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半個世紀的考古學報告

考古學家梁思永從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後，加入中研院史語所考古組，相繼參加了齊齊哈爾昂昂溪五福遺址、查不干廟、林西、雙井、陳家營子、濟南章丘城子崖等遺址的調查，並於1935年全面主持殷墟侯家莊西北岡遺址的發掘工作。

西北岡遺址發掘結束後，梁思永開始將全部的出土文物進行整理，並開始撰寫報告，然而，1942年夏，梁思永的肺結核病加重，只好被迫停止了工作。

大陸解放前夕，史語所遷到台灣，大批文物也隨之遷到台灣，梁思永所撰寫的那一部分西北岡遺址發掘報告以及所發掘出的文物也全部遷到台灣，而梁思永則留在了大陸。

1954年4月2日，梁思永因病去世，他所撰寫的那部分報告便成了未完成的絕響。

梁思永去世的消息傳到台灣後，史語所的同仁們都十分悲痛，悲痛之餘，為了完成梁思永未竟的事業，史語所決定重新啟動西北岡考古報告編撰程序。

經李濟與董作賓商量，決定由當年參加過西北岡遺址發掘工作的梁思永的弟子高去尋完成這項工作。

高去尋接受任務後，便開始對照實物資料，專心致志地輯補梁思永的遺稿，但工作進行不久，高去尋便被派往美國留學深造，此項工作再一次停止。

1959年秋天，高去尋結束了在美國的留學生活，回到台灣，又開始了幾年前中斷的工作，對梁思永的遺稿進行整理、輯補。

這份報告，梁思永患病前，只完成了一至四章，第五章至第九章部分只完成了初稿，在此基礎上，李濟重新擬定了一份撰寫計劃，高去尋根據新的規劃，開始了認真細緻的整理工作。

他參考梁思永的遺稿，把西北岡挖掘的遺物一一進行核對，並對墓內外殘存的殉葬物一一進行檢索、加工，從1962年出版殷墟西北岡1001號大墓報告，一直到1976年，共出版了七座大墓的發掘報告，這些報告，雖然是在梁思永的報告基礎上編撰的，但其中大部分都是重新增補的，梁思永的報告，只是一個提綱性質的未成品，高去尋做了大量的補述工作。

對於高去尋的貢獻，張光年曾經感慨地說：「高先生花這麼大的力氣寫西北岡大墓的報告，完全是出於對史語所李濟先生，尤其是對梁思永先生的義務感和責任，而他自己研究的主要興趣並不在此。

但是這番努力的結果，使中國近代考古學上最重要的一批原始資料公諸於世，而且由於高先生的細心和負責任的態度，使那些『枯燥無味』的『破爛東西』轉化為價值連城的史料，這幾本報告也成為中國近代考古報告中的精華楷模。

」為了完成梁思永的這份未寫完的報告，高去尋窮盡了自己後半生的精力，可惜的是，直到去世為止，高去尋也沒能完成整個報告，1991年10月29日，享年81歲的高去尋溘然長逝，身後留下西北岡北區的三座大墓以及小墓總述尚未完成。

高去尋先生去世後，他的同事石璋如又毅然接過他未完成的工作，繼續對報告進行校補工作，又經過了近五年的努力，1996年，編號為《侯家莊》第九本的考古報告終於出版，標誌著殷墟西北岡遺址發掘報告全部完成，而此時，距梁思永開始撰寫這份報告已過去半個多世紀，距梁思永去世也已有42年之久。

今天，當我們重新審視前輩學人那份「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學術歷程時，我們收穫的不僅僅是感動，還有深深的思考。

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兩代三位考古學家執著於一份考古報告，並終於將它完成，這是一種讓人仰望的學術精神。

正是因為有了這種精神，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文化種子才能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薪火相傳，綿延不絕。

那一代學者所擁有的學術操守，永遠值得我們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