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離】王亞蓉：服飾是一個國家的體面

王亞蓉(前排右二)在江西靖安與紡織領域專家討論如何修復東周墓葬發現的絲織物。

馬山一號墓鳳鳥花卉紋繡淺黃絹面綿袍復織品。

王亞蓉(右一)和沈從文夫婦的合影。

法門寺出土的蹙金繡紋羅復織品。

剛出土的絲織物和復織後的絲織物的對比圖

(以上圖片均採訪對象供圖)

文匯報見習記者 陳佩珍

今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先後復織完成2007年從江西靖安東周墓葬里發現的三種高密度紋飾織錦，這三種紋飾分別為三角形紋、狩獵紋和幾何紋飾。

主持這項工作的王亞蓉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高級工程師，被稱為「中國文物修復專家」、「織繡領域研究第一人」，她參與過的絲綢復織項目從東周時期到清代，時間跨度長達2000多年。

湖北江陵馬山一號墓、長沙馬王堆西漢古墓、陝西扶風法門寺唐代地宮、江西靖安東周墓葬、再到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墓……每逢有重大考古發現時，總能在現場看到她的身影。

數不清的考古現場記錄了她從年輕時候的意氣風發到如今的兩鬢微白，承載了一個年過古稀老人的幾十年如一的「堅持」，更見證了中國古代服飾文化研究的軌跡。

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會經常念叨起恩師沈從文，一句句「沈先生」讓北京初秋的冷意有些消退；近四十年考古經驗的積累，讓她能隨時對發掘出土的文物作出判斷和處理，身邊的工作人員對她也只有「服氣」二字；她一生守住「想為國家做點事」的初心，在心臟血管里裝有6個支架後還能用尖銳的小鑷子鉗住一顆顆細如針尖的沙粒。

「雖然在沈從文先生去世後，我也失落過，這怎麼辦？但是我覺得最好的辦法，也就是能做什麼就堅持做什麼，堅持、堅持，就這麼一個想法，一直支撐著我到現在。

」王亞蓉對記者說。

「先生帶我走進充實難忘的人生」

王亞蓉1961年考入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現更名為「清華大學美術學院」），1963年因為家中父親過世，母親當時沒有工作，家裡有姊妹六個經濟困難，只好從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退學工作幫母親養家。

在輟學後的很長時間裡，她成了一名設計玩偶的美工。

直到1975年，王亞蓉連續幾天泡在北京圖書館柏林寺分館查閱資料為自己設計小貓、小狗、美術人形尋些靈感時，多日相鄰閱書的長者突然向她發問，兩人便交談了一會。

交談完，她得知這個長者就是當時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的楊纖如教授。

在楊纖如教授的引薦下，王亞蓉認識了沈從文。

王亞蓉還記得第一次見沈從文時的感受：「握過沈先生的手，見過沈先生的面，只能用驚訝來表達我的感受。

先生的手柔弱無骨，先生的神氣溫和睿智，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體會，使我頓生敬慕我遇到了奇人。

」

這段經歷也被王亞蓉寫進她的書《沈從文晚年口述》中，從1975年開始，王亞蓉便跟隨沈從文工作。

在沈從文的介紹下，王亞蓉認識了王 ，王亞蓉和王 當時都被安排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業餘時間協助沈從文進行物質文化史各項專題研究。

1978年，沈從文也被正式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

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秘書長的劉仰嶠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喬木讓沈從文提出工作要求和需要解決的生活困難，院裡可以幫忙解決時，沈從文只提出了兩點：一是希望將王 、王亞蓉調到身邊協助工作；二是找個地方集中整理出版周總理囑編的「古代服飾圖錄」。

「沈先生對於自己家中因文革遭遇的種種困難隻字不提，他曾說過，『個人的小事怎能提？』」王亞蓉回憶說。

1979年，在沈從文、王亞蓉和王的努力下，作為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開山之作《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最後整理完成。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內容涉及的時期起自殷商迄於清朝，對三四千年間各個朝代的服飾問題進行了抉微鉤沉的研究和探討，全書計有圖像700幅，並且分為圖和插圖，共25萬字。

