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從國家級珍貴記憶文化遺產《宇宙人文論》的研究著手，深入探討了《宇宙人文論》與古蜀文明的歷史淵源問題，論證了該珍貴文獻與古蜀文明「文化圈」存在的歷史關係，提出了古蜀國的古文字與古彝文的同源性，甚至就是古彝文的觀點。

文中還指出《宇宙人文論》最早讓學界關注了彝族的天文學，闡明和分析了該珍貴文獻出自彝族「德布氏」，而古蜀國帝王魚鳧也誕生在德布氏王族世家，因此認為與該文獻有著傳襲和文脈淵源。

最後，闡釋了《宇宙人文論》與中華古道佛文化間存在同源關係的全新觀點。

關鍵詞：珍貴文獻古道佛文化淵源研究

一、彝族文獻典籍《宇宙人文論》與古蜀文明的歷史淵源

貴州省畢節是彝族古文獻典籍最為豐富和典型的地區之一。

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期，原畢節地區彝文翻譯組就開始在著手整理和翻譯彝族古籍，並受到關注。

到上世紀80年代初，西南民族大學為了整理和翻譯「畢摩特依」，曾專程到過彝文翻譯組取經和交流，那時翻譯組的專家們就向我們介紹了一批珍貴的古彝文典籍，隨後筆者專門去貴州做田野時，又到過該翻譯組。

在該翻譯組（現彝文翻譯中心）學習和交流中，老專家們進一步向我們介紹千百年來貴州彝族代代傳承下來的古彝文手抄本《宇宙人文論》，該珍藏本上世紀80年代初期，就被彝漢專家們共同認定為「彝族珍貴歷史文獻」；並於1984年3月在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筆者獲得一本。

30多年前能出版這樣的書，除專家們付出心血外，政治審查更是部門繁多。

但該文獻出版後，即成為人們研究彝族天文學，認識宇宙，探索彝族太極、八卦、河圖洛書，了解人體同於天體（生命科學）的重要文獻。

目前，該文獻已成為國家級珍貴典籍。

當然經過畢節市彝文翻譯中心全體專家數十年的共同努力，他們所整理、翻譯、出版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其學術影響力巨大。

到目前為止已有20部彝文古籍進入《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今天，我們重溫這部珍貴文獻，筆者又有了以下新的體會。

（一）古蜀文明「文化圈」與《宇宙人文論》的歷史淵源問題

筆者在此提出這一問題，可能有的人覺得太牽強，但是筆者認為它們之間即可能存在相關的歷史淵源。

古蜀文明「文化圈」的範圍較大，實際上也就是「泛三星堆文化區域」的範圍問題。

筆者在所撰寫的50餘萬字的專著《佛的根脈在中華---古蜀國泛三星堆時期古佛文化傳播史研究》中指出：長江上游的三星堆文化區域根據其文化特徵來看，它應是以成都平原的廣漢三星堆遺址範圍內的、周邊數十平方公里為中心的地域，目前其核心點是三星堆遺址，三星堆文化輻射的範圍包括：川渝兩地，湖北和湖南兩省部分地區，陝西以南地區，甘青以南地區，雲貴高原一帶及東南亞大片區域，可見泛三星堆文化區域從上古時期就繁榮強盛。

張耀輝認為「過去，成都平原考古學文化分期，一般是參考三星堆文化的分期，即三星堆一期(相當於龍山文化時期)—-三星堆二期(相當於二里頭文化至二里崗文化下層時期)—-三星堆三期(相當於二里崗上層至殷墟早期)—-三星堆四期(相當於殷墟晚期至西周早期)—-晚期巴蜀文化(相當於春秋戰國時期) 。

我們認為，鑒於目前三星堆遺址一、四期文化的發掘工作做得並不太多，已有資料的整理工作亦尚待深入，其與寶墩文化和十二橋文化的關係還值得深入研究，有關問題未敢遽斷」。

[.張耀輝：《長江上游文明進程略論——以成都平原先秦文化為中心》，中華文化論壇，2006年1期，第8頁。

] 筆者也認為，三星堆文化區域地界廣闊，各個時期積澱的文化呈多樣性，現在考古發現的遺址和相關文物只能算一部分，根據筆者獲得的信息，長江上游古老文明的重大發現還在今後，不久將會被證實的。

