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星燦：李濟和他的考古事業

任何一個科學工作者，假如能在身後留下300多萬字的著作，多數還能在身後一版再版，廣受學界歡迎，就算非常了不起了。

但李濟先生的事功並不完全體現在他的著述中，實際上，他所開創的殷墟考古乃至整個中國的考古事業，還在蓬勃發展，並結出累累碩果。

安陽發掘

張光直先生曾說李濟在中國考古界擁有多個第一：1926年，當他30歲的時候，他發掘了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這是中國人的第一次科學考古發掘;1928年，當他32歲的時候，他成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第一位考古組主任，並領導了舉世聞名的安陽殷墟的科學考古發掘;1945年，當他49歲的時候，他被任命為第一個國立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央博物院的首任院長;1949年，當他53歲的時候，他建立起中國大學第一個考古系——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並任系主任多年，培養了一大批優秀學者;最後，在上世紀60年代初，他開始主持編寫一部由多學科參與、多人合作的《中國上古史》，並在1972年出版了《中國上古史(待定稿)第一本：史前部分》。

但是，如果用一句話總結李濟，我也許會說他是安陽發掘的領導者，因為他的一生都跟安陽發掘分不開。

安陽發掘的意義重大，它不僅奠定了商代考古的基礎，使商史成為信史，把「中國歷史推早了六七百年至一千年」(李濟：《安陽發掘之回顧》，《李濟文集》卷五，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83頁);也為中國考古學奠定了基礎，為初創的中國考古事業設定了最高的學術典範。

李濟的團隊，學會了在紛繁變化的古代文化遺蹟中，分辨土質土色，劃分文化層;也學會了挖掘夯土基址和商王大墓;還通過安陽後岡三疊層的發掘，解決了商文化的來源問題;在研究上則採取多學科合作方式，把中國早期文化全方位地呈現給世界學術界。

安陽發掘，也為中國考古學培養了人才。

20世紀後半海峽兩岸考古界的領袖人物——董作賓、梁思永、夏鼐、郭寶鈞、高去尋、石璋如、尹達、胡厚宣、尹煥章、趙青芳，都是在二三十年代殷墟考古中成長起來的。

可以說，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的中國考古事業;安陽發掘的示範意義，到今天也還沒有過時。

安陽發掘現場

後半生

李濟離開大陸的時候，已經52歲。

由於社會動盪，儘管史語所考古組諸人盡心竭力，但是安陽發掘的報告卻只發表在薄薄4本《安陽發掘報告》和4冊《中國考古學報》中，安陽發掘的大部分成績可以說都還沒有公布於世。

作為安陽發掘的領導者，李濟的壓力之大可以想見。

他常自嘆息「將來如何交代」(高去尋致張光直信，見李卉、陳星燦編《傳薪有斯人——李濟、凌純聲、高去尋、夏鼐與張光直通信集》，三聯書店，2005年，第129頁);他的後半生雖然還兼顧教書育人，實際上卻也可以說是全部地投入到安陽發掘資料的整理和研究上了。

從1948年底移居台北，到1979年去世，在李濟的不懈努力下，作為中國考古報告集之四的古器物研究專刊(第一至第五本)，由李濟和他的助手萬家保合著，相繼出版，這就是我們熟知的青銅觚形器、爵形器、斚形器、鼎形器和53件青銅容器的研究;另外，他還完成了大型《殷墟陶器甲編》(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三本，1956年)。

除此之外，作為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的《小屯第一本：遺址的發現與發掘》系列，出了5本，均是由石璋如先生完成的;作為同系列《小屯第二本：殷墟文字之甲乙丙編》，出版了9本，分別由董作賓、屈萬里、張秉權先生完成;作為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三的侯家莊系列，出版了包括1001、1002、1003、1004、1217、1500、1550大墓在內的發掘報告7本，均由高去尋先生以輯補梁思永先生遺稿的名義出版。

這些樸素的黃色封面的八開本著作，擺起來像一條黃色的長龍，為安陽也為中國考古學樹立了典範。

這其中，李濟本人的工作量已屬驚人，但卻只占全部殷墟考古發掘和研究報告的一小部分。

李濟放棄了出洋尋找舒服生活的各種機會，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完成安陽殷墟發掘的研究和出版工作。

雖然這一願望在他生前並沒有完全實現，但正如張光直先生所言，他已經「盡其所能」。

對此我們只能充滿敬意，而不能有哪怕絲毫的怨言。

李濟文集

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李濟文集》，我想也許會有人套用李濟悼念胡適先生的話來追悼這位中國考古事業的奠基人：像李先生一生的成績，「可以說是『自有千古』，不需要任何紀念的標誌。

換句話說，他留下的工作成績，就是紀念他最好的紀念品」(《故院長鬍適先生紀念論文集序》，《李濟文集》卷五，第142頁)。

但是，李濟一生的成績不僅僅包括在他個人的著述里，也包括在他的同事和學生的著述里，還包括在他開創並設立了很高典範的中國考古事業里。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