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家李濟離開大陸前後

李濟(中)

1979年，李濟先生因心肌梗塞過世，此前的1975年，李先生的夫人已在美國去世。

每每憶及此事，李光謨都唏噓不已：「父母在世的時候，我也想過要去看他們，但是想歸想，最終還是去不了。

」1995年，李光謨終於踏上1949年他曾經離開的台灣島。

跨進父親生活棲息的庭院，已是時光滄桑，人去樓空，惟余其父的手稿、信件和資料無言等待他的到來。

此後，經過簡單的整理，李光謨將父親的遺產運回了北京。

從此，編纂整理這些資料成了李光謨離休以後最費心費力的一件大事。

在這日復一日的工作中，李光謨開始了與父親的心靈對話。

當初的分別，父子做出了相反的決定：一個留在台灣，一個返回了大陸。

時空阻隔，雖然隔不斷父子親情，但相互的溝通和理解卻越來越困難。

父親的遺墨為兒子打開了一扇相互了解的窗口，越接近父親著作的深處，越理解父親的內心。

李濟一生

李濟，1896年出生於湖北鍾祥的一個書香門第。

後隨父遷居北平，考入清華學校。

1918年赴美留學，先入克拉克大學攻讀心理學，發現自己的真正興趣後，即轉入哈佛大學攻讀人類學，最終成為中國第一個人類學博士。

1923年，李濟學成歸國，先受聘於南開，後就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講師。

1926年，李濟先生主持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發掘，這是中國人第一次主持中國自己的考古發掘，先生當然地成為中國考古發掘的第一人。

「在中國，真正由中國人搞的考古發掘，便是1926年李濟在山西西陰村主持的發掘。

」「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這樣評價說。

因為在此前，遺蹟豐富的中國，考古發掘全由西方人把持。

1930年，先生又主持濟南龍山鎮城子崖遺址發掘，繼仰韶文化之後，龍山文化作為中國遠古歷史的標本再次由先生領導的小組，一鋤頭一鋤頭地呈現於中國與世介面前。

步入中年的李濟先生，真是意氣風發。

1929年，他受聘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接手已經進行過第一次發掘的安陽殷墟考古工作。

此後，直至1937年，他主持了安陽殷墟第二次至第十五次的發掘工作，所獲成果將殷商文化由傳說變為信史，震動世界。

後來的安陽殷墟，被列入聯合國世界歷史文化遺產，先生作出了絕大的貢獻，有人稱之為「李濟的安陽」。

他最後的考古著作即以「安陽」二字命名，可見安陽殷墟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然而，就在完成殷墟第十五次發掘後的第18天，盧溝橋事變爆發。