現在根據官方和民間收藏的文物來看，三星堆文化的古代文明年代，可能還要超過現在官方所認定和公布的年限，才能解釋許多謎團。

所以，有學者提出了三星堆文化區域內曾經有「伏羲時代」、「炎帝時代」、「黃帝時代」的文化遺蹟，其文化核心區應是當時的政治和祭祀中心。

頡強在《論古代中國的文明--人的文明》一文中也寫到：「我們是一個以黃帝時期的文明作為軸線，延續了大約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古老國家。

」[.頡強：《論古代中國的文明--人的文明》，中國歷史，2013年10期，第30頁。

] 董立章在《三皇五帝史斷代》一書里也說：「牛河梁遺址，是炎帝朝末期、黃帝朝創建之前黃帝為諸侯時的國都及稱帝後的副都」。

他考證說：「黃帝朝創建於公元前3701年，此前黃帝首先用兵東北，占領遼西蒙古南而定都於牛河梁地區；之後炎帝北伐，黃帝揮師南疆，爆發阪泉之戰。

此時黃帝國疆已跨越蒙、遼、冀三省，力量強盛。

黃帝更以誘敵於國門之外，戰勝炎帝。

[.董立章：《三皇五帝史斷代》，暨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1、413頁。

] 蒲衛平、譚石蓉發表的《三星堆文化與中華文明起源》一文中，更是將軒轅黃帝的國都推定到三星堆中心區域，而且還出現了一個非常輝煌的玉器文明時代。

筆者也贊成三星堆文化區域內曾出現過「伏羲時代」、「炎帝時代」、「黃帝時代」的觀點。

同時根據其相關文物、實物、文化特徵、民族文獻提出，古蜀國曾在歷史上出現過四個發展時期：即「遠古蜀文明時期」、「上古蜀國時期」、「中古蜀國時期」、「下古蜀國時期」；第四個階段就是我們目前官方所公布和認同年限。

前三個階段能把古蜀國的年代推到「伏羲時代」或更早時期。

如長期研究三星堆文明的劉少匆先生，他在廣漢高平鎮找到伏羲的墓地，在他的多部學術專著中，有對歷代古蜀國帝王的解讀和考證，甚至有對古蜀國歷代帝王面具的解讀。

他經過長期研究認為，廣漢三星堆博物館裡有伏羲、炎帝、黃帝、嫘祖、顓頊、蠶叢、魚鳧、杜宇等帝王的面具器物。

總之，泛三星堆文化區域內存在不同時期的文明積澱；而且還存在著不同文化類型的相互交流，比如在三星堆文化區域內出土和發現了有「良渚文化」特徵的器物，在長江下游的諸多地方，也發現了古蜀國三星堆文化特徵的器物，證明在古代各民族已有了遷徙生存活動與相互的文化交流。

另一方面，古蜀人也把「三星堆文化」輻射到廣大泛三星堆文化區域，包括緬甸、泰國、越南、寮國、印度等大片區域。

如在越南的立義遺址就出土了較多的「三星堆玉璋」等器物，其年代距今3000多年。

關於越南這片大地，大家都是知道的，它是宋代以後才慢慢脫離大中華的。

易中天先生宋代時期的先祖就是當時管理越南的官員，死後其墓地仍然還埋在那裡。

鑒於上述存在的歷史淵源關係，筆者認為《宇宙人文論》雖發現於當代貴州畢節（大方），但它是彝族數千年傳承下來的文化遺產，傳承中其口頭傳襲者、畢摩和手抄本記錄者的居所不是永恆不變的。

因此，筆者認為這部珍貴的文獻應該與古蜀文明「文化圈」、或者是「泛三星堆文化」有著歷史淵源。

其主要理由如下：一是三星堆核心文化圈內的各文化形態與彝族文化有著直接的歷史關係；二是《宇宙人文論》一書中內容與古蜀國（三星堆）核心文化區、泛三星堆文化區域內發現的伏羲的太極、八卦等文化基本相同；三是貴州省畢節的彝族文獻《彝族源流》記載，在上古時期「尼能」「篤靡」從他們部落聯盟中抽調了許多很強幹的匠人到古蜀地「能沽」（今成都周邊區域），製造各種宗教崇拜偶像器物的史事真實存在過；古蜀國泛三星堆文化區域內目前所發現器物上有古蜀文字，這種文字與古彝文完全相同；而且有不少表現宇宙、太極、八卦等方面的內容。

