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不改革，抹平長城的悲劇還會有

這些年，我國的文物保護工作很大程度上豐富了中國語言。

2012年，北京梁思成故居被拆，開發商創造出了「保護性拆除」這個詞語。

而這幾天位於遼寧的中國最美野長城，直接被文物保護單位修成了「最丑長城」。

這段長城在刷新我們審美底線的時候，也讓「修復性破壞」這個詞家喻戶曉。

我們突然意識到，破壞一個文物，原來不光可以靠拆。

破壞

事發之後，有關部門的回應，這一修復工程合理合法。

其實稍有常識的人都能看出，這個修復工程一點都不合理，所謂的修復者，甚至都缺乏最起碼的文物保護知識。

縱觀這些年的新聞報導，不難發現這種畫風的「破壞性修復」其實屢有發生。

我們隨手就能舉出幾個例子。

不久前，杭州斑駁老舊的民國建築秋水山莊經歷了修復，被直接刷上了金黃色的油漆，亮瞎了不少人的眼睛。

不僅喪失了古建築的風貌，而且就算作為一個現代建築，也毫無美感。

不光中國有，這種事情，外國也有。

比如幾年前，一位西班牙的熱心老太太，就把一座教堂里1930年的耶穌壁畫修復成了猴子的模樣，引來無數吐槽。

2013年，同樣是在遼寧，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雲接寺清代壁畫被修復得不忍直視。

島叔已經找不到合適的語言來形容，直接上圖吧。

這樣的修復，除了不合理以外，也未必合法。

比如接雲寺壁畫的修復單位，就根本沒有省級文保單位的施工資質，有關部門只是聘請了幾名畫師進行修復。

杭州秋水山莊的粉刷，也沒有根據法律備案，施工方同樣不具備資質。

同樣，《文物保護法》也規定，對不可移動文物進行修繕、保養、遷移，必須遵守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原則。

抹平長城、粉刷壁畫，顯然都沒有遵循這一條法律的要求，說「合理合法」的人，既不懂理，也不懂法。

原因

梳理這些年的「破壞性保護」項目，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共同點，那就是文物知名度不高，牽頭者以地方政府為主。

野長城被抹平的事件，恰恰體現了當前地方文物保護工作的困境。

首先不得不承認，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背景下，文物保護在基層政府的工作中處於邊緣地位。

踏踏實實保護文物，不僅投入大，而且見效慢，是典型的吃力不討好。

所以在這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都不足，既缺乏資金支持，又缺乏專業人才。

據長城保護專家董耀會介紹，我們熟知的八達嶺、居庸關等長城，只占長城總長的1%不到。

而更多的長城則分布在404個縣裡面，其中50%的縣都是貧困縣。

通常來說，只有重大修繕項目才會由中央財政出錢，而日常維護和小修小補都是地方政府的責任，而那一半的貧困縣根本無力負擔。

此外，專業人才的缺乏也導致了基層文物保護的隨意性很強。

2012年在教育部學科評估中，只有35所高校參評考古專業，而具有古建築保護二級學科的高校，則更是少之又少，每年輸出的專業人才數量難以填充巨大空缺。

在一些縣市，專門文物保護工作的人員只有寥寥幾人，而且在官僚體系中也不具有話語權，外行指揮內行的事情並不少見。

加上具體修繕標準和施工細則的缺乏，導致那些自以為「合理合法」的工作，卻沒有起到保護的作用，反而加劇了文物破壞，正是瞎指揮、不懂裝懂的惡果。

根據《新京報》報導，這次長城修繕，在施工方看來已經遵循了最小干預原則，而且也沒有使用水泥等破壞性的材料，是一個具有保護性的「原狀修復」工程。

但是用常識判斷就知道，修復後的效果和「原狀」差了十萬八千里。

相比於這種破壞性「修復」，更多的情況是，不少地區，尤其是在經濟不發達，自然條件惡劣的西部，政府部門對文物保護不聞不問，放任其自生自滅。

而那些文物等不到我們關注，就已經消失了。

利益

不過對於經濟稍微發達的地區，少數文物修復借著城建的東風，涉及到大範圍的招標採購、基礎設施建設，文物保護便成了有利可圖的香餑餑。

比如北京正在進行的胡同精品工程，除了防止開牆打洞的執法，還包括給胡同外牆貼仿古瓷磚的項目。

但有人表示，這些瓷磚不僅不好看，而且質量並不好。

有人戲言，貼這樣的瓷磚，簡直就是救活一個廠家。

這背後的利益空間不可謂小。

而更普遍的一種做法，則是這些年不斷興起的古城復建風氣。

復建古城，實際就是打著文物保護、文化發展的旗號大搞房地產開發。

在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和開發商披著文化外衣圈地圈錢，延續大拆大建的粗放發展模式。

比如2012年開封提出的「重造汴京」計劃，初步規劃1000億元，要知道開封每年財政收入也只有50億元，地方政府畫餅舉債，效果難以預判，這其中的經濟風險比起文物的保護來說更值得警惕。

只考慮經濟效益的做法，往往會導致對文物的歷史意義的認識出現了巨大偏差。

比如西安吵嚷著投資380億元重修的阿房宮，也在輿論的壓力下被迫停止。

在一位先市官員的總結中有這樣一句話：我們錯估了阿房宮事件，我們只看到了阿房宮的歷史文物價值，卻忽視了它的政治文化意義。

其實，他們連歷史文物價值都沒看到。

處罰

無論出於好心還是惡意，既然違法違規造成了破壞文物的效果，就應該接受處罰。

但是現行的法律中，也存在處罰標準太低的情況。

《文物保護法》規定了六種不構成犯罪的違法行為，共包括：

（一）擅自在文物保護單位的保護範圍內進行建設工程或者爆破、鑽探、挖掘等作業的；

（二）在文物保護單位的建設控制地帶內進行建設工程，其工程設計方案未經文物行政部門同意、報城鄉建設規劃部門批准，對文物保護單位的歷史風貌造成破壞的；

（三）擅自遷移、拆除不可移動文物的；

（四）擅自修繕不可移動文物，明顯改變文物原狀的；

（五）擅自在原址重建已全部毀壞的不可移動文物，造成文物破壞的；

（六）施工單位未取得文物保護工程資質證書，擅自從事文物修繕、遷移、重建的。

從實踐的角度上來看，這些都是當前我國文物破壞發生最頻繁的行為。

而最嚴格的處罰，無非是吊銷資質、罰款50萬。

其實對於大多數破壞文物的行為來說，這一條款根本算不上處罰。

因為不少施工單位根本沒有資質，吊銷也沒用。

以及50萬的罰款上限，在今天看來更是微不足道。

對於某些開發商，毀壞一個文物單位換取開放用地，只需要付出50萬的成本，和磨破嘴皮子和居民談拆遷比起來，簡直不能更便宜。

而對於政府官員來說，無論是吊銷資質還是罰款，都與自己無關。

只要能夠招商引資、出讓土地，文物的瓦礫便是升官發財的階梯。

以北京的金融街為例，這篇103公頃的金融中心，在20年前曾是一片始於元代、保存完好的歷史街區，其中不乏位於孟端胡同45號，曾被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成為四合院「上上品」的果郡王府。

而直到今天，這些曾受整體保護的歷史街區，也還是政府口中的「危房高達78%的破舊居民區」。

高樓大廈拔地而起，文物被淹沒在無情的歷史中，只留下了一段經濟建設的「佳話」，還有閃耀的GDP。

文 / 秋月冬梅

（來源：俠客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