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小書，三種歷史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博雅雙語名家名作系列」在繼出版李濟先生（1896—1979）《中國文明的開始》之後，近日又推出了他的另一部著作《安陽》。

此書是被譽為中國人類學之父、中國考古學泰斗的李濟（張光直在《李濟著〈安陽〉一書評介》里的用詞，原文兩詞分別是father和dean），80歲開始撰寫的畢生最後一部專著，書里書外頗有些故事。

我覺得書里寫的是殷商文明史和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誕生史，而從英文版到今天這部雙語本的出版，則可以作一種社會文化史來思考。

Anyang：A Chronicle of the Discovery, Exca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Ancient Capital of the Shang Dynasty（《安陽——殷商古都發現、發掘、復原記》）1977年由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

1982年，日本新教育圖書公司出版了國分直一翻譯的日文版，名為《安陽發掘》。

這本通俗考古讀物，李濟原本並不打算以中文出版，而很長一個時期內也確實未見中文版。

不過，從1990年起到現在已經有了三種不同的中譯本，其中就有經李濟先生的長子李光謨校訂的譯本，該本由商務印書館等多家出版社刊行。

《安陽》的寫作是先擬出提綱，由李濟口述錄音，助手整理成文之後再交作者審定。

李濟在書出後給他的得意門生張光直（1931—2001）的一封信中說，「寫這本書時常在病中，……雖有一大概秩序追尋，實際上只是想到哪，就寫到哪了」。

信里還稱張光直為「最能評議這本書的人」，請他直截了當發表意見。

（《李濟致張光直》[1978年1月16日]，見李光謨：《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

《安陽》全書共計15章，前8章回顧1928—1937年間安陽殷墟發掘的前前後後，包括19世紀末甲骨文的發現、抗戰中及戰後殷墟文物的長途輾轉、研究人員在顛沛流離的情況下繼續鍥而不捨地進行殷商文化研究等；後7章則「對迄今為止關於安陽出土物的各種專門研究作個簡要敘述」（參見該書第九章）。

安陽殷墟遺址的發掘，被看作中國現代科學考古學的開端，它使中國的「信史」得以上溯將近千年，而這個遺址也成為傳世文獻與地下發掘物相結合研究古史的一個關節點。

無論對於中國通史還是中國考古學史，安陽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安陽》出版之後，英語學術界反應迅速，業內專家在Science（《科學》）、Man（《人類》）、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美國歷史評論》）、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亞洲研究學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亞洲研究學刊》）等重要刊物上發表了多篇長短不一的書評。

其中張光直的一篇最長（10頁）。

評論者幾乎眾口一詞地認為，這是安陽發掘的領導者本人所作的敘述，是其幾十年來工作的一個總結，具有無可替代的特殊性、重要性和歷史意義。

李濟的老朋友、費正清的夫人慰梅（Wilma Fairbank），曾對《安陽》的原稿作過仔細的審讀和潤色。

在此書出版不久與李濟的一次通信里，她寫道：「你的關於安陽發掘的那本書最使我滿意的一點，就是它永久地記載下你成年後的經歷，即你和你的同事們在一系列令人鼓舞的發掘工作和隨後的研究工作中的經歷。

」（《費慰梅致李濟》[1978年2月20日由美國坎布里奇寄台北]，載李光謨輯：《李濟與友人通信選輯》）後來，李光謨讀了父親此書的感受則是：「……寫作《安陽》時的李濟，是在把他畢生關懷的安陽的事業當作自己的生命來寫的，也是傾其畢生的心智寫成的。

文字筆調上的凈化，更體現了他人格的升華。

」（李光謨：《〈安陽〉一書提要介紹》，載《從清華園到史語所》）

英語學界對此書的批評主要針對書的後半部（第9—15章），論者大多以為它缺乏1949年之後對於安陽以及其他地區的商文明（及同一時段並存的諸多異文化）的描述和評論。

顯而易見，這固然是緣於1949年以後「他遷居台灣而離開中國考古事業的主流」（張光直語，見張光直：《中國考古學論文集》），不過，也很可能是出於作者特立獨行的處事方式。

