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著作都是當代的

■專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考古學系教授羅泰

羅泰著作《樂懸》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考古學系教授羅泰

羅泰著作《宗子維城》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考古及藝術史教授羅泰是從事中國考古學研究的國際知名學者。

關於考古材料與文獻的關係，他告訴《東方早報·藝術評論》：「（有時候）不僅是文獻資料本身錯誤，後來世代積累的文獻解釋也有錯誤。

站在寫這些注釋的年代來看並非沒有道理，但是現在我們已經可以證明他們當時的理解不符合他們所說年代的真實情況。

」

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扣岑考古研究所及藝術史系教授，從事中國考古學研究的國際著名學者。

他有著豐富的學術背景，曾先後求學於德國波恩大學、美國哈佛大學、北京大學、日本京都大學。

2006年出版的《宗子維城》，以歷史分析的方法來看待中國青銅時代的考古材料，獲得了美國考古學會的年度大獎，作為北京大學和加州大學合作考古項目的美方合作指導者之一，羅泰指導了長江流域古代製鹽遺址的發掘工作，同時也是《東亞考古》雜誌的創始編委之一。

藝術評論:您曾經在哈佛大學師從張光直老師，能談一下當時的經歷嗎？

羅泰：張光直先生早年赴美留學任教，應該算是美國二十世紀人類學界最傑出的泰斗之一，他對學界的主流的影響不僅體現在中國的研究上，其考古學方法論直到現在仍然影響深遠。

對於我來說，我一直想研究中國考古，但當時西方對於這方面的相關課程和導師特別少，遠遠領先的就是哈佛大學的張光直先生。

我曾經擔任過張先生本科課程的助教，他的講課很有魅力，會準備詳盡的圖片資料，上課的語言簡單平實，但背後的思想非常複雜，每一句都做了詳細的研究。

他還寫過自己的教科書，後來翻譯成中文，直到現在還有很多人在用。

對研究生的教學，張先生基本上放手讓我們自己做，他幫助每個人都找到自己最佳的學術路線。

我從未有任何一次感到張先生要勸我接受某一種觀點，他完全讓我根據自己的求學的方向發展。

記得當時我想去日本留學兩年，了解日本的傳統，現在想來我明白張光直可能覺得他和那裡的學者沒有共同語言，甚至對他們的學術方式有所懷疑，但他還是鼓勵我去，後來我在日本有重大的收穫也得到他的承認。

藝術評論：您個人的求學經歷十分廣泛，波恩大學、哈佛大學、北京大學、京都大學，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四個地方對於考古學的教學和研究各有怎樣的特色？

羅泰：這是四個不同的學術文化，牽扯到各地考古學的傳統，每個國家遺蹟的性質，也關係到考古學在該國同其他學科的關係，在德、美、中、日都有一些不同，如果要詳細地說可能要寫一本教科書了，四國都有其優勢和缺陷。

藝術評論：您提到兩個方面對一個文化的考古學發展狀況有影響，一是自身遺蹟的留存，二是考古學同其他學科的關係，那如果僅以中國為例，您眼中的中國考古學是怎樣的呢？

羅泰：我經常談這個問題，也經常被邀請做關於此的講座。

中國觀眾理所應當會希望了解這一點，他們未必相信我所說的，只是接受另一種不同的視角。

這同研究一個學術問題一樣，要等到材料成熟，在此之前有的時候也只能猜測，根據當前已有的材料先儘量研究。

但是考古學常有新的發現，新的發現極有可能讓你改變現在的主意，這是考古學很不穩定的地方，也是它一直讓人覺得興奮的地方。

中國的考古學從自身從悠久的學術傳統發展而來。

中國的傳統學問可以追溯到很早，經學甚至到更久以前，而考古學本身是一個20世紀20年代才被引進中國的現代科學，所以它一直在引用古老的傳統和思想觀念，這是強項，也是弱點。

弱處即是，學者容易從過去的思想方式拿來一些已經成型的觀點甚至是偏見。

在我看來，中國的考古學界自己做得非常好，但欠缺的是同外界的聯繫和比較，一方面是同中國以外的考古學者和體系的比較，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些不太懂中國情況的人來這裡做研究，提供他們的意見。

這不但是學術的實際問題，也可以說是一個哲學問題，即沒有一個人能充分理解一個學術問題的整體和所有方面，而具有不同知識框架的人也許會帶來不同的結果。

大家的思想應該開放一些，以整體的學術視野做共同的貢獻。

藝術評論：您出版的兩本著作《樂懸》和《宗子維城》，基本上還是非常依賴古典文獻，這很符合中國傳統上考古學強調「證史」的作用，您很認可這種考古學用於補史的傳統研究方式嗎？

