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是堯的都城 臨汾是最早「中國」——堯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討會專家發言摘要

引 子

中華文明起源，國外學者普遍認為，從依據甲骨文判定的商代晚期開始算起；國內學者認為從「禹傳子家天下」開始，距今約四千年前……眾說紛紜。

中華文明5000年有何佐證？「諸夏，中國也」。

古代文獻記載的最早「中國」在哪裡？

紛爭之中，「堯都何在」的千年懸案，鎖定在哪裡？

4月15日—16日，在省委宣傳部、臨汾市委、市政府主辦的堯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討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王震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駑以及來自中國科學院和北京聯合大學等全國知名科研院校22位專家學者，聚焦臨汾，親臨陶寺，暢所欲言，形成共識：陶寺是堯的都城，臨汾是最早的「中國」。

「堯都平陽」正在走出傳說時代成為信史。

現將部分權威專家學者研討會上的論述進行整理，摘要刊發，以饗讀者。

王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負責人）

堯都平陽正在走出傳說時代成為信史

觀點提示：「堯都平陽」正在為不斷獲得的考古資料所逐漸證實，陶寺就是堯的都城；沒有哪一個遺址能像陶寺遺址這樣全面擁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標誌；陶寺遺址已經進入文明階段，是實證中華文明5000年歷程的重要支點，也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項目的重中之重

研討會主題立意高遠。

本次研討會主題不僅是探討堯文化，而且與德廉思想緊密結合，充分體現了研究堯文化的時代性，與當代倡導的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緊密聯繫，賦予了堯文化新的內涵，具有深刻的時代意義和現實意義。

堯都探索薪火相傳。

我們通過幾位老先生和親歷者的發言，至少從1978年開始發掘算起，陶寺遺址的發掘已將近40個年頭了，經過考古學家幾代學人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果。

尤其是考古界老前輩蘇秉琦先生的深入研究，對陶寺遺址的發掘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在此，我們對這些考古先賢先輩們表示深切的緬懷和崇高的敬仰。

堯都平陽既成定論。

堯都平陽或者說是陶寺遺址的性質為不斷獲得的新考古資料所逐漸證實，現在我認為堯都平陽陶寺作為堯的都城這一點在考古學界應該說是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共識。

堯都平陽正在走出傳說時代成為信史。

當然還需要我們更多的努力、更好的發掘和更深入的研究，讓它的說服力更加地增強。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因為一系列證據鏈正在證明堯都平陽，時代、時間、空間，陶寺遺址的內涵、規模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當然還輔以其他的一些民俗的證據、當地的地名、後代的歷史文獻記載等。

至少從宣傳的角度講，陶寺作為堯的都城可以理直氣壯地宣傳。

我們知道二里頭遺址，實際上也沒有發現文字的證明，如果說從內涵的角度，陶寺遺址至今發現的一系列內涵，在一定程度上是更有力的。

陶寺都邑文明實證。

陶寺遺址已經進入早期文明階段，應該說通過了一系列的考古發現，取得了關鍵性的證據。

都城城牆、宮城、宮殿、大型的王的墓葬、天文設施等，尤其是反映的禮儀制度，已經形成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出現了王權，而且不斷強化。

所以說這些方面讓我們有信心、有把握地宣稱陶寺遺址已經進入了文明時代。

它的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距今4300年左右，比夏代後期的二里頭遺址早了500-600年左右，是實證5000年中華文明的重要支點，這也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之所以把陶寺遺址作為項目的重中之重的原因，並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包括多學科的結合，使我們對陶寺遺址的文化內涵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堯都不僅是臨汾的、也是山西的，更應該是全國的。

陶寺遺址是中國、最起碼是黃河中游地區能夠確定進入早期文明的一個最早的都邑性遺址。

它的重要意義還在於，通過陶寺文化內涵的全面揭示，讓我們從中國的實際資料當中歸納出進入早期文明的一系列實證。

農業的發展、手工業的專業化、社會的分化、王權的形成、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禮儀制度的形成等。

包括大規模的土木工程建設所反映的王對相當區域內勞動力的調配，當然也包括傳統的三要素：文字、冶金術和城市。

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沒有哪一個遺址能像陶寺遺址這樣全面地擁有所有的文明要素和標誌。