「好多人都問我沈先生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為什麼分什麼圖和插圖，用起來多麻煩，通編號多好！這是沈先生為了一份紀念而堅持的。

他很看重周恩來總理編中國服飾禮品書的這份囑託。

因為文革前兩百幅圖和圖的說明，排版後列印了十份樣書，曾送總理審閱過，書遭劫後再出版，沈先生無論如何都要保持這個體例不變，說是總理看過。

後來新補充的材料只能以插圖的形式存在了，沈老用自己的方式紀念著總理。

書出版後，他簽名將第一本書送給鄧穎超以寄對故人的思念。

聽到總理逝世時他因悲痛眼底出血視物不見，好長時間才恢復過來。

」王亞蓉把沈從文和周總理這段往事告訴了記者。

沈從文是中國服飾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但是人們對於沈從文的定位一直是「文學家」，他對中國服裝史所作出的貢獻一直被大眾忽略了。

關於這一點，王亞蓉表示：「很多人不清楚沈先生研究服飾文化是從何時開始的，他生在靈山秀水的鳳凰古城，長在苗人花花朵朵的氛圍中，苗族的服飾文化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他。

再加上他十年如一日的在歷史博物館甘做展室說明員，更加地加速了他在方方面面的學習和成長。

」

王亞蓉稱是沈從文帶她走進這段和服飾「打交道」的充實難忘的人生，她評價沈從文為「形象歷史學家」：「歷史學有依文獻研究為主的歷史學家，有依考古研究為主的文物歷史學家，沈先生是以文物為基礎，用文獻及雜書筆記作比較的唯物法，加上他充滿思索的文學家的頭腦和手筆來研究的，應稱為『形象歷史學家』。

」

「絲織品是文物里最嬌嫩的」

紡織考古是對考古發現的紡織品文物、紡織工具等進行發掘、提取、保護、修復、復織的一個考古學分支。

通過對出土紡織服飾、紡織工具的考察與分析，對其所反映的各個歷史時期紡織技術的水平、紡織品的工藝特點等進行研究。

對於王亞蓉來說，紡織考古最難的一個環節是現場「提取」。

在這麼多次的考古經歷中，王亞蓉坦言江西靖安的東周墓葬現場提取是最艱難的。

2007年1月6日，江西省靖安縣發現一座東周墓葬。

墓葬里裝著刮紗刀、打緯刀，以及木質的繞線框、梭子、陶紡輪等紡織工具。

而令人焦慮的是，墓中堪稱稀世珍寶的古代織物都與溫軟的泥沙混為一體，已成泥糊狀，一觸即碎，入水就溶。

江西靖安的東周墓葬是當地人劈山修路時發現的，這個墓的特點是一個墓坑有47具棺材。

「這在所有的墓里是最特殊的一個，因為一般的墓葬都是一具棺材，最多夫妻合葬有兩具棺材。

」王亞蓉對記者解釋道。

回憶起當時的提取現場，王亞蓉還歷歷在目。

「棺材排列得很密，幾乎沒有空隙，第47個是主棺，周圍是木槨，一個木槨裡面一具棺材。

主棺的前棺中間飾有一個金飾，這個金飾直徑有30公分，是迄今為止棺飾中發現最大直徑的金飾。

金飾里有三圈刻的紋飾，中間是三個圈的圖案，旁邊是一些陶紋的裝飾。

」

打開棺木後，王亞蓉和工作人員發現整個屍身都浸在水泡裡面，紡織物已經和泥沙混在一起，他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據現場狀況研究提取方案。