所以，筆者認為這些非偶然的文化內容、文化形態與《宇宙人文論》存在著一定的歷史淵源。

（二）古蜀文明圈內的古文字存在同源性

二十多年來，有一批漢、彝等民族的專家和學者不斷解讀和破譯了國內出土的神秘刻畫符號，最有影響的是雲南呈貢金寶山出土的幾個古彝文陶符，用古彝文破譯是「麼奪織」（音）意為人聚會祭祀，是「竹神」的遺留，經相關考古專家的碳14測定已有1－1.2萬年的歷史。

尤其是學者們不斷揭開了古蜀國「三星堆」、「金沙」等遺址的神秘面紗，找到了古蜀國文字與古彝文化之間的淵源和答案：「同源性」或「同一性」。

2009年10月，涼山州人民政府、北京大學、西南民族大學三所高校聯合主辦了「首屆古彝文化與三星堆文化探源學術研討會」，國內外的近百名專家齊聚邛海之濱就「古彝文化與三星堆文化探源」進行學術研討，有專家和學者就認為古蜀國三星堆時期的古文字就是古夷文。

2009年11月千餘名中外學者又齊聚貴陽參加全國彝學年會，香港等國際研究機構的學者們充分肯定了「古彝文」是中華民族最古老的文字。

會上也有專家學者認定古蜀國的文字就是古彝文，因為今天的彝族畢摩、彝族專家和學者還能認識，古蜀國的文字在川、滇、黔、桂四省（區）聯合編寫，出版的《彝文字集》（8萬個古彝字）和彝族畢摩的經卷里基本上都能查找到；而且，近十年來不少學者專門作了這方面的研究，相關學術論文也不斷問世。

彝族的文字很古老，貴州彝族文獻《宇宙人文論》、《西南彝志》、《彝族流源》等文獻里綜合記載了彝族發展史，記載了當時彝族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哲學、天文曆法等等方面的知識。

現在專家學者們都認為古彝文誕生時間已有9000年以上。

關於彝族的古文字，中國社科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馮時先生有深入研究的成果，他曾說：「不論山東龍山文化，還是所謂的東夷文化，都是早期的彝族文字」[ . 馮時：《龍山時代陶文與古彝文》，《光明日報》，1993年6月6日。

]。

劉志一先生曾在研究湖南澧縣彭頭山新石器早期遺址時，發現少數棒形飾物上有刻畫符號，對這些刻符符號劉志一先生曾撰文道：「可以說彭頭山遺址是目前世界古文字史上的第一個字符」。

「如果加上彭頭山刻符前的草創階段，說中國文字(彝文)已有一萬年左右的發展史，也不誇張。

」[ . 劉志一：《湖南彭頭山刻符考證》，《江西文物》，1991年，第三期。

]雲南呈貢金寶山出土的幾個古彝文陶符，經相關專家的碳14測定，已有1－1.2萬年的歷史。

另外，對「西安半坡刻畫符號」、「甘肅大地灣彩繪符號」、特別是古巴蜀文字，包括四川「古蜀國泛三星堆範圍內的文字」都有學者能用古彝文進行釋讀。

宋代至明代以來，古蜀國的器物在成都平原、德陽和綿陽市範圍內都有發現，還被那時的收藏家收藏，那些器物上就雕刻著很清晰的古蜀文字。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廣漢三星堆周圍、成都平原先後出土了數千件古蜀器物，而這些出土器物上也鍥刻有圖案和文字。

之前，這些出土器物上的古文字無人能解讀，近十年來已有不少古蜀文字被彝、漢專家學者破譯或釋讀。

這些專家學者主要有：朱崇先、王繼超、阿余鐵日、錢玉趾、王子堯、王昌富、老闆薩龍等等，他們與彝區的畢摩們都是釋讀與破譯古蜀國文字的專家。

筆者曾與朱崇先、王繼超、張純德、張慶芬、阿余鐵日等多次探討古蜀國文字方面的問題，他們對古蜀國相關器物上的古文字解釋道：「古蜀國泛三星堆時期的玉器、金器、銅器、骨器等器物上刻琢的古文字，我可以肯定是古彝文，因為它不只是我們幾個人認識，彝族中只要懂古彝文的人多少都認識一些。

