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從古墓發掘修復大量刺繡文物，建立全球絕無僅有的考古科研基地

萬卷出版公司的國家重點圖書出版項目、國家出版基金項目《中國刺繡》一書近日正式出版面世。

刺繡是中國古老的手工技藝之一，有考古實證的刺繡文物距今已有3000餘年，這項手工技藝從實用性轉向裝飾性，甚至達到了一定的藝術高度，這與中國傳統審美和藝術追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王亞蓉

該書的作者王亞蓉先生是我國著名的紡織考古學家，研究中國古代紡織歷史以及紡織工藝史四十餘年，獲評2016年中華文化人物，譽為「大國工匠」。

近十年來，王亞蓉先生為全國各地的文物保護機構培養了大量實踐型人才，並為我國建立了首個紡織考古科研基地，也是目前世界範圍內絕無僅有的研究項目。

40餘年前，在沈從文先生的倡導下，我國首次建立了以紡織考古實踐為研究方向的課題，以沈從文、王㐨、王亞蓉三人為初始團隊，並出版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這本對後世影響極深的書只是沈從文先生規劃的系列出版物之一。

令人遺憾的是，沈從文先生不久便去世了。

戰國龍鳳虎紋襌衣紋樣虎紋局部，湖北江陵馬山楚墓出土

儘管王㐨、王亞蓉兩位先生按照沈先生的設想繼續開展工作，但是隨著王㐨先生的忽然離世，間接導致全部資料被封存，無奈之下，王亞蓉先生只得獨自一人重新整理、研究。

資料的缺失是《中國刺繡》一書自組稿開始便遇到的巨大難題。

從圖書出版的角度來說，由於基礎資料的匱乏，同時作者的全部精力投入在急待發掘和修復的國寶級紡織文物上，無暇分身，在缺少作者配合的情況下，成書的可能性低於10%；從文物保護和歷史研究的角度來說，這些缺失的資料不但包含了中國古代先民的審美表現，而且能夠真實反映出作為「絲綢大國」的中國在紡織技藝方面的發展脈絡，更重要的是，有關刺繡乃至紡織考古的課題需要接續研究。

1995年，王亞蓉在新疆尼雅遺址東漢合葬墓的清理現場

在看到王亞蓉先生面對紡織考古在實踐中遇冷時的孤寂，卻仍堅守這方「陣地」慢慢建立科研基地，為培養後繼人才而努力時，我們沒有理由選擇放棄，而是以貼身隨行的形式去了解作者的工作狀態，以及她對刺繡文物發掘、修復、研究中的思路，並通過採訪協助整理資料的方式進行組稿，這是對出版社編輯人員專業和耐心的極大考驗。

在組稿的八年間，作者完整修復和複製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出土的紡織品文物，這些文物為被譽為「絲綢大國」的中國保存下了極具文化藝術價值及歷史研究價值的國寶，同時也成為了《中國刺繡》成書的第一手資料。

根據法門寺出土的紫紅羅地蹙金繡半臂，複製出失傳已久的多經互絞花羅

《中國刺繡》中提到的每一個考古現場，都曾有王亞蓉先生的身影，書中所收錄的每一件刺繡文物，都是由王亞蓉先生親自過目的，甚至絕大部分是由她親手發掘、親自修復、主持複製，或是由她定名、掌眼鑑定年代和工藝的。

這些年來，大量的刺繡文物經王亞蓉先生之手得到修復和複製，其間又有新的文物出土，形成了震驚中國乃至世界的紡織考古研究，不斷增補的內容撐起《中國刺繡》出版項目的高度，也更擔當得起國家重點選題的榮譽。

漢 刺繡荒帷細部，山東日照海曲漢墓出土

當人們還分不清錦與繡的真實樣貌，還不清楚綾、羅、綢、緞都是何物時，王亞蓉先生已經將它們按照標準文物進行手工復原，以實物示人。

這份實踐的經歷，是任何一位史學家無法代替的。

王亞蓉先生希望能更全面地向讀者展示中國刺繡的精湛，將她經手的刺繡文物研究成果全部收入書中，即使身纏頑疾，仍舊毅然前行。

江西靖安東周墓葬現場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王亞蓉先生接觸到紡織考古，隨著考古發現越來越多，亟待修復的文物也越來越多，而這些紡織品是文物中最「嬌嫩」的。

刺繡文物也同樣，要經過細緻地研究了解其材質、製作工藝和技術、損壞程度等，方能定名和修復。

正因為王亞蓉親自主持和參與了這些工作，所以這本《中國刺繡》中，我們有幸見到了三件國寶級刺繡文物——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出土的納錦繡田獵紋飾帶、北京石景山老山漢墓出土的鎖繡荒帷、明定陵出土的孝靖皇后灑線繡地盤金彩繡百子衣的研究和修復過程。

王亞蓉（左一）正在揭取唐代法門寺地宮寶函外裹的絲帶

近年，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做出重要指示並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要認真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華。

」出版單位應秉承以推廣傳統文化為實踐，力爭為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增添更多具有高度學術價值、研究價值、傳承價值的優秀出版物，如同《中國刺繡》項目的出版，便是最好的詮釋。

這是文物的原狀

這是修復後呈現出的一副文官像

修復前的絲織品是這樣的

經過修復後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