「因為絲織品是所有文物里最嬌嫩最不好處理的，你提取不當或者一些條件不當，它就會損毀的。

」王亞蓉表示。

為了能順利提取絲織物，王亞蓉和工作人員在墓的旁邊用原來的糧庫改造成了一個臨時的實驗室作為應急保護的場所，並在裡面放了一個櫃式空調，溫度調到16度。

紡織品不能在室外，有紫外線和風沙都會被摧毀，所以要在室內來清理。

屍身用竹蓆包裹，王亞蓉和她的工作團隊用泡沫做了一個30公分直徑的滾筒，從這邊到那邊一點點捲曲，再拖出來放在地上。

「絲織品和竹器必須要馬上保濕，你不保濕，從小環境移到大環境的變化就會讓它們很快乾裂，取了竹蓆在兩塊濕布間還保持著濕度，這就是我們做的臨時提取工作。

」

由於最近身體有些不適，王亞蓉跟記者聊了一個小時後就已經有些疲憊。

「我乾脆讓我的一個學生過來，她參加了東周墓葬現場的提取工作，我最近實在是太累了。

」說罷，她隨口就報出學生的手機號碼，讓助理打電話。

王亞蓉打電話叫過來的學生是司志文，她從2001開始就一直跟隨王亞蓉學習，輔助王亞蓉工作。

司志文就東周墓的提取困難接著跟記者講解，取出絲織物後用「虹吸法」把棺液排出，並且司志文強調不能用刷子只能用手：「一隻手護著它不能被水沖走了，另一隻手輕輕地拍其他部位的水，用這個水把泥沙一點點的盪出來。

當時我們在水池裡放了個海綿，因為水是不能直接衝下來的，直接衝下來會把沖壞，因為絲織物裹著泥沙，水一大了泥沙一衝就會造成絲織物損傷。

我們拿海綿隔著讓水漫滲進入，然後大家用手振動水慢慢激盪泥沙，清潔，最後才取得了絲織物。

一開始的時候大家還記了個次數，後來大約換了幾十次水，就沒有人記了。

織物在現場得到及時地兩面加護，才得到兩千多年前的珍品。

」

東周墓葬的前期提取工作做了整整兩年，「前期提取完了，修復到現在還沒徹底結束。

」司志文告訴記者。

在司志文的眼裡，王亞蓉是一個「平時很多事情是可以商量的，但是工作的時候，她說怎麼樣那就怎麼樣的人」：「在文物發掘現場就需要這樣一個人主持，你若研究討論不及時，這個文物就已經損壞了。

只有像王老師這樣參與過眾多出土絲織物的處理，有豐富實踐經驗的人，才能現場對文物處理選擇正確的處置方法。

我們圈有一個矛盾，如果你要等科技檢測的結果出來，這文物可能就已經完蛋了，在文物現場的時候就需要這樣一個能當機立斷的人。

」

「你們對她都很服氣？」記者問。

「那當然了，因為我們根據她的方法做完之後幾乎沒有做壞了的。

」司志文回答說。

「遠古文物讓我感到『今不如昔』的痛」

文物提取結束後，緊接著就要進行修復和復織工作。

「我為先祖感到自豪。

在考古工作中不斷出現的遠古文物使我有時感到今不如昔的痛，也使我逐步理解沈先生為什麼別無旁顧地佩服毛主席的『古為今用』。

於是我以馬山楚墓出土紡織文物為標本開始致力於研究復織工作。

」王亞蓉跟記者談及自己做絲織物的修復和復織研究工作的初衷。

1983年到1990年王亞蓉完成了第一批的復原複製工作，這些成果在199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在江陵舉辦的第一次國際服飾研討會上發表，其中復原複製的N10彩繡鳳鳥紋棉衣，因繡工太細緻精美，整件衣服平鋪在一塊展板上放在地上，為了能看得清楚，來自日本、韓國、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學者被中國古老的文化折服了，圍著衣服跪了一圈，荊州博物館的彭浩先生詼諧地說：「這真是五體投地啊！」

哈佛大學張光直教授看見王亞蓉完成的工作時，告訴王亞蓉她在服飾文化領域開展的工作應叫用實驗考古研究方式進行的研究再現工作，這種實驗考古學形式源於美國，美國是研究石器。