在炮火聲中，李濟先生隨這批文物一路輾轉西南，並在流徙途中繼續研究發掘文物。

八年抗戰結束，隨之內戰又起，直至1948年底，殷墟文物才被運至南京。

還未來得及開箱，李濟就受命押運殷墟文物到了台灣。

從此，他再未踏足大陸半步，他的名字也從這片土地上消失了。

考古學家和他發掘的遺址天各一方，永遠不能相見。

難怪他在人生的晚景，手難握筆的情況下，才口述由其助手完成了《安陽》一書。

那是他心中最大的牽掛，也是他人生最輝煌的篇章，留待最後的就是這一頁。

為了不可離棄的殷墟文物，李濟做出了一個不用思考的決定，妻兒一起赴台。

對於父親的決定，李光謨回憶道：「那段時期，我曾聽見父親和朋友在聊天時說，『只要文物是安全的，無所謂去哪個地方。

』有人勸他說，你不跟著船走行不行，他說，『不行，我要押運，東西在，人就要在。

』」看來，這位執著的考古學家只會直道而行。

父子分離

當時的李光謨因身體原因正休學在家，對於遠途奔波並不是很樂意。

可因為李光謨的大姐幼年夭折，另外兩個姐姐又先後病逝於抗戰時期，家裡只剩下李光謨一個孩子，他不能不隨父母遠行。

李光謨

1948年年底，一家人跟隨父親鍾愛的文物到了台灣。

當時的李光謨22歲，其父李濟52歲。

李光謨休學前已是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三年級的學生。

如果能在台灣讀完後兩年，他也許不會再返大陸。

但當地的學校都表示很難接收他，即使選擇轉學，台大也要他答應兩個條件：第一，必須倒退兩年;第二，要學一年的日語。

等於在同濟的三年不作數，從開頭學起。

李光謨回憶說：「我不同意這樣，於是萌生了回上海，回同濟讀書的願望。

」

1949年2月，李光謨離開台灣準備回上海繼續學業。

李光謨記得，他在基隆港上了船，父親並沒有到碼頭相送。

李光謨回憶說：「只有媽媽，還有後來過繼給我家的弟弟來基隆碼頭送我。

當時心想就是離開一下，等到暑假就會回來。

」恐怕那個時候，李濟也抱著同兒子一樣的想法，戰爭一結束，就意味著家人告別分離，否則他不會不送兒子一程。

李光謨到上海後，不僅擔任了學生會的負責人，而且加入了宋慶齡支持的人民保安隊，和市民一起默默等待上海的解放。

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國民黨政權被推翻。

此時的李光謨也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那就是留在大陸，他回憶道：「我給父母寫了一封信，表明我的態度，說自己決定留下來看新中國的建立，期待著在未來能與父母相見。

後來別人告訴我，母親看到信之後，大哭一場。

」

此後，新舊兩個政權一直處於敵對狀態。

李濟父子相隔兩岸，音訊難通，連兒子定居北京並娶妻生子，父親都不知曉。

1955年，李光謨父親朋友的女兒去香港，碰巧見到了李濟先生，才告知李光謨的狀況。

李光謨說：「那些年，父親在香港的一些朋友，曾經給我寄油、糖等日常物品。

真的非常感謝父親，一直動用自己的力量幫助我。

」

「文革」開始後，父子間的通信日趨困難。

即使偶爾收到家書，也必須馬上忍痛燒掉，為的是要與在台灣的父母劃清界線。

但是對親人的思念是任何暴風驟雨也隔絕不開的，李光謨回憶說：「1973年前後，趙元任先生從美國回來，他見到我的頭一件事情，就是幫我照相，他說，要馬上寄到日本去給他女兒，然後讓女兒寄給我父親。

隔了一周見到他，他說，真糟糕，膠捲壞了，但是信息已經通過女兒帶到我父親那裡了，他們高興壞了，因為之前都以為我在『文革』當中去世了。

」

李濟的名字在大陸消失了一段時間之後，忽然在1959年被拋出來接受批判。

受李濟培養的諸多弟子們以《考古》雜誌為陣地，對李濟發起了斷絕師生關係的猛烈「圍剿」。

當年，李光謨在複雜的心態下，還收藏了一期《考古》雜誌，那一期的雜誌登載的全部是批判李濟的文章。

一個考古學家的學術選擇，被冠以政治立場錯誤的大帽子。

而李濟則從學術的角度，對大陸學者的考古發掘報告給予了嚴厲批評，學術報告對發掘地、器物、尺寸等按常規必須公布的內容都「秘而不宣」，卻充滿了政治口號，批判語言，空洞無物。

「我想，按照他一貫的標準，這些根本都夠不上考古學。

」李光謨說。

據說，一段時間內，李濟根本不引用大陸的考古發掘報告，直到後來西安半坡遺址的發掘報告出來以後，這種局面才開始改觀。

李濟先生去世後，留給李光謨一筆遺產，李光謨很早就提出捐贈一部分設立「李濟考古學獎學金」。

李光謨想這會是父親的心愿，他想幫助九泉下的父親完成這個心愿。

誰知社科院考古所申請批覆的報告遞上去之後，一直得不到下文，功德無量的事就這樣不了了之。

李光謨後來聽說，有領導在中國考古學會理事會上講：不能以一個1949年離開大陸的人的名義來設立獎學金。

言下之意仍然是政治立場問題。

在改革開放初期，這樣的說法並不奇怪。

可李光謨說起此事仍滿是遺憾：「那是1981、1982年吧，唉，本來是中國第一個考古學獎學金的……」

如今，五卷本《李濟文集》的出版不知能不能彌補當年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