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中國史：中國的遠古歷史起源哪裡？（圖）

節選自《至簡中國史：大數據講述中國大歷史》

英國倫敦大學的拉古別里曾在1885年的一篇文章里主張中華民族的始祖黃帝是從古巴比倫遷來的。

日本濱田氏進一步相信殷墟時代在中國發達極盛的青銅文化，也是由西方輸入的。

「銅或青銅的使用……至少在舊大陸，是發生於西方亞細亞的一個中心，傳播到各地的。

……關於銅和青銅的知識，就說是從西方傳到中國，也是大可以有的事。

美國的畢士博在1939年發表的《東亞文明的開始》一文中，敘述了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彩陶與黑陶文化以及文明時代的殷周。

但在檢討了中國文明的各項特質以後，他認為中國的彩陶、青銅器、大麥、文字、牛、羊、等東西都是外來的，不是來自近東便是來自印度。

中華文明到底是怎麼起源的？

幾千年以來，人們依據歷史書的記載和儒家典籍的描述，天然地認為「三皇五帝」是我們的祖先，由黃帝代代傳到堯舜禹，繼而是夏商周。

這段敘事世系完備、記載有序，人們對此並沒有反思和懷疑過。

但這個觀點在100 年以前被打破了。

當時，質疑中國傳統文化的「新文化運動」興起，反映在史學領域，便是顧頡剛、胡適、錢玄同等人為代表的「古史辨派（疑古派）」的出現。

他們用西方整理古代資料的辦法，重新梳理了古文獻和史書，認為中國的古史傳說是靠不住的。

顧頡剛認為：「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

」而這個論斷，否定了整個「三皇五帝」時代，也否定了古史記載的那個黃金時代。

胡適聲稱「東周以上無信史」。

顧頡剛甚至通過「考證」，推斷出大禹是一條蟲子，而不是一個人。

傳統古史系統於是崩潰，大一統觀念也失去依託。

「此前，中國知識分子並沒有重視中華文明的起源問題。

因為在中國傳統的史學學術背景下，『三皇五帝』都是想當然的事，文明起源不是問題。

然而新文化運動的『古史辨派』，卻動搖了這個基本信念。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說。

我們到底從哪裡來？中華民族會不會像世上萬千民族中的大多數，難以找到自己的起源？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黃洋說：「歷史，是人類的集體記憶。

失落了源頭，人類就陷入失憶。

我們歷來自稱炎黃子孫，可如果炎黃是否存在也還沒有搞清楚， 難道不尷尬嗎？」所以，能否通過紮實的科學研究，在準確事實的基礎上重建上古史的體系，成為百年來史學界的一大重要課題。

1925 年，著名學者王國維提出，考察古史要有文獻學和考古學二重證據法。

要將地下的考古發現補正文獻史料，即以直接史料和間接史料相互印證，以此辨析歷史真偽。

比如，如果上古史書記載了某件事，而出土文物恰好也印證了這件事，那這部分記載一定是可信的。

於是，在重建上古史與回答文明起源的問題上，考古學給中國學術界帶來一線希望。

由此，中國學術界才開始主動接納這門源於西方的學問。

以考古來印證古史傳說，進而重建可信的古史，是近一個世紀之前中國第一代考古學家的基本心態。

1926 年，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考古學家李濟來到山西臨汾，考察晉南地區， 並對西華陰村進行了發掘。

這是中國考古學家獨立主持的第一項田野工作。

此後，中國大地上開始了大量的考古發掘。

到了21 世紀，考古研究更加波瀾壯闊，例如科技部2002 年立項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除了傳統的歷史、考古等學科外，還集合了環境史學、物理、化學、地理、計算機、動植物、醫學、人類遺傳學等幾乎所有的自然科學門類。

100 年來，隨著考古學不斷取得重大突破，越來越多的古史記載獲得了印證。

中國夏商帝王世系，自「古史辨派」質疑以來，只被看作傳說，不為學術界所普遍接受（顧頡剛主張要把這段歷史當故事看）。

然而20 世紀上半葉以來，由於甲骨文的發現和識別，史記中商代帝王的世系很多都在甲骨文中得到了印證。

王國維考證發現，《史記·五帝本紀》中的帝嚳確有其人，《史記》記載的商朝世系也是可信的。

這樣，被古史辨派一度推翻的夏商世系傳說，自此重新獲得了可信的證據。

1928 年，商朝首都遺址「殷墟」在河南安陽被發掘出來。

殷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文獻可考並為考古學和甲骨文所證實的都城遺址。

殷墟的發掘，確證了中國商王朝的存在，重新構建了中國古代早期歷史的框架，再次印證了《史記·殷本紀》等傳統文獻記載的商代歷史確為信史。

1959 年，歷史學家徐旭生根據上古史籍記載的指引， 在河南偃師二里頭村蔥蔥麥田覆蓋的地下，發掘出一片城市遺址，此遺址距今3700 年左右，考古學家研究認定此時期是夏朝晚期、商朝初年。

