從略。

UCLA的李旻老師告訴我,他過一陣會在《考古》上發一篇文章,更為詳細地探討徐先生的學術影響,有興趣的可以關注。

同時也推薦李零老師的文章《帝系、族姓的歷史還原》,這是李老師對徐先生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的讀後思考。

還要感謝三聯書店學術出版分社馮金紅、曾誠等編輯的大力支持,以及數十位接受採訪的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們。

沒有學術界與三聯一向的合作與情誼,這期專題也無法誕生。

歡迎讀者們在閱讀本期雜誌之後,多向我們提出批評意見。

本文源自三聯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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