羅泰：我早年在北大讀書，又在日本呆過，所以受到日本和中國學術傳統很深的影響，這一點有時候在美國還受到批評，說我不夠符合美國式人類學考古的做法。

但是，首先我研究的對象是文獻留存還比較豐富的一個時代，另外也在很多方面繼承了我在北大的老師和張光直先生的觀點。

可以說（我的學術方法）夾雜在好幾個體系的中間，不完全是獨創性的，我也沒有對那一段古史做出新的理解，著書主要的功夫還是在提取和整理材料，合併不同的觀點，並介紹給目前還不知道的人們，分析方面則稍有欠缺。

當然新的材料會不斷湧現，新的理解也會形成，我們搞考古研究往往都不是永久性的，每過一段時間需要重新考量。

《宗子維城》很快就會出版中文版，《樂懸》現在有人想翻譯成中文，但我覺得不行，因為其內容已經是25年前甚至是30年前的理解，同現在有很大出入。

如果現在讓我寫這個題目，我會有不同的理解，增加很多新的內容。

藝術評論：理解的不同是因為新材料的出現？

羅泰：對，純粹因為有新的材料。

如果以當時的材料來看，那原書是寫得有一定道理的，不過因為當時學術觀念還不成熟，有可以做得更加精緻的地方。

總的來說，基於當時時代的情況我對於這本書並非不滿意，但是當時可能已經有人提出不同意見了。

我聽說有一位普林斯頓大學的同行把我的《樂懸》當作他課程的討論材料，連續用了17年，讓學生逐行逐行地批評，提出問題。

如果一本書可以持續17年被批評研究，可能證明這本書也還可以，這個做法至少也表示了對這本書的一種尊敬吧。

藝術評論：照您這樣說來，考古學的著作都是當時代的？

羅泰：當然是這樣，當下的人只能儘量根據已知的材料來做，後人則因為新的材料出現很容易指出前人的錯誤，這不公平。

當然除了材料的缺乏，像1950年代的研究可能還會有別的方面比如種族主義的偏見，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藝術評論：考古學家是如何用距今幾百年甚至幾百萬年的物件來拼湊出一個社會圖景的？尤其是像您，如何從物質材料來研究禮制等精神層面的課題呢？

羅泰：這是考古學的基本挑戰，也並非一直能夠做到。

像我研究的時期是中國青銅時代晚期，尤其是周代，可以依賴很多的文獻材料，這其中存在危險。

如果過分使用文獻材料，在方法上又不把它同考古學材料分開討論的話，我們就會容易陷入一種陷阱——就是對原來已知的東西再進行重複，沒有形成新的認識，這是學術方法的基本問題，要小心。

如果處理好的話，用對的方法分別研究考古學和文獻材料，完全可以用文獻材料更確切地研究考古材料。

但如果研究對象沒有文獻資料的史前時期，精神文化層面的研究的確就比較複雜，但也並非完全沒有辦法，比如可以用社會人類學的方式同現代的土著民族進行比較，或者從材料本身觀察到特定模式進行一定程度的推理。

所有的這些研究，其最基礎性的假設是古代人類和現代人類在基本的理念上是一樣的，他們和我們並非完全不同，他們思考的方式我們現在仍能追溯。

歷史學、人類學、考古學都仰賴這一點。

如果過去的人和我們迥然不同，我們無法進入他們的思考模式的話，我們就沒法做任何和人有關的學術研究，所以這是一個大前提，是這幾門學科展開的根基。

19世紀以來也曾有一些學者否認，但是如果他們仔細想一想這些反對意見的話會發現其中是自相矛盾的。

藝術評論：在您的研究中，有否碰到過考古材料證明了文獻資料的錯誤呢？

羅泰：有過，不僅文獻資料本身錯誤，而且是後來世代積累的文獻解釋的錯誤。

當然如果站在寫這些注釋的年代來看並非沒有道理，但是現在我們已經可以證明他們當時的理解不符合他們所說年代的真實情況，這樣的情況還不少。

漢代書寫了很多周代早期的情況，他們有一套系統的理解，都是基於漢代自身基本的政治哲學狀況，我們現在能看到實實在在的遺物，能夠理解漢代人為什麼這麼想，但是恐怕真實的情況卻並非如此。

錄入編輯：王建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