加大宣傳力度。

希望能通過這次研討會，掀起堯文化宣傳的高潮。

可以以陶寺宮城的發現為契機，大張旗鼓地宣傳。

最起碼學界的主流觀點是認為陶寺遺址就是堯的都城，而且進入了早期文明的階段。

此外，陶寺遺址所反映的堯文化是中華文明的主要源頭。

在我們國家很多區域也有區域性的文明，甚至也有比陶寺遺址更早的，五千年甚至比五千年更早一點。

但是那些區域的文明由於各種各樣原因衰落了，唯獨以陶寺為代表的中原華夏文明延續至今。

如果用河流來形容的話，它是一個主流，在它奔騰當中有各種各樣的支流匯入，百川歸海。

中華文明走的是多元一體的過程。

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的形成，一體是關鍵，這個一體是以什麼為基礎？就是以華夏集團的文化為基礎，具體來說堯文化是重要的源頭。

在加強宣傳力度方面，我覺得也可以有些具體措施，比如說文化產品，以堯都堯文化為內容的動畫片、歌舞劇等等。

再就是通俗讀物、系列電視紀錄片包括鄉土教材，首先從山西的鄉土教材做起，完全可以推向全國。

另一方面，建議建立一個堯文化博物館，另外還應建立陶寺遺址博物館，或者是國家遺址公園，遺址的發現成果可以通過聲、光、電多種手段再現，包括觀象台完全可以再現成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甚至可以再現當時的一些人物形象等，這方面大有可為。

李伯謙（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首席科學家，參與主持「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課題工作）

陶寺就是堯都值得我們驕傲

觀點提示：陶寺遺址代表的是中原地區最早進入王國階段的第一個王國。

是典型的崇尚軍權和王權模式的代表。

陶寺就是堯都，就是文獻記載的堯的中心所在、都城所在

中國古代文明演進歷程的三個階段和兩種模式

所謂三個階段，這是蘇秉琦先生最早提出來的：中國古代文明經過了古國、邦國、帝國三個階段。

後來很多學者研究把它歸納為古國、王國、帝國三個階段。

名稱叫得可能有些不太一樣，但是基本的內涵是一樣的。

距今六千年前後，中國由原始平等的部落社會，開始社會的複雜化進程，文明的因素開始出現。

文明因素積累到一定的程度、社會複雜化到了一定程度，就出現了古國。

所以，按照蘇秉琦先生的講法，就是立足於氏族之上的高于氏族的一個政治實體。

古國階段，首先，社會已經有了明顯的分層，就是有了貧富的分化。

其中的個人，比如說氏族長，他的階級地位提高了，所以他個人的權力也開始凸顯出來了。

這個時期，農業、手工業都有了較大的發展。

然後，又經過相當長時間的發展，開始進入到王國階段，王國階段顯然是比古國階段又進了一步。

軍權與王權的結合更加突出。

經過王國階段漫長的發展，到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進入帝國階段。

帝國階段很重要的特徵，就是它是一個制度，還有一系列的官僚體系，管理國家治理國家的系統。

中國這麼大，我們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從新石器時代就可以看得出，它的文化在不同的地區表現出一定的差異。

當進入古國階段，下一步向王國邁進的時候，不同的地區是有差別的，是不一樣的。

不同地區文明起源以後向前發展的時候出現兩種不同的模式。

這就是以東北的紅山文化、長江下游杭州的良渚文化為代表的崇尚神權的這樣一種模式。

與它們基本同時的是河南、陝西以及山西南部發現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陶寺文化，這種模式是崇尚軍權和王權的。

中國文明發展的過程當中，這兩種模式帶來了不同的結果：崇尚神權的垮掉了，崇尚軍權和王權的，延續了下來。

所以我說中國文化沒有斷，是以中原地區從「仰韶文化」到「龍山文化」到「二里頭文化」到「夏商周」一直延續下來。

這是沒有斷的，而有些地區就斷了。

斷了並不是說就不存在了，而是逐步納入到中原文化的這個系統當中來了，這才是它的真實面貌。

有關陶寺的幾個問題

第一，陶寺是處在哪個階段？陶寺文化以陶寺遺址為代表的這些遺存，它呈現出來的面貌已經超越了古國階段的特徵，進入了王國階段。

所以我說，陶寺遺址代表的是中原地區最早進入王國階段的第一個王國。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新密舉行的第一次聚落形態研討會上，我曾經有一個發言，講到怎樣判斷文明形成和國家出現的標準，我提了十條標準。