據猜測，可能是由於書中許多事實材料和論點在他的其他中文論著中已多處涉及，而且更加詳細的緣故。

（參見李光謨：《李濟和他的〈安陽〉》，載李濟：《安陽》）

李濟去世後不久，張光直在英文期刊《世界考古學》（1981年第2期）上發表的《考古學和中國歷史學》中，對先師有很高的評價。

張先生指出李濟在以下幾個方面具有深遠的影響：他一生堅持以使用第一手的科學取得的經驗材料（而非過去寫在書上的教條）為信仰和立論的依據；他主張考古遺物的分類應以可定量的有形的東西為基礎；他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出發，對考古資料所作的解釋；他不把對中國問題研究的視野局限於中國的範圍。

張先生還作出一個足以警醒同道的斷語：「就中國考古學說來，我們仍舊生活在李濟的時代。

」（陳星燦譯，載《考古與文物》）

英文版《安陽》出版之時，「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不久，百廢待興。

不過，中外之間的考古學術交流在高層次還不是完全隔絕的。

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在該書出版次年就讀到了，他在日記里寫道，「1978年12月24日 星期日……閱李濟《安陽》一書（pp.1-293）。

」（《夏鼐日記》，第八卷）而且，1979年夏鼐在《五四運動和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興起》一文中還不點作者名字地提到此書。

（原文是：「蔡元培院長選擇後者[引者按：即指挑選李濟來任史語所考古組主任並主持殷墟發掘。

]後來證明這選擇是明智的。

後者本人在最近出版的一本著作中還說他自己在國外所接受的訓練是人類學，但是由偶然的機會使他成為考古學家[《安陽》，1977 年英文版，第38頁]。

」）當然，一般學者能夠方便了解到英文版《安陽》的信息還要等上幾年。

1982年，張光直書評的中譯本才在內部發行的《考古學參考資料》上刊登出來。

最早推出中譯本《安陽》應該說是與紀念殷墟發掘60周年、殷墟甲骨文發現90周年相關（參見胡厚宣先生為蘇秀菊等譯本所作的序，落款時間是1988年10月30日），也是藉助這股東風，一度消失的大師李濟重新回到大陸學術圈。

李濟著作等身，其中與安陽有關的論著占有很大的比重。

這位被弟子張光直稱為「人類學派的古史學家」（轉引自張光直：《考古人類學隨筆》）始終關心中國上古史的研究。

但是，我們必須充分認清兩點，李濟的安陽研究並不僅僅局限於歷史學，重建中國上古史並非李濟終生的唯一追求。

以1990年張光直在選編《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時的思考，他把老師的主要貢獻歸結為四方面：（1）中國古代史研究的一個人類學途徑；（2）現代科學考古學在中國的建立和初期發展方向；（3）殷墟發掘與中國古史；（4）中國古器物學的新基礎。

（參見張光直：《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編後記》，載李濟：《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

李濟的事功在新世紀的大陸考古界和公眾生活中被「不斷地重新發現」。

2009年，江蘇文藝出版社推出了四川作家岱峻的《李濟傳》。

2010年，鳳凰台播放了口述史式的影視片《我的中國心·夢斷安陽》。

2012年，歷經幾十年磨難之後，以李濟命名的「李濟考古學獎」終於在他的母校清華大學舉行了首屆頒獎儀式。

安陽殷墟的文物保護和考古研究工作一直在向前發展。

1976年發掘婦好墓、1991年發掘花園莊東地甲骨、1999年發現洹北商城、2006年殷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樣的歷史年表可以開列得更細更長，足以叫人眼花繚亂。

（參見段振美：《殷墟：從考古遺址到世界遺產》）然而，今人閱讀李濟撰寫的這本《安陽》興味依然，我想必有深層原因。

其中一點恐怕就是李濟本人的傳奇一生以及與安陽的難分難解緣分。

安陽殷墟的「考古科普」從此將再難尋覓如此身份的大腕作者。

考古研究所的陳星燦副所長說過：「也許今天在具體觀點上李濟已不能滿足我們的求知慾。

因為考古就是這樣的一個學科，尤其是史前考古學，今日之是乃明日之非，已成為我們的生活常識。

但是李濟那恢弘的視野，是今天我輩無法企及的。

」（轉引自岱峻《李濟傳》）

李濟認為，要更好地研究中國歷史就應該採用一套「心理學+雙語研讀制+人類學」的方法。

（參見李光謨為《中國文明的開始》英漢雙語本所撰的序言）外研社出版《中國文明的開始》和《安陽》英漢對照本，說得上是對他這種主張的很好回應。

李光謨老師托我寫幾句推介的話。

我側重於學科史的角度，綜合他人成說，談點個人體會，希望引起更多讀者關注《安陽》，走近李濟，理解20世紀中國學術發展的艱辛和學人經歷的種種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