阿余鐵日說：「泛三星堆文化特徵器物上眾多的古彝文我認讀不完，但它是古彝文，我不認識的，你們可以找雲南、貴州的彝族畢摩和專家學者釋讀。

」古蜀國三星堆是祭祀聖地，它不是墳墓，它是古道文化、古佛文化、祖靈偶像祭拜的集中地，歷史上彝區的祖靈偶像無論大尊、小尊的都是往古蜀國三星堆區域集中祭祀與供奉的。

過去，古彝王族和有實力的貴族世家，他們的祖靈有用玉石、黃金、銀、青銅做的，後來遷離古蜀國三星堆中心區域後才改用木質、竹根製作，竹根雖小仍代表著一個人的「馬都/靈魂」。

中央民族大學博士生導師，古彝文字與文獻權威專家朱崇先教授說：「我在中央民族大學從事古彝文、古文獻研究幾十年，從文獻中看到過很多有關彝族在這方面的記載，但一直就感覺彝族留下的古文獻多，而相關的文物，或像你們保存的這類實物就太少，但今天我們在這裡見到了，最關鍵的是它們能與我研究了幾十年的文獻相對應，也就是這些實物與我們研究了幾十年的彝族文獻里所記載的相同，讓我們看到了老祖宗們留下的真正有價值，同時又讓人非常震撼的實物。

這也是非常讓我們振奮和欣慰的，同時也讓我們感到彝族的老祖宗是多麼的偉大。

」朱崇先教授接著說道：「根據我幾十年研究彝族古文字、古文獻的經驗來看，這些器物上的古蜀文字，實際就是我們的祖先使用的古夷（彝）文，從我們釋讀和翻譯的一些內容來看，首先，它們是具有深邃哲理的古彝文詩句，且詩句很優美，讓我們無比興奮，內心一直很激動。

從這些文物上的字、詞、句來看，5000年前，我們彝族老祖宗的智慧現在的人也難以超越，那些頗具高深教育思想的詩句，會使我們馬上想起彝族教育與信仰方面的古詩句，特別是那些哲理性很突出的優美詩句，我們翻譯出來後其內容讓人很振奮和驚訝，我甚至認為挑選當今雲南、貴州、四川彝區的畢摩和彝文專家們，集體對相關器物進行詞句、詩句的再創作和雕刻，並且要達到有如此高深的哲理、賢明智慧，以及具有彝族古代傳統詩一般的精美詞句，現在也是很難做到的。

」

二、《宇宙人文論》與古道佛文化之間的淵源關係

（一）《宇宙人文論》最早讓學界關注了彝族的古天文學

彝族典籍《宇宙人文論》是最先被整理、翻譯和出版的古文獻典籍之一，其古彝文手寫體的成書年代已無法考證，但是可以從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從相關器物證實它的古老性；同時它對之後人們研究彝族的天文學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為《彝族天文學史》、《宇宙源流論》的編寫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畢節市彝文翻譯中心隨後不斷整理和出版了一些與天文曆法有關的珍貴文獻；這些文獻的問世，推動了學界對彝族天文學的進一步研究。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劉堯漢、盧央二位先生編寫和出版了《文明中國的彝族十月曆》，劉堯漢先生還編寫和出版了《中國文明源頭新探--道家與彝族虎宇宙觀》，陳久金、盧央、劉堯漢仨先生編寫和出版了《彝族天文學史》，盧央先生又編寫和出版了《彝族星占學》，周士一先生編寫和出版了《中華天啟--彝族文化中的太一、北斗與太陽》；這裡還必須指出的是原《求是》雜誌的主編王天璽先生，他在研究《宇宙人文論》原文版、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宇宙人文論》的基礎上，於1999年6月又編寫和出版了《宇宙源流論》一書。

他將上世紀80代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宇宙人文論》書中的譯文（漢文）部分的散文體風格，重新譯成為了詩體風格。

此外，幾年前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編的106卷《彝族畢摩經典譯註》又將彝族有關天文曆法、太極八卦、河圖洛書方面的數十部文獻收編其中，可見學界和相關機構對彝族天文學的研究仍然十分重視。