這十條中，很多都是從陶寺總結出來的，比如明顯的貧富分化、設防的城、大型禮儀建築觀象台等等，文字的出現、銅器的出現，大型的倉儲設施、大型的宮殿建築基址、高規格的墓葬等等，都是從陶寺遺址總結出來的。

所以，陶寺是進入「王國階段」中原地區第一個出現的王國。

第二，陶寺採取了哪一種模式？

陶寺是中原地區在仰韶文化之後出現的第一個最典型的崇尚軍權和王權的模式。

ⅡM22的貴族大墓中，（棺槨）兩邊豎立六把玉鉞，玉鉞就是砍頭的兵器，把兒朝上，頭朝下，這是軍權的象徵。

軍權一轉就是王權。

甲骨文中的「玉」字就是從「玉鉞」象形慢慢變化成「王」字的，玉鉞是王權的象徵。

所以，陶寺是最典型的崇尚軍權和王權的代表。

第三，陶寺的主人是誰？

我同意很多先生的觀點，陶寺就是堯都。

根據文獻記載以及傳說史學當中的「堯舜禹」的「堯」，他的根據地、他的中心所在、都城所在在平陽一帶，指今天臨汾一帶。

陶寺考古研究與堯都的關係，最初可能信的人不多，慢慢信的人就多了。

陶寺發現的「觀象台」，證明了《堯典》中講到的堯讓羲和觀測日月星辰的運行，制定立法，來推進和指導農業的發展，與陶寺觀象台能夠對應上去了。

考古學界、歷史學界研究必須要走出野外，也要走出書本，走向人民群眾。

我們大家有責任把研討會成果宣傳到家家戶戶，要讓男女老少知道堯的都城就在這兒。

我們作為他的後人，有責任宣揚堯文化。

這對當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非常有用。

總結一句，陶寺就是堯都，值得我們驕傲。

王震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博士生導師）

陶寺都邑遺址屬於帝堯的都城

觀點提示：陶寺遺址時間、空間上與帝堯時代一致，出土龍盤反映了文獻中唐堯文化傳統中的龍圖騰崇拜，考古成果強有力說明，陶寺都邑是階級社會的都城，體現了中國早期國家——都邑邦國文明發展水平，280萬平方米的陶寺都邑遺址屬於帝堯的都城

首先，在空間上，即在地望上，唐堯最後定都於平陽，而這與陶寺遺址所在的地域是一致的。

其次，在時代上，堯舜所處的時代是夏代之前、緊接夏代的一個時代。

從文獻推算，夏代開始的年代約是在公元前2040年或公元前2024年左右。

堯舜禹時代就應在公元前2040年之前的一二百年或二三百年的範圍內。

陶寺遺址被分為早、中、晚三期，作為都邑的時間是在其早期和中期。

陶寺遺址早期至中期碳十四測定的年代大致為公元前2300—前2000年或公元前2400—前2100年，這一數據大體與堯舜時的年代範圍是一致的。

文獻中有關唐堯文化傳統中的龍圖騰崇拜。

在陶寺的考古發現中，陶寺幾座頂級大墓出土有彩繪龍盤，就是最突出的龍崇拜現象。

陶寺修築有城牆，都城的規模龐大，城址面積達280萬平方米。

在陶寺城內建有宮殿、觀象台，還有階級分化非常明顯的墓葬。

在城區的區划上，有宮殿區、貴族居住區、普通居住區倉儲區、手工業作坊區、天文建築和祭祀區等不同功能區域的區分，反映出社會複雜化程度已經很高。

大規模築城和大型宮殿的修建，同時伴有嚴重的社會不平等，說明陶寺城邑內的社會權力，既具有公眾性，也具有某種程度的集中性和強制性。

陶寺城邑還展現出制陶、制玉、銅器冶煉等手工業技術水平和分工，也可以看到文字的使用。

這些以及墓地墓葬所反映的金字塔式的階級結構和觀象授時的天文曆法的發展水平，都強有力地說明陶寺城邑是階級社會的都城，它體現了中國早期國家——都邑邦國的文明發展水平。

