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中的《我在故宮修文物》難踐行：莫以修復之名 行破壞之實

位於遼寧省綏中縣的小河口長城擁有700年的歷史，因地處偏僻，保留原汁原味的野性風貌而被網友稱為「最美野長城」。

然而「最美野長城」熬過700年風吹雨淋的「天災」，卻沒有躲過「人禍」，在最近的修繕過程中被粗暴簡單地用泥漿抹平，曾經的壯美秀麗如今只是一堵白花花的蜿蜒「水泥牆」。

當地文物保護部門解釋說，該修繕項目每一步都經過審批，「合理合法」。

那麼問題來了，這是「合理合法」地修復，還是「合理合法」地破壞呢？文物之所以是文物，是因它經歷了時間的考驗，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保留下來，是一個民族乃至一個國家的歷史印記，其價值不可估量，一旦毀滅，就不能再生。

必須承認，在悠久的歷史中，文物難免會受到外在自然因素的損壞，修復文物可以讓其保留更長久。

修復原意是好的，但若是無知的不尊重的修復，即使再造文物也只是「山寨貨」。

文物修復：破壞性保護屢見不鮮

破壞和保護，兩個意思相反的詞，湊在一起頗有種荒誕感。

從字面意思理解，是用破壞的手法進行了保護，用老百姓的俗話講，就是好心辦了壞事。

今天的「破壞性保護」更多用在古建築上面。

古建築是中國人歷史和文化的傳承，這個道理誰都懂，誰也不會主動破壞它們。

但現實是小到家族祠堂，大到萬里長城，幾乎所有的中國古建築都籠罩在「破壞性保護」的陰影里，搞不好哪天就被「保護」壞了。

修復文物，應要遵循「修舊如舊」的原則。

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里的文物修復工作者可是懷著一顆敬畏的心，窮盡一生都在追求修舊如舊。

但縱觀近幾年，諸如「最美野長城」被抹平的破壞性修復事件屢見不鮮。

杭州的秋水山莊，是20世紀30年代我國報業巨子、上海《申報》總經理史量才為愛妻沈秋水建造的江南庭院式建築。

門樓與外牆漆色古老斑駁，充滿了歷史的滄桑感。

今年3月，當地部門對門樓進行了修繕，修繕後「煥然一新」！因多方報導和指責，當地又對門樓重新上了漆，亡羊補牢，原始氣息卻難再有。

「自毀文物」的案例既讓人痛心又讓人費解。

2011年7月，故宮博物院一研究生在對宋代哥窯青釉葵瓣口盤進行「無損分析測試」時，不慎將文物損壞，此事曝光後，立即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

國內最頂尖的修復團隊都會出現修復失誤，更何況那些技術不成熟的民間野生修復師。

除了上述的例子，還有唐代石佛被重塑成水泥佛、圓明園文物誤變「土豪金」、遼寧瀋陽的清代壁畫中的仙女被修復成「花大姐」等案例。

像這樣將珍貴文物舊貌換新顏，看似文物，卻沒有了歷史的韻味和滄桑。

這不是修復，而是破壞。

修復團隊：專業人才緊缺成難題

有這樣一組數字真實又殘酷地揭示出國內文物修復行業的生存狀況。

據國家文物局調查顯示，全國文物系統三千多萬件館藏文物中，半數以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損，接近兩成屬於損毀嚴重。

而國內真正從事文物修復工作的技術人員，也就兩千多人。

而文物修復最大的特點就是「慢工出細活」，耗時數年修復完成一件文物的例子，比比皆是。

據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文物保護與修復中心研究員詹長法估算，「以現有人員規模，要修復全部受損文物需要上千年」，這還不包括修復過程中，又產生新的待修品。

四十出頭的古陶瓷修復專家李奇在二十年里，主持修復了近千件瓷器，其中就包括國家一級文物、辛亥革命博物館所藏寶貝——孫中山生前受贈的「索耳八角花盆」。

但這些物件的修復絕大多數由他獨自完成。

「不是我不需要幫手，而是實在難以找到得力助手。

」在他看來，文物修復不同於普通物件，往往是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外行人眼裡，文物修復可能就是修修補補、粘粘貼貼，其實學問真不少。

」李奇說，一個優秀的修復師如同「全能選手」，既要懂繪畫、雕塑，還要掌握化學、物理、材料方面的知識。

而如此高要求的綜合素養，必然導致人才成長緩慢。

據了解，當年和他一道參與學習修復技藝的，大部分已經放棄。

也正因為文物修復專業人才緊缺，一些被修壞的案例頻頻見諸報端。

遼寧瀋陽雲接寺清代壁畫修繕，所用方法竟然是在殘損壁畫上「重繪」了一幅新作；前些年，圓明園首批破損文物遭遇的「試驗性修復」，不僅部分文物被無故塗抹上金漆，就連修復出來的紋飾圖案也無據可循。