學界研究《宇宙人文論》的論文，有兩篇較早的代表性文章，一篇是1981年9月11日，田光輝撰寫的《<宇宙人文論>的哲學思想初探》，載於貴州大學哲學系的油印本中。

一篇是李延良1982年發表於《哲學研究》4期上的《彝族哲學<宇宙人文論>初探》。

之後相關文章日漸增多，尤其是川、滇、黔、桂四省區彝族古籍協作機制的建立，並在當時的一批知識型領導們的推動下，取得了較大的成效。

隨後研究力度和速度的加大，彝區整理和翻譯了不少彝族古籍文獻，這些古籍文獻里有一部分是歷史長河中，彝族先賢記載探索宇宙、觀測宇宙生命、天文學（天文曆法、星占學等），太極、八卦、河圖洛書（易學）的文獻。

這些文獻的不斷問世，增加了學界的研究視角。

之後的研究已不再是僅僅鎖定於《宇宙人文論》，而是綜合性的運用和參考整個彝族的典籍文獻資料了。

不管怎樣，《宇宙人文論》是一部最早讓學界關注了彝族的古天文學經典文獻。

文行至此，筆者必須提及珠海市的地質學高工劉明武先生，這位漢族老大哥對彝族天文學（十月太陽曆）、太極、八卦、河圖洛書，彝族十月太陽曆與數學、物理、化學、醫藥學、哲學等學科的交叉研究可謂前無古人，筆者認真拜讀過他不少的論文，其研究的成果非常具有專業性、系統性、思想性，其深度和高度均高過許多學者。

他的研究至今還沒有得到彝學研究機構、彝族文化領域、相關彝族自治地方領導和學者們的高度重視，他的許多好建議也沒有被採納，這是相關方面必須要糾正和重視的問題。

彝族天文學的歷史很悠久，傳承下來的古彝文文獻相比其他民族也較多，其文化遺產價值不言而喻，它們在中國天文學研究領域都屬於不可忽略的重要板塊，有著不可不關注的學術地位，同時也體現出彝族文化具有的軟實力。

在古蜀國泛三星堆文化區域內，發現的一些實物上雕刻有不少與天文星象的運行圖，宇宙空間圖，太極、八卦、河圖洛書的圖案，這些器物上大部分都雕刻了十分清晰的古蜀國文字（古夷文字），根據我們送去測試和化驗的報告數據來看，年代在4860年左右。

如果將相關實物全部送去測試，有的甚至可能超過5000年以上。

關於中國的天文學其誕生的年代可能已經超過一萬年以上了，這個時間結論，學界有不少著名學者也有成果證實。

如代表性人物之一是馮時教授在《天文考古學與古宇宙觀》一文指出：「中國的天文學到底古老到多久，這個問題當我們和其他文化現象聯繫起來考慮的時候似乎更有意義。

眾所周知，農業文明不僅標誌著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同時也標誌著新的文明形式，有關它的起源的探索，考古學的證據已足以上溯到距今萬年以前。

或許人們並不以為農業的起源與天文有什麼關係，其實不然，人工栽培農業的目的是為了人們的食物來源提供保障，這意味著它將首先出現在季節變化分明的維度地區，而當前的氣候條件其實使一年中真正適合播種和收穫的時間非常有限，致使貽誤農時便會造成一年的絕收。

因此，農業的起源必須要以精準的時間服務作為保證，沒有古人對時間的掌握，就不可能有農業的出現。

顯然，中國農業起源年代所給予的天文學起源的暗示是清楚的。

」[ .馮時：《天文考古學與上古宇宙觀》，《濮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0年4期，第1頁。

] 接著，馮時教授又指出「儘管目前的天文考古學研究已為這個問題的判斷預留了廣闊空間，然而我們似乎仍沒有機會從中國古老文明的源頭講起，因為迄今為止的任何一項天文考古學個案研究，其所揭示的古代思想史和文明史的都是綜合性的，這意味著即使相關的考古資料的年代可以早至公元前第四千紀以前---這個年代其實已足以使傳統的歷史學與考古學深感驚詫」。