從以上四個方面可以推定為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的陶寺都邑遺址屬於帝堯的都城。

這樣，我們對陶寺遺址都邑性質的分析，也就適用於帝堯陶唐氏；陶寺與文獻中的堯文化可以相互補充、闡發。

目前，有條件將考古與歷史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遺址，陶寺是不可多得的一例，通過這種結合，可以在考古學上對堯、舜、禹時代的社會發展階段作一個很好的說明。

何駑（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山西工作隊隊長）

陶寺是最初的「中國」陶寺是堯都平陽

觀點提示：陶寺中期王墓出土圭尺，其地中刻度，從物證的角度說明最初「中國」的含義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國。

陶寺是最初的「中國」。

陶寺是「堯都平陽」。

中國最早的國家社會不是夏朝，而是「帝堯邦國」，甚至更早

中國歷史上有兩大至關重要的歷史懸案，一個是何以「中國」？另一個是堯都何在？或者說堯舜禹時代是否存在？它是不是一個傳說時代，是不是信史？這兩大問題在我們中國人的心中是揮之不去的，作為臨汾人更不可迴避。

這兩個話題的破解在陶寺遺址當中都可以進行考古闡發。

首先談的一個話題，什麼是「中國」？「中國」這個概念最初它是怎麼構成的？其實說起來很簡單，「中國」應該由兩個概念構成，第一個「地中」概念的出現，第二個概念「國」。

國，不是狹義的城池概念，而是一個國家，國家社會形態。

這兩個概念全回答了，才能構成什麼是中國。

而另一個問題堯都何在如何破題。

文獻沒有確鑿無疑地記載堯都在今天何地。

《水經注》言「堯都平陽」，傳說在今天山西臨汾一帶。

堯都地點還有其他含糊的文獻記載，眾說紛紜。

考古探索成為尋找堯都的唯一可行的方法。

而堯都考古破題的方法是堯都的考古偵探。

從考古發掘與研究確定遺址的都城性質。

將相關考古資料與堯都相關文獻記載系統地對比，多角度考古證據指證堯都，綜合結果得出結論。

恰恰在龍山時代晚期，臨汾地區發現龍山時代晚期超大型遺址——陶寺遺址。

我們對其進行都城考古研究，以探索其都城功能和早期國家社會性質。

探索一個社會是否是早期國家，首先從其政治、經濟、軍事、宗教中心——都城入手。

都城考古判定都城遺址標準有：城牆、宮殿區（宮城）、大型宗教禮制建築（天壇、觀象台、地壇）、王陵區、工官管理手工業作坊區、政府掌控的大型倉儲區（國庫）、普通居民區。

陶寺都城遺址考古探索陶寺早期城址大約20餘萬平方米，由宮城及其南部的、下層貴族居住的外城構成。

其發展完備時，已經初步具備了雙城制都城模式。

陶寺中期城址280萬平方米，此時成為典型的「回」字形雙城制都城。

都城功能區劃齊備且明確，宮城居城中偏北，東南小城為中期王陵區和郊天祭日的祭祀區（觀象台及其附屬建築），城外北偏西是祭祀地祇的「澤中方丘」及其附屬建設。

工官管理的手工業作坊區被設置在城內東南部。

大約從事農業的普通居民區設置在城內西北部。

大型倉儲區位於宮城外側東部。

陶寺宮城有大小基址十餘座，最大一座基址面積約8000平方米。

陶寺觀象祭祀台構成地平歷觀測系統，這套系統可以通過觀測太陽塔兒山山脊線上日出，將一個太陽年365天或366天分為20個節令。

陶寺中期王墓出土圭尺，其地中刻度，從物證的角度說明最初「中國」的含義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國。

堯都的考古指證1.陶寺遺址出土文字自證。

陶寺朱書扁壺「文堯」二字，是陶寺城址為堯都平陽的文字自證。

2.《尚書·堯典》系統對比。

以陶寺遺址地中所立中表為基點，測量尋找陶寺文化所處歐亞的東西南北「四表」，可用先秦文獻所記載的四海之內地廣數據驗證這四表點的存在；《堯典》記載：「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在陶寺觀象台地平歷中得到驗證。

「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這是典型的陰陽合曆。

陶寺同朔望月小輪，表明陶寺不僅存在太陰曆，更有可能用於陰陽合曆的配製；《堯典》記載：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