有人笑稱此等做法「如同文物販子在作假」。

人手緊張是國內每家博物館都面臨的問題，故宮博物院也不例外。

除了本館修復人員外，故宮博物院還從社會上借調了不少非遺傳承人和修復高手。

「他們中不少人的祖輩，原來就是宮中能工巧匠，此番『進宮』參與修復，頗有點回家的味道。

」在國內資深修復專家、中國文物學會文物修復委員會秘書長賈文忠看來，不少國家的文物保護已進入預防性階段，而國內由於缺人手，依然停留在「快不行了才去救」的應急階段。

專業技術：古建保護不能靠招標

讓合適的人干適合的事，這是現代企業管理最基礎的一個道理。

於是在建築、裝修方面，人們想出了招標這個辦法，通過招標找到最合適的施工方，由他們來完成工程。

這樣的方式在大多數工程上都是合適的，但在古建築上，往往會出問題。

中國的古建築維修，參考的是日本唐招提寺的修繕過程。

「把大殿分解後，各個部件都拆下來全部編號，一一修復。

」哪怕一個外行看到這些修繕過程的文字，都能猜想到這是一個需要非常細心且專業性極高的工作，不是隨便一個裝修隊就能做的，也不是設定完工日期加班加點能趕出來的。

因此，工程招標常用的那種設定預算、工期的方法，在維修古建築上是不合適的。

按照我國相關法律，古建築的修復工程，必須根據政府招投標的要求走程序。

通過招投標方式獲得維修資格的工程隊，和最後進到施工現場維修的工程隊不是一碼事。

政府採購比的是誰最便宜，但在文物修復中，這種方式並不科學。

出價低的施工隊，往往會在工人、物料等方面盡力減少成本，出現不懂行的人用不合適的材料維修，造成越修越差的結果，就再正常不過了。

經濟收益：值不值是個大問題

古建築保護講究修舊如舊，如果修完之後更堅固、壽命更長，但看起來像沒修過一樣，這才是至高的境界。

但問題就在於，「舊」比「新」更費錢。

真正做到修舊如舊，要細緻到什麼程度？故宮中一個不起眼的倦勤殿是這樣修的：地上鋪的竹黃，是文人做筆筒用的材料，地上的金磚必須是蘇州造的，牆上的通景畫，用的材料中有一種植物只有安徽山裡面才有，於是工作人員就去千里以外尋找並運回來。

作為中國人的臉面，故宮的修繕做到這種精細程度無疑是應該的，甚至是必須的。

然而能不能推而廣之，就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了。

蓋新房子工期短，蓋完能賣錢；維修古建築並沒有立竿見影的效果，而且維修完也並不能增值。

因此，有政府撥款、門票收入以億計的故宮可以不計成本地修復每一個細節，但沒法用這種標準要求每一處古蹟。

很多沒能爭取到「文物保護單位」名分的古蹟，不要說維修經費，連基本的運營經費都不一定夠。

經濟這本帳，是國內大部分文保單位最在乎的。

真正能促使文保單位投錢修繕的，恰恰也是經濟利益。

世界文化遺產、國家級文保單位等，這些名頭對文保單位的主管部門來講都是搖錢樹，有了這些名頭就可以干很多盈利的事。

為了爭取這些名分，先期投資修繕古蹟就是一門有利可圖的買賣。

以江蘇泰州城隍廟為例。

2003年，泰州市政府斥巨資，動遷廟內住戶62家，拆除廟內違章搭建。

2004年，按歷史原貌對城隍廟進行了整體修繕。

同年申報「全國重點文保單位」，並於2006年成功入選。

成為了「全國重點文保單位」，就會有很多盈利的空間。

泰州城隍廟後來幹的事可謂驚世駭俗——收費存骨灰，但是這樣荒唐的行為很快被叫停了。

地方保護：政績觀驅使難上心

以上種種「破壞性保護」的亂象，歸結起來不外乎兩個字：無用。

文物古蹟方面，唯一看得見的政績就是使古蹟「升級」，從省級文保單位升級到全國級，或從全國文保單位升級為世界文化遺產，這都能夠成為一些主管官員的政績。

除此之外，文物方面的事不會引起官員的過多關注。

另外，文物局等單位都是同級別單位中最弱勢的，到這類部門任職的官員通常會被視為仕途受挫，如果歲數大一點，則更被視為仕途的終結、養老的閒職。

這種時候他們還有沒有心思好好拯救文物，就不得而知了。

另外，主管文物的領導未必懂文物，造成外行指導內行的情況，也是「破壞性保護」常見的一種成因。

山東萊蕪現存一段春秋戰國時期的古長城，因年代久遠，外觀看上去很破敗，但單論史料價值，要高於明長城。

主管領導想修繕一下，但又覺得光禿禿的不好看，沒法參觀。

於是下令把那段古長城拆了，用鋼筋水泥造了一段像八達嶺那樣的長城。

修過的長城的確比以前結實了，也有人看了，甚至可以當做政績工程宣傳一下了。

唯一的遺憾是，存續兩千多年的文物沒了。

不管是千百年來的自然損毀，還是近些年來的人為破壞，每一段長城的消失，都是對「萬里」的消解。

當有一天，萬里長城在我們這代人手裡變成千里、百里時，我們對得起誰？

作為不可再生的資源，必須遏制破壞性修復文物的現象。

立法保護文物，提高違法成本，不論無意有意，只要構成破壞的事實，就要承擔法律責任，不論何人，絕不偏袒。

保護文物，刻不容緩，否則文物修復之殤，也將是國人之殤。

（整理 江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