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順《追尋五帝》——仰韶文化新認識之華族源起（七）

仰韶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前分布於黃河中下游的一支史前文化。

本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方的近代田野考古方法剛剛引入中國，就首先對仰韶村遺址進行了發掘。

古史傳說與剛剛起步的近代史前考古試圖結合時，仰韶文化也是最先與五帝傳說相聯繫的一種考古文化，所以從考古學上追尋五帝蹤跡，自然要從仰韶文化談起。

尋根黃土塬（一）

談起仰韶文化，首先要提到的是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J.Gunnar.Andersson）。

他是仰韶村遺址發掘的主持人，也是仰韶文化的定名者。

1921年，當他得知仰韶村遺址發現了史前文化遺存時，他甚至擠占了他的本行而側重於中國的史前考古工作。

他驚喜於在自然條件並不優越的中國黃土地帶哺育下成長起來的仰韶文化，已有發達的農業，從事多種手工藝，形成長期定居且密集的大型聚落，還會製作和使用極其精美的彩陶，為此，他曾多次著書，從出土的陶器、石器的比較和人種學鑑定中，認為這就是現代漢族人的祖先，稱仰韶文化就是「中華遠古之文化」，稱仰韶文化為「仰韶文明」。

[1]雖然安特生曾提出過仰韶文化的彩陶是受到西方影響的觀點，一度在中國學術界受到批判，但他通過仰韶文化的發掘和研究，執著地追溯中華文化和文明起源的那種精神和開創之功，卻漸多地被肯定。

對於安特生在探索中華文化與文明起源方面的學術成就和不足，中國考古學家蘇秉琦是這樣評價的：

「仰韶文化從它的發現開始就是同探索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的起源聯繫在一起的。

1921年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髮現仰韶村遺址之後，以仰韶文化為線索，北到遼寧大小凌河，西到青海湖，西南到長江上游的川康甘孜，足跡幾乎跑遍了仰韶文化影響所及的邊沿地區，從他第一次發表關於仰韶村遺址考古論文到他寫出以仰韶文化為中心內容的論著，他的全部學術活動歸納到一點，就是試圖以仰韶文化為中心，探索中華文化起源問題。

他從仰韶村遺址認識到，鼎和鬲是中國古文化的特色，彩陶則與中亞有關，雖然他沒能找到仰韶文化的真正根源，也沒能對仰韶文化的範圍加以界定，但從一個西方人眼光中，他已敏銳地意識到仰韶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源頭，並認識到對中國古代文明的來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不可等閒視之。

」[2]

從安特生髮掘仰韶村遺址至今，仰韶文化已經有近70個年頭的發現和研究歷史了。

在這半個多世紀裡，在黃河中下游及其兩岸的黃土地帶，發現仰韶文化遺址2000餘處，經大規模發掘、包括整體揭露的居住址和墓地共10餘處，是中國史前諸考古文化中發現最早、工作最多、材料最豐富、也是研究成果最為豐碩的一種史前考古文化。

為了尋找中華文化的根脈，好幾代考古學家都曾摸爬滾打在黃土源上下並不斷取得豐碩成果。

其中最有影響的是50年代對半坡和廟底溝這兩個遺址的大規模發掘。

半坡遺址發掘面積約1萬平方米，揭露出房址46座，另有包括灶址的殘房址80座，墓葬174座，陶窯6座，以及家畜圈欄等，是中國史前考古史上第一次對一個聚落址比較完整的發掘[3]；廟底溝遺址發掘面積近5000平方米，發現窖穴168座，房址2座，復原陶器600多件[4]。

尤其是根據這兩處遺址文化特徵的差別，提出了仰韶文化劃分類型的問題，並將以半坡遺址為代表的遺存稱為仰韶文化「半坡類型」，以廟底溝遺址為代表的遺存稱為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5]。

注釋

1. 安特生：《中華遠古之文化》，《地質匯報》第5號，1923年；J.G.Andersson,」Chidren of yellow earth ,London,1934,P10;

2.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17頁，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

3.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館編著：《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遺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

4.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廟底溝與三里橋》，科學出版社，1959年；

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中國的考古收穫》第9頁，文物出版社，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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