」帝曰：「籲！咈哉，方命圮族。

」嶽曰：「異哉！試可乃已。

」陶寺早期和中期的中型貴族墓葬，很有可能是官僚墓葬，其中職官包括農官、天文官等。

陶寺早期墓地隨葬的玉石圭，是官僚委任的憑信。

3.允執其中。

《論語》說，帝堯當時禪位給舜的時候叮囑：「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中」是西周之前乃至史前時期對圭尺的稱謂，圭尺以測日晷影制定曆法以及天文大地測量功能，被作為王權象徵的權杖，因而掌握權柄稱為「允執其中」。

4.豶豕之牙：堯舜上政之楷模。

《帛書·周易》《昭力》篇：「又問：『豶豕之牙，何胃（謂）也？』子曰：『……上正（政）陲（垂）衣常（裳）以來遠人，次正（政）橐弓矢以伏天下。

《易》曰：豶豕之牙，吉。

其豕之牙，成而不用也。

又（有）笑而後見，言國修兵不單（戰）而威之胃（謂）也。

』」陶寺中期元首墓頭端墓壁上，以公豬（豶豕之牙）下顎骨為對稱軸，左右各擺3柄帶漆木把的玉石鉞，正是豶豕之牙的圖示，象徵休兵不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文德治國理念。

偵查的結論

陶寺是最初的「中國」。

陶寺是「堯都平陽」。

「堯舜禹傳說時代」不是傳說，是真實存在的信史。

中國最早的國家社會不是夏朝，而是「帝堯邦國」，甚至更早。

梁星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參與陶寺遺址發掘工作）

陶寺城址——我國進入文明社會的標誌

觀點提示：陶寺城址的發現，對探索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具有重要學術意義，是堯舜禹時代進入文明的醒目標誌

第一，陶寺城址年代大約是在公元前2350——公元前2050年之間，大致與堯舜禹時期相當。

第二，陶寺城址位於臨汾市的南部，其地理位置與堯都平陽以及禹「又都平陽」的歷史記載相符。

第三，陶寺城址規模宏大，達280萬平方米以上。

它比王城崗、平糧台等城址大許多倍，比黃河下游地區最大的城址——山東茬平教場鋪城址大100萬平方米，也比長江流域的湖北天門石家河城址大數十萬平方米，是中原地區同時代城址中最大的一座。

與堯舜禹時期都邑性城址的規模吻合。

它的存在表明，當時已經形成了一個比氏族部落領導集團遠為強大有力的管理機構，它能夠調集大量人力物力來興建這麼巨大的建築工程，並且有能力調集足夠的軍事力量來守衛這座城。

「築城以衛君」。

陶寺城址的興建，其根本目的是為了保護統治階級的利益。

基於上述時代背景和考古發現考慮，可把陶寺城址作為一個初期國家權力中心已經形成的標誌。

第四，城址內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清理的1300多座墓葬中（這隻占整個墓地很小的一部分），有大、中、小三種規格。

幾座大墓長3米余，寬2米余，每座出有一二百件隨葬器物，其中有鼉鼓、石磬、土鼓、龍紋陶盤等禮樂重器、成組彩繪漆木器、彩繪陶器和玉石器。

幾十座中型墓中也有較豐富的隨葬器物，出有陶器、玉石器、木器等物。

上千座小墓中隨葬品十分貧乏，有的一無所有。

這些情況表明，當時社會確已存在階級，貧富分化明顯，符合古代脫離原始社會進入階級社會，從血緣部族蛻變為地域國家的特徵。

從大墓的規模以及隨葬品的數量和精美程度來看，都是其他地區同時期墓葬所不能比擬的，這與堯舜禹時代最高層統治者身份相稱。

有學者甚至把這些大墓稱為王墓。

第五，陶寺城址周邊的陶寺文化遺址具有分布密集、規模較大的特徵。

已發掘的曲沃東坪遺址在200萬平方米以上，翼城的南石——曲沃方城遺址達300萬平方米，侯馬市的喬山底遺址達50萬平方米，它們距陶寺城址都在三四十公里範圍以內。

這種情況與堯舜禹時期統治中心區域的繁盛情況相吻合。

李健民（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參與陶寺遺址發掘工作）

載入史冊豐富多彩的陶寺文化

觀點提示：陶寺遺址的地理、年代以及文化內涵，為正當其時的「堯都平陽說」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學佐證，在中國早期國家起源和形成的探索中具有重大學術意義

陶寺遺址出土的大量精美遺物和重要遺蹟，生動再現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大型聚落的社會面貌。