彝族民間有許多尓比（農諺），它們都與天文學的24節氣有關，但也是無法考證其年代，目前只有從農業和農作物的產生年代去反推和考證相關年代。

（二）《宇宙人文論》與中華古道佛文化間存在同源關係

當今的現代人從祖先那裡遺傳下來的靈性意識越來越弱，可以說一代不如一代；但是現代人的理性意識、知識和理解能力卻越來越強。

相應的，現代人越來越難以通過靈性修煉直接認識宇宙本來的真相，但是更容易通過專業學者的描述得到理性的理解。

這就說明了古代人與現代人在認識自然，觀測宇宙都發生了變化，存在差異了。

古代人能用其自身的超強靈性去觀測銀河系，他們認識宇宙的能力的確是現代人不及的。

不然怎麼會在古蜀文明「文化圈」中誕生一批與宇宙生化有關的器物呢？在彝族社會裡又怎麼會誕生諸如《宇宙人文論》等上百部與天文學有關的古彝文文獻呢？《宇宙人文論》一書30多年前翻譯出版後，一般的學者和讀者在研究和閱讀該書時，重點關注的是書中講述的哲學思想、道家文化、太極八卦、河圖洛書，可能還未發現《宇宙人文論》中的相關內容也是早期的古佛文化誕生的源頭，包括後來的佛學也與之有著歷史淵源關係。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曾經說過：「未來的宗教，將是宇宙的宗教。

它應當超越個人化的神，避免教條和神學，涵蓋自然和精神兩方面。

它的根基，應建立在某種宗教意識之上，這種宗教意識的來源，是在把所有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作為一個有意義的整體來經歷時得到的體驗。

佛教正是以上所描述的那種宗教。

」

關於佛教中的識心屬性問題，只有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以及「覺悟」與「識心」均高的高僧大德、在深度精神修行中破盡物質和意識等識心派生出來的一切之後才能認識到。

在《起世經》中，釋迦牟尼佛關於三千大千世界的講述，一般現代人是很難理解其真諦的。

佛學界認為釋迦牟尼是位大科學家，他觀測事物的路徑與現代物理學家並非兩樣：均為揭示宇宙的真實狀況。

現代物理學家們與釋迦牟尼的科學實證主義精神也無不同之處。

甚至佛學裡對真實、實證的要求甚至遠高於世俗的科學家團體。

現代物理學家們與釋迦牟尼的主要區別在於研究方式的具體路徑上：物理學家們則以實驗觀測加理性推導為主要科研路徑，而釋迦牟尼是以精神修行調整眾比丘之身心，以達到能夠遍知宇宙無窮真相之目的。

在結果方面，兩者驚人的兼容，而且釋迦牟尼所觀測和指出的甚至多於、高於目前物理學家們所看見和指出的。

釋迦牟尼還講：「信」「解」「修」「證」，因具三十二相、大威神力，一看就能讓人起信。

而且，當時的社會環境就很流行精神修行，其弟子多為大根器的人，易進入釋迦牟尼佛的那個靈性世界，他們很快就理解釋迦牟尼佛關於靈性宇宙世界的教導。

而現在哪有人具備他的觀測力呢。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中關於它的描述是：「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凈，不增不減」。

不生不滅，即沒有時間先後概念；不增不減，即沒有空間大小概念；不垢不凈，即沒有人類美醜分辯的概念。

在道家經典《道德經》第四十七節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為而成。

」《道德經》第二十五篇中，相關概念則偏重於物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

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老子是一位2500多年前的大科學家，他在古代就能指出太陽與地球、人之間的準確空間關係，這些在他唯一流傳於世的《道德經》中卻隻字未提，我們從孔子相關故事中了解到此事：「孔子東遊，遇兩小兒辯。

一小兒曰：日出於山東是以屬東；一小兒曰：日歸於山西是以屬西。

孔子不能決，以之求老子，老子笑曰：日本無根基，何以算東西。

」（《列子·兩小兒辯日》）。

老子在2500多年前，以超人的智慧和靈性意識，從宇宙科學上來講是了不起的成就！李慶宏先生在其所著《佛教的宇宙觀》中也寫到老子觀測宇宙的超強能力，他「指出太陽在宇宙空間和地球、人位置關係的準確狀況，而這還很可能只是他看到的很小一部分，我們可以注意到他只是在被別人問到的時候，簡單的回答了一句，而顯然對被後世稱讚毫無興趣，他的《道德經》據說還是在出函谷關飄然消失之前應太守尹喜力邀才寫下的，並且《道德經》隻字未提這些驚人的科技發現。