至此，「雙重證據法」所證明的歷史，已經被推前到夏商之際。

但關於夏禹前的歷史，還只是傳說，尚未被考古證實。

海外學者對這段歷史多持懷疑態度。

情況終於有了轉機。

2002 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在山西襄汾縣陶寺村南， 距縣城約15 里地的一塊麥田裡，發掘出一片規模巨大的上古都城，都城在鼎盛時期面積達4000 多畝地（280 萬平方米），跟今天的清華大學校園差不多大。

這一發現，將歷史進一步推前到了堯舜時代，即夏朝建立之前的時期。

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王族墓地、宮殿區、下層貴族居住區、普通居民區、手工作坊區等一應俱全，作為都城的基本要素，它全部具備。

這項考古發現，使考古學所證明的中華文明起點由二里頭遺址所標明的距今3700 年左右的夏商時期推前500 年，到距今4200 年左右。

而根據古書的年代記錄，那正是堯舜時期。

遺址中的古觀象台，據碳十四方法測定，大約在公元前2100 年左右使用。

這個觀象台表明，4000 多年前人們已經通過設計大型的建築，來測定節氣。

此地還出土了兩個精美的彩繪龍紋陶盤，直徑近半米，內飾盤龍，龍口銜松枝，說明華夏族的龍圖騰已經出現。

又出土一隻陶土扁壺，上面寫有幾個暗紅色古文字， 比商代的甲骨文早至少七八百年。

這都表明，當時的文明已經到了很高的程度。

2011 年，考古人員在陝西神木發現了石峁古城遺址。

石峁古城的規模，遠大於年代相近的良渚遺址（浙江，300 多萬平方米）、陶寺遺址（山西，270 萬平方米）等已知城址，是目前已發現的我國史前時期規模最大的城址，相當於6 個故宮。

石峁古城和周圍的衛星城主人是誰，目前尚不確定，有不少學者推斷，它很可能是軒轅黃帝領地。

其他小型一些的考古發現，更是不勝枚舉。

李濟先生說：「殷墟發掘的經驗啟示於我們的就是：中國古史的構成，是一個極複雜的問題。

上古的傳說並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謊帳。

那些傳說的價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

只有多找新資料，一步一步地分析它們構成的分子，然後再分別去取，積久了，我們自然會有一部較靠得住的中國上古史可寫。

」

與此同時，蒙文通、徐旭生、傅斯年等眾多學者也在文獻學方法的基礎上，

重新梳理上古歷史，試圖從理論上還原出上古中國的脈絡。

「三大集團說」「夷夏東西說」等鴻蒙時代社會狀況的新描述，逐漸產生。

蒙文通和徐旭生各自獨立得出了遠古時期中國大地上存在三大部族集團的結論，可謂不謀而合。

儘管中華文明起源的探索還遠未完成， 但經過大量的考古實證加古史重新梳理， 一個上古時的中國，輪廓已經逐漸清晰。

有了大量學術研究的支撐，即便跟幾十年前相比，我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也已經大大進步。

其實，顧頡剛在考證大禹是一條蟲時所用的方法頗多附會，後有好事者沿著顧頡剛的邏輯去考證，考證出「顧頡剛」竟然是一隻鳥a。

中國上古歷史，百年來經歷了相信古典——打碎古典——重建新古典之路。

這恰似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軌跡，也是中國人百年來思想歷程的縮影。

國人曾對古人深信不疑，又曾以「五四」「文革」的鐵錘將其徹底打碎。

而今天，在我們對西方文明激烈擁抱之後，驀然回首，卻發現那些滿載著方塊字的殘簡與黃卷， 重又在燈火闌珊處放出光芒。

時代浩浩向前，我們站在歷史的分水嶺上，清晰地看到這一「正—反—合」的百年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