2014年出版的考古學恢弘巨著《中國考古學大詞典》新石器時代末期黃河中下游地區條目中，有關陶寺文化的條目多達16條，除「陶寺文化」外，另有「陶寺遺址」「陶寺墓地」「陶寺M3015」「陶寺大墓ⅡM22」「陶寺半圓形特殊建築」「陶寺齒輪形銅器」「陶寺朱書文字」「陶寺彩繪雲雷紋陶壺」「陶寺蟠龍紋陶盤」「陶寺鼉鼓」「陶寺石磬」「陶寺彩繪木器」「陶寺彩繪陶器」「陶寺銅鈴」。

在「陶寺遺址」條目下介紹陶寺遺址有「早中期城址、宮殿區、倉儲區、手工業作坊區、早中期大型墓地及祭祀區內的觀象台遺址」。

可見，陶寺文化豐富多彩，蔚為壯觀。

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述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的事跡。

上述五帝，史學界普遍認為屬於古史傳說時代，並非信史。

近年來，為承傳中華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各地政府競相舉辦學術研討會，從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資料論證當地與相關五帝傳說的密切聯繫，這是十分可喜的高端文化現象。

但實際上相關文獻記載準確，並得到考古資料佐證的，卻多難以認證，乃至紛爭不斷。

唯有陶寺遺址的考古發掘卻獨樹一幟，以充足的實物資料，充分證實史書記載「堯都平陽」即今臨汾之說很可能是信史。

陶寺遺址的地理、年代以及文化內涵，為正當其時的「堯都平陽說」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學佐證，因而在中國早期國家起源和形成的探索中具有重大學術意義。

高江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陶寺遺址發掘領隊）

陶寺社會已進入初期國家階段

觀點提示：陶寺遺址體現出的早期國家特徵，多為夏、商、周三代王朝及其後世所繼承發展，成為中國古代國家政治制度或統治模式的主源

陶寺遺址群宏觀聚落形態所反映出來具有五級聚落、四層等級化的社會組織：都城下轄南北兩個區中心（邑）——縣底和南柴（方城）；區中心邑下轄二至三片區的中型聚落群（鄉鎮）；部分中型聚落下轄一至三個小型遺址（村）。

多數微型聚落由大中型聚落直接分出，可能有些特殊的職能，所以很可能不構成一級功能完整的基層社會組織。

大遺址一般100萬平方米—200萬平方米；中型遺址一般10萬平方米—99萬平方米；小遺址一般1萬平方米—9萬平方米；微型遺址一般1萬平方米以下。

陶寺文化社會表現出來的特徵：1.社會複雜化程度高，等級分化嚴重；2.王權出現，是國家統治的核心；3.禮制初步形成，是政治制度的特質；4.形態是初期國家階段。

國家形態具有原始性，控制範圍較小，非廣域國家；新生事物脆弱，迅速衰落。

陶寺社會已進入初期國家階段。

陶寺遺址體現出的這些早期國家特徵，多為夏、商、周三代王朝及其後世所繼承發展，成為中國古代國家政治制度或統治模式的主源。

徐鳳先（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參與陶寺觀象台、圭尺研究）

陶寺遺址揭示了帝堯時代中國天文學的全貌

觀點提示：《尚書·堯典》記載的天文學只是當時的一個側面，陶寺觀象台和陶寺圭表展示出的是《堯典》所不曾記載的另一個側面，這並非兩種不同的天文學，而是恰恰相反，《堯典》中沒有明確記載的觀測方法正好由陶寺觀象台和圭表展示出來了

