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北大考古

我是1973年調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的，時年已38周歲。

我原是北京大學原子核物理系的教員，因「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不愉快的經歷而被迫離開之後到「五七幹校」鍛鍊和在學校的後勤和行政部門打雜。

考古專業的領導聘請我與無線電系的王良訓先生、化學系的原思訓先生一起籌建¹⁴C測年實驗室，能搞業務工作我當然欣然從命。

我們從實驗室的裝修開始，自己動手設計、安裝化學制樣系統和測量儀器等。

籌建過程中得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仇士華、蔡蓮珍先生的無私幫助，終於在1975年底建成了國內第一個使用液體閃爍方法的¹⁴C測年實驗室。

當時我們首先要找一些已知年代的樣品測年，以驗證我們的方法與系統，這時鄒衡先生送來了兩個說是「五代」時期的木炭樣品要求準確測年。

我們測量所得的¹⁴C年代是商代，而不是五代。

實情告知了鄒先生，他很高興地說：「這兩個樣品本來就采自商代遺址。

」就這樣實驗室開始正式工作了。

當時北京大學校園還處於「文化大革命」混亂的大環境下，我們能在一個象牙塔似的實驗室中做一些實在的工作，測量得到的考古年代數據，得到了考古專業老師們的認同和歡迎，心情愉快。

著我對考古學科的逐步了解，總感到有新的、有趣的課題等待著我們去研究。

北京大學實驗室在¹⁴C測年方法常規運行後，20世紀80年代初原思訓和我又開展了鈾系不平衡和電子自旋共振兩種測年方法研究，為更古老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和研究古人類在中國境內的演化提供年代數據。

後來，我們提出了一個初步的中國中、晚更新世的考古年表。

20世紀90年代後期，科技考古實驗室還與本校原子能系合作建成了國內第一個加速器質譜¹⁴C測年（AMS-¹⁴C）系統，曾獲教育部和國家級的科技進步獎。

現在該系統在物理學院劉克新和考古文博學院吳小紅的主持下已進入國際先進行列。

20世紀90年代在北京大學考古系權奎山、秦大樹先生的支持下，我又開始了古陶瓷的科技研究，拓展了實驗室的研究領域。

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NSFC）剛成立，我就獲得了一個面上項目（3萬元人民幣，這在當時是一筆可觀的數目），以後20多年北京大學科技考古實驗室和我本人的NSFC項目一直未曾間斷，經常有兩個項目同時在研究，我曾獲NSFC的優秀基金褒獎。

北京大學實驗室與我個人的學術生涯是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長期支持分不開的。

20世紀90 年代初學校領導又將科技考古實驗室納入世行貸款項目。

期間我們一直保持著與英、美、德、日和香港的同行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我本人曾獲得英國皇家學會、美中文化交流協會和美國國家基金會、德國國家考古研究所、日本文部省和香港城市大學等的多次資助進行訪問和合作研究。

我有幸被提名為德國國家考古研究所的通訊成員和Geochronology 雜誌的編委。

當然，北京大學科技考古實驗室和我個人的發展是與「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和改革開放政策的大環境密切相關的。

20 世紀末原思訓先生與我幾乎同時退休。

吳小紅、寶文博、崔劍峰、陳建立和楊穎亮等中青年教師先後加入並主持北京大學科技考古實驗室，他們除繼續從事考古測年和古陶瓷的科技研究外，還擴展到鉛、鍶、碳、氮的同位素分析，以探索青銅和陶瓷原料的產地溯源、古人的居地變遷、粟稻農作的時空分布乃至古人遺骸所反映的生前社會地位等，並開拓了冶金考古研究，開展和參與了冶金遺址調查和發掘工作。

實驗室除改進原有的測年儀器外，還增添了氣相質譜、ICP原子發射光譜、小型電鏡、紅外和雷射拉曼譜儀等。

吳小紅、陳建立和崔劍峰等同仁的研究水平已超越了我們，青勝於藍。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進行科技考古研究與教學的同時，受西方考古學的影響，我開始注意考古資料中的數量關係，曾嘗試對某些考古課題進行定量分析，例如對晚更新世華北地區幾個化石動物群的排序和我國新石器時代墓地的異常性比等進行研究，得到的結果令人頗受鼓舞，也被一些雜誌所刊用。

但鑒於我在數學和考古兩方面均非科班出身，屬「半瓶醋」，我在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在國內雖屬最早期的，但研究內容零敲碎打，不成體系。

後來國家博物館的黃其煦先生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科威先生也曾對雨台山墓葬群的分期等課題進行了定量分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惜他們後來均去國他鄉，未能堅持。

在定量考古研究領域我曾長期孤軍奮鬥，發表文章後往往既少人贊同，也少人批評，甚感寂寞。

欣喜20 世紀90 年代以後，特別是21世紀以來情況有所變化。

吉林大學滕銘予先生在赤峰地區的區域考古調查中系統地進行了定量分析，國家博物館的戴向明先生在其《陶器生產、聚落形態與社會變遷——新石器至早期青銅時代的垣曲盆地》以及史丹福大學的劉莉先生在她的專著《中國新石器時代——邁向早期國家之路》中全面、多方位地將定量分析引入考古研究。

他們三位本身是考古學家，因此他們應用定量方法於考古研究更為有的放矢。

我特別高興陳建立先生在北京大學繼續講授「定量考古學」課程。

我們一起還系統統計和定量分析了中國北方地區從仰韶早期到大汶口晚期有關墓地中隨葬品和墓主人性別之間的關係，以探討該時段社會勞動中性別分工情況的演化。

退休後因健康原因，我曾治療和休養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康復後我開始整理自己過去的講稿，撰寫出版了三本科技考古和定量考古方面的專著（其中一本與陳建立合著），共百萬多字。

也算是發揮餘熱，根據這些書的發售數量和同行反映看，它們還是有點用處的。

悶頭寫書雖感受樂趣但總有某種孤獨感。

好在2009年後至2015年，故宮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的苗建民先生聘請我為客座研究員，與該中心的年輕學者們互助互學。

我在這個群體中是平等但游散的一員，一面慶幸自己還能老有所為，幫助出點主意；一面使自己能努力跟隨古陶瓷科技研究的發展進步，邊緣化慢些，心情很好。

本文由孫莉、樊鑫摘編自陳鐵梅 著《陳鐵梅科技考古與定量考古文集》之「自序」。

內容略有刪節、調整。

978-7-03-047336-3

本書為陳鐵梅先生自20世紀70年代從事科技考古工作以來發表的文章選集，共收錄文章（圖書節錄）40餘篇。

分「綜述及其他」「考古年代學」「古陶瓷科技研究」「定量考古學」四個部分，全面展示了他的治學歷程及研究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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