如果他提了，比如說，給出一個太陽系的真實模型，結果會怎麼樣呢？我們現代人當然會更加相信他。

但在他之後的一、兩千年內，人們卻反而會更不容易相信他言說的真實性，以致《道德經》是否能流傳至今都成問題。

」筆者認為，李慶宏先生的這段客觀的敘述和分析很有道理。

在《宇宙人文論》中，筆者認為也存在兩位聖賢，即「布慕篤仁」和「布慕魯則」弟兄倆，這弟兄倆出自彝族最著名的氏族「德布氏」，他們是阿舉史婁的後裔。

德布氏在歷史長河中，人才輩出，在這一氏族中歷代都誕生過傑出人物，他們作為古蜀國的王族之一，為古蜀國的繁榮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關於他們的傳奇史事，筆者2011年7月就已編寫出版了30餘萬字的學術專著《發現三星堆王族後裔--古蜀國魚鳧王后裔今昔調查研究》，書中大量的考古資料和文獻資料，多地的田野調查證實了德布氏王族及其後裔的遷徙歷史，以大量的史料和出土文物證實了魚鳧王時代是古蜀國三星堆最為興盛和繁榮的時期，追溯了這個王族數千年的興衰演變的歷史。

所以筆者認為，《宇宙人文論》與古蜀國三星堆有著歷史淵源關係不是沒有道理的：一是地域有關係，當然不能用現在的行政區劃來看問題；二是德布氏中誕生的最為賢明大智的帝王魚鳧，德布氏的後裔遍布川、滇、黔區域，他們世代傳承的古夷文經卷多，甚至在這個氏族中歷代都出現了大畢摩和大智者。

所以，筆者認為，這部文獻已經在彝族社會中傳承了數千年。

《宇宙人文論》中的「布慕篤仁」和「布慕魯則」弟兄倆對宇宙的認識和觀測，是在他倆漫遊「皮尼山」時隨口問答出來的，從他們的問與答中可以看出他們在古代就能隨口講述這麼多宇宙（天文）知識，可見他們當時所具有的靈性意識、科學智慧都超過了一般民眾和古代的大學士。

他們對答的內容包括：空氣和風，青氣和紅氣，宇宙和萬物，太陽和月亮，哎哺和且舍（天地演變和陰陽觀），太極五行，八方，八卦，尼能哺，天數和地數，五生十成（指河圖），十生五成（指洛書），清濁之氣的運行軌道，宇宙的二十四方位，實勺的產生，人體同天體，人與天地，日月運行，日蝕月蝕，年界和月界，天氣與地氣，閏年和閏月，霜雪露，風和雨，雲和霧，雷電共二十八篇。

讀完這些以詩體風格表達宇宙科學珍貴文獻後，我們只能說先賢們太偉大了。

三、結語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在中華古蜀文明「文化圈」中，上古時期存在過傳統文化的同源現象，比如古道文化、古佛文化、古夷族群的信仰文化，乃至古羌、古僰、古濮等族群，他們的文化越往古追溯，其「同源性」就越多，並顯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大融合特徵；這與上古以來各族群在基因上的融合特點相吻合。

從上古時期人們認識和觀測宇宙（天文曆法）的方式和觀點來分析，除存在同源性外，筆者還認為曾經共同在信仰領域走過了一個「道佛同源」或「多教同源」的發展階段。

最後，筆者引入一些與大家共同思考和讓專業人士進一步研究的話題，這些話題可能《宇宙人文論》中早有一些記述，只是需要我們用學科交叉的方法和路徑去認識和研究。

比如宇宙空間與時間的再認識，再如太極的能量學問題，以及與當下全球物理學界都十分關注的熱門話題：「引力波」有什麼關係沒有呢？引力波的頻率分高、中、低三個層次，它與哪個層次有一定的聯繫沒有呢？中國科學院2008年成立了相關工作組起名為「太極計劃」，在中科院力學所國家微重力實驗室胡文瑞院士的推動下，中科院多個研究所及院外科研單位共同成立了科學院空間引力波探測工作組，開始探索中國空間引力波探測的可行性。

這一項目被列入中科院空間科學2050年規劃。

**國家科學基金會長期支持這項科研工作，歐洲的研究機構已開展這項研究二三十年了，至2016年2月以來，一直有探測到引力波的好消息披露於媒體。

而我國的空間科學研究才起步不久，研究能力還很薄弱；引力波探測也是一個逐步建立知識體系的過程，也需要從古代傳統宇宙觀測學中得到一些啟示。

以前人類的視