在中國天文學發展史上，帝堯是一個標誌性人物。

《尚書·堯典》中有一大段記載帝堯從事的與天文觀測和曆法制定有關的活動。

標誌著中國文明獨有的天文學體系已經誕生。

陶寺觀象台的發現證明，帝堯時代不僅進行了天文觀測，而且還建造了大型的觀象設施。

陶寺圭表的確認進一步證明，帝堯時代同時進行了多種天文觀測。

陶寺觀象台共有12條觀測縫，柱縫系統把一年劃分為20個季節，從如此細緻的劃分可以推斷，當時對於日出從一條縫到下一條縫之間的時間間隔會有清楚的認識。

經過如此長期反覆的觀測日出，就能夠得到比較準確的回歸年長度，並逐漸形成簡單的推步曆法，推定二分二至日。

這應該是《堯典》中「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的一個來源。

陶寺還出土了另一種重要的天文儀器，就是圭表。

陶寺的圭表是由一根漆杆和另一根紅色的杆子組合而成，二者出土於不同的墓中。

漆杆出土於陶寺中期的王級大墓IM22中，被漆成紅、綠、黑三種顏色的多段色帶，在測影時可作為圭尺使用。

漆杆上與夏至影長相應的地方有一個特別的標記，應該是用來測量夏至影長的。

該墓還出土了一塊玉琮，可以在測影時作為游標使用，此外還出土一塊帶有一小穿孔的玉戚，推測在測影時作為景符使用。

作為立表的杆子出土於陶寺早期王族墓地的一座中型墓M2200中，其長度與陶寺時期的尺寸和古文獻中記載的八尺表長正相吻合。

雖然漆杆與木表不是同一時期的器物，但這二者的存在暗示陶寺時期有了圭表測影。

漆杆上夏至日位置的特殊標記表明當時對夏至的觀測非常重視。

通過這樣多年反覆的觀測可以得到一個回歸年的平均長度。

圭表測影也是中國後世確定回歸年長度的傳統方法。

因此，《尚書·堯典》中的「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的回歸年長度是通過陶寺觀象台觀測日出方位和圭表測量正午日影兩種方法共同得到的。

《尚書·堯典》記載的天文學只是當時的一個側面，陶寺觀象台和陶寺圭表展示出的是《堯典》所不曾記載的另一個側面。

這並非兩種不同的天文學，而是恰恰相反，《堯典》中沒有明確記載的觀測方法正好由陶寺觀象台和圭表展示出來了。

因此可以說，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互補，揭示了帝堯時代中國天文學的全貌。

武家璧（北京聯合大學歷史文博系副教授，參與陶寺觀象台、圭尺研究）

陶寺觀象台遺蹟發現是證實堯都的重要依據

觀點提示：觀象台是陶寺古城最重要的建築，它的存在決定了整個城址的結構和布局，也是這個城市的鮮明特色及其享有高度文明的象徵

據《尚書·堯典》記載堯帝時代的天文學十分發達，而天文曆法被認為是政權的某種象徵，例如堯帝禪位於舜帝時說「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論語·堯曰》)。

而在舉行禪讓典禮時，堯帝要把天文儀器親自授給舜帝：「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尚書·堯典》)。

因此作為堯都的標誌性建築，陶寺觀象台遺蹟的發現是證實堯都的重要依據。

觀象台位於陶寺古城的中軸線上，具體位置在中軸線與東南城牆的交點上。

中軸線與城牆的交點，就是城區中軸線的端點，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徵位置。

陶寺文化重視對太陽的觀測，是由來有自的。

考古發現陶寺早期大墓中有很多罐、盆的肩腹部，用鮮紅的顏色塗畫幾個圓巴，呈三圓或四圓對稱分布，因為彩繪在灰黑陶上，十分顯眼。

這種現象在其他考古學文化中未之嘗聞，我們認為這就是太陽紋。

幾個太陽圖像的對稱分布，意在顯示不同時節太陽在天蓋上的位置，這正是曆法用以觀象授時的依據。

這種太陽紋陶罐的時代是陶寺文化早期，觀象台及城址的時代是陶寺文化中期，二者在時代上雖然不同步，但後者顯然繼承了前者對太陽的觀測，並且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陶寺古城的選址，應該是首先確定觀象台地點，以此找到大地的東南—西北維，作為城址的中軸線；繼而在中軸線上確定城市的中心，由中心「引繩希望」北極星，確定指極線；然後「體國經野」，框定城市的範圍。

於是，城牆的北角落在指極線上，觀象台位於中軸線的南端。

之所以如此操作的目的，就是要使城牆和觀象台正面朝向東南隅，以保證冬至祭天迎接「日出」。

因此，觀象台是陶寺古城最重要的建築，它的存在決定了整個城址的結構和布局，也是這個城市的鮮明特色及其享有高度文明的象徵。

陶寺觀象台的發現以及陶寺古城的方向，較早地透露出「日出東隅」的思想觀念，這一觀念甚至可能追溯至更早的仰韶時代，使我們在精神文化的層面，對中國古老文明的起源有了更多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