即選用與古人相同的材料，現代人用古人的方法再做一次，然後用它去實驗各種功用，以得到實在的結論。

「過去那種推論性的研究有許多出入，用現代人的頭腦和眼光去推斷遠古社會誤差是難免的。

你開展的這項工作很重要，要堅持下去。

」王亞蓉至今還記得張光直教授當時對她說的話。

在今年的3月份，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蘇州成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紡織科研考古基地」，致力於挖掘傳承傳統絲綢工藝和研發古絲綢失傳的技藝。

「等於說是我們的實驗基地，有一些失傳的技藝都需要反覆實驗，只有實踐才能出真知。

」王亞蓉說。

在蘇州紡織科研基地的主要負責人里，有被王亞蓉稱為「三十年老搭檔」的王繼勝。

王繼勝是南京雲錦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在來到蘇州紡織科研基地前，一直在南京雲錦研究所工作。

他和王亞蓉的合作從1986年馬王堆複製素紗褝衣開始，王繼勝笑稱這麼多年來，自己做了兩份工作，幫王亞蓉複製絲織物是自己的「兼職」，所以這麼多年來沒有享受過假期。

談到和王亞蓉的第一次合作「素紗褝衣」，對於復織時遇到的困難，王繼勝還記憶猶新：「素紗褝衣復織的難點在於原材料，它用的絲絮比較細，細到什麼程度呢，大約是頭髮絲的三分之一，我們當時織出來的東西始終是超重。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絲都是五眠蠶（眠：蠶蛻一次皮為一眠），古人那時候的蠶還沒達到五眠蠶的程度，只有三眠蠶。

三眠吐絲量就比較肥，強度也很好。

五眠蠶絲的韌度強度不如以前，復原就很困難，找這個原材料就很不容易。

後來專門成立了養蠶研究所，飼養出三眠蠶才解決了原材料的問題。

」

為了復織素紗褝衣，王繼勝用了6年時間。

「受當時的技術條件，做出來的衣服比原來的出土文物重了一克，出土文物是48克，我們做了49克。

主要是受技術限制，組織結構不完全符合原文物。

1克也不能多，今年剛剛做出來的褝衣已經達到46克，越輕就越接近原物。

」王繼勝表示。

今年9月份成功復織的東周墓葬里的絲織物也離不開王繼勝在紡織技藝上不停地摸索，王繼勝特地跟記者強調是「紡織技藝」而不是「紡織技術」：「王亞蓉老師一直跟我們強調，文物復織必須手工，用傳統的方式來做。

」

東周墓葬三種類型絲織物的復織難度，王繼勝總結為三個方面：一是經密度比較密，一般的經錦（「經錦」是春秋戰國以來中國傳統的織造技術,而料紋緯錦則是在唐代從西方紡織技術吸收來的，所以春秋至唐代的織錦因經線起花被稱為「經錦」，唐代以後的絲織物緯起花稱為「緯錦」）的經密度是120-150T/cm，而東周經錦經密度達到240T/cm（經密度為一公分有多少絲線的數量）；二是發現的東周經錦在編排設計上面很巧妙，面料裡面有兩種組織的變化在裡面，有提花的地方的經密度是240T/cm，沒有提花的地方經密度為120T/cm；三是織機的復原，因為年代久遠沒有依據，復原就充分考慮到現有的資料。

王繼勝坦言復原織機就失敗了兩次：「後來把機身延伸，原來的丁橋織機機身沒有這麼寬，我們為了這麼多綜片（織機上使經線上下交錯以便梭子通過的裝置）能夠放在機器裡面就把機身延寬，把機型加高，整個動作是連杆作用，空間有了，它就有動力了。

」

對王繼勝而言，王亞蓉是「亦師亦友」的存在：「她是個對工作要求嚴謹的人，她的要求很細緻。

不管是紋飾還是色彩，她必須要達到和古人服飾一模一樣的程度。

認準一個東西，她會跟你反覆推敲，把這個事情弄明白了再決定怎麼做。

以東周墓復織工作為例，每個織錦都是反覆推敲，推敲個三四十次才能把複製方案決定下來。

和她一起工作了三十年，既是我的朋友也算我的老師，我對她很能理解和適應。

」

改變服飾「全盤西化」現象

絲綢是中國的特產，從西漢起，中國的絲綢不斷大批地運往國外，成為世界聞名的產品。

那時從中國到西方去的商貿路徑，被歐洲學者稱為「絲綢之路」，中國也被稱之為「絲國」。

絲綢是中國對世界的第一大發明，王亞蓉認為這是每個中國人應該覺得驕傲的事。

但是，對於中國服飾「全盤西化」的現狀，王亞蓉是「痛心」的：「中國古代服飾文化是人人敬仰和羨慕，沈從文先生說現在中國已經沒有服飾制度了，全盤西化，也就有時候應景式的來點。

你就拿西裝為例，西裝是西方人覺得得體的服裝，中國人和西方人身材結構都不一樣，但是在中國不論身份如何，滿大街都是穿西裝的人。

」

「自從周總理讓沈先生做服飾文化研究以來，沈先生戲說，本朝沒中國服飾了。

傳統文化中服飾文化是斷得最徹底的。

一個人穿衣服是自己的事，但當面對世界的時候就是關乎國家體面的事。

」說到這裡，王亞蓉顯得有些激動。

王亞蓉告訴記者，自己之所以已經超過退休年齡十五年還堅持在工作崗位上，就是為了「完成沈先生的夙願，做點對國家有用的事情」：「明年就是王 先生去世二十周年了，那時候一起編撰《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三個人就剩下我一個了。

我起碼了解當時第一代研究人員的想法、目標和規模。

這個路怎麼走比較順，我比較清楚。

雖然我也在老先生走後，也失落過，這怎麼辦？但是我就覺得最好的辦法，不管條件如何，能做什麼就堅持做什麼，堅持、堅持，就這麼一個想法，支撐我到現在。

」

在王亞蓉看來，建立一個「服飾博物館」非常有必要。

這個構想最初是由沈從文先生提出來的，但是這麼多年過去了，服飾博物館始終沒有建立起來。

王亞蓉提到恩師沈先生的「服飾博物館」構想，疲憊的狀態全無，眼鏡炯炯有神地看著記者，對記者說：「在考古工作中，一些失傳的東西包括一些古代服飾的剪裁，一些特殊的衣服處理方式都是祖先留給我們的證據。

考古研究等於實證科學。

每次我們破解一個新的東西，對於文化認識越來越多。

中國要發展，年輕人都有必要學習這些知識。

把我們的研究感悟和復織的作品做出展示，用這種恢復傳承的辦法展示給年輕人，讓他們在認傳承中國服飾文化時少走彎路。

這樣，我們的服飾文化才能在前人的基礎上逐漸振興發展。

」

「各省市的博物館都會有一些服裝展出，但是文化內容不見，多都只是個樣式。

建立服飾博物館，更是給年輕人一個集中學習的平台，在這個基礎上，所有全國的同行都集中在那，再舉行一個研發探討的論壇，互相交流，各個方面的碰撞才能出來火花。

」王亞蓉補充說道。

此外，王亞蓉還認為大學教育對於中國服飾文化的傳承存在缺憾：「中國幾乎沒有大學有『中國服飾文化』這個學科的存在。

我對這個學科的構想是：在本科的時候學生應該學習染色、面料的組織結構和織染印繡繪各個方面的基礎知識。

以刺繡來講，本科畢業的時候，要能做到將常用的刺繡方式和織物結構一眼分辨出。

學校要和紡織生產的單位和科研單位掛鈎，形成產、學、研一體的結構，研究生要到生產製造廠去實際磨練求真知。

」

但是，王亞蓉覺得現在最根本的解決方法還是在國家層面上，在傳承和保護中國服飾的過程中，給予文化的支撐和平台才是最有效的：「我們不能僅僅關注服裝領域的工業生產價值，一味地追求利潤和經濟效益，更應該關注中國服飾的文化價值與傳承。

」

「你就是穿旗袍走在非洲的大街上，別人也認得是中國人，因為旗袍有中國特色。

中國人穿的衣服要有中國元素。

」王亞蓉對記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