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視野中的早期歷史敘述

梁捷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羅泰教授是中國考古學界極為熟悉的朋友，當年在哈佛師從張光直先生。

這些年來，羅泰經常來中國考古講學，還積極參與公眾討論，但他本人的研究很少被國內引介。

《宗子維城》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本，主要從考古材料研究周代社會，出版後曾獲得美國考古學會年度最佳圖書。

中國的考古資源十分豐富，科學考古卻是自上世紀20年代才開始，至今不過百年。

中國考古進展迅速，成果不斷。

近年來，隨著大規模基礎建設，不斷有重要考古發現，社會影響不斷增大。

但羅泰指出，中國先秦時代的考古研究在國際學界的影響與其發現數量不相匹配。

近年來，中國各地都有大量該時期的重要墓葬、遺址、窖藏出土，但我們對先秦社會的基本認識卻沒有大的進步。

羅泰認為，這與考古學界的方法論有關。

「宗子維城」語出《詩經》，意思是基於血緣關係的宗法制度是立國根基，也是我們一直以來認識周代諸侯國內外關係的基礎。

但這種抽象觀念並不容易驗證，我們也不知道這種說法與真實歷史之間存在多大差距。

羅泰在《宗子維城》里就試圖主要依據考古材料而非傳世文獻來還原周代的一些政治社會結構。

中國人重視文字，古人即有在青銅器上鑄刻銘文的習慣，還有竹木簡、石刻以及甲骨文等，都包含了文字信息。

自宋代以來日漸成熟的金石學，其目標就是研究各種來源的文字資料，為傳世文獻的考證研究服務。

現代學術建立以來，「二重證據法」也好，「疑古學派」也好，均沒有擺脫這一範式。

而中國考古學受其影響，也往往有以「考古」證「史」的傾向。

可在羅泰看來，考古本身就是一門獨立學問。

考古材料並不一定要為傳世文獻提供佐證，它本身可以給我們提供足夠豐富的信息。

如果在墓葬中出土的青銅器上找到銘文，有助於斷代，固然很好。

如果沒有銘文，也無損考古發現的價值。

器物埋葬的地點、形式、數量、規格、各種器物的組合、與周邊歷史遺存的關係等等，無不包含著重要的古代信息。

中國有豐富的古文字和文獻，本是有利條件，有時卻反而束縛了學者的手腳。

而且考古材料與傳世文獻之間也存在「斷裂」。

這種斷裂可以儘量縮小，但不可能完全消除。

我們已經挖掘了成千上萬的先秦古墓，只有極少數正好能與文獻上的具體人物、事件相對應，絕大多數都為匿名。

我們對每一個古墓的了解程度也不同，有些可以了解得很深入，另一些只能知道個大概。

但每一處古墓都提供了歷史信息，都有歷史價值，就看研究者如何利用這些信息。

過度追求將地下文物與文獻記載相匹配，反而容易犯錯誤。

羅泰指出，中國考古學界常見的一個研究缺陷是追求微觀事實，忽略宏觀的時代背景和社會背景。

由於中國有厚葬傳統，所以考古常由發現古墓開始，發掘古墓的重點也是陪葬器物。

但從考古科學角度而言，墓地往往離生活居住區不遠，因此對古墓的研究應當與周邊環境、房屋遺址、城邑等聯合起來。

古墓里的陪葬品能說明許多問題，古墓與周邊環境的關係亦能說明很多問題，後者往往還需要地理學、生態學、社會學等其他學科的輔助。

即使是發掘古墓本身，也有許多文物之外的考古細節值得關注。

例如墓葬主人的性別、年齡等生理特徵，單獨看也許沒什麼，從一個墓群乃至更大地區來看，就能發掘出豐富的社會學含義；又比如中國考古學者很早就注意到各地不同葬俗，如屈肢葬、腰坑等特徵，但一般只是用它們作為判斷墓主人來源的證據，很少真正分析這些葬俗背後的思想觀念。

而在這些地方，人類學和民俗學的工具亦大有可為。

回到羅泰自身的研究，此書基於考古材料提出一系列新觀點，涉及姓族差異、民族融合、社會等級變動等大問題，極為尖銳大膽。

其中比較引人矚目的觀點是，他歸納出西周后期與春秋時期的兩次重大禮制改革，都對應著社會階層的流動。

《周禮》和《公羊傳》里都有「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大夫五鼎」這類記載。

而在考古中，確實發現了一些西周高級大墓符合七鼎、五鼎這樣的列鼎制度，可也發現有一些早期大墓根本沒那麼多鼎和簋，另一些晚期古墓則僭越了該制度。

羅泰認為，孔子念念不忘的周禮並未真的在西周早期施行，而到西周晚期有一段時間施行，後來又被廢棄。

孔子懷念的只是比他略早一些的社會流行禮儀罷了。

而到了春秋中後期，隨著諸侯國不斷被兼并，地方控制能力進一步加強，社會階層又進一步發生分化。

尤其貴族地位出現分化：上層貴族向上流動，與周天子並駕齊驅；數量更多的下層貴族則向下流動，與平民相差無幾。

文獻中很難找到時間與之相應的證據，但大量考古材料支持這一次社會禮制變動。

因為越是往後，下層貴族的墓葬里就越難出土高級青銅器，往往就用陶器來替代了。

羅泰的這些觀點肯定會有爭議，遠非定論，還需要學界繼續研究。

但他精彩地展示了一種利用考古材料的研究方法，把枯燥的考古變成生動可讀、引發思考的歷史敘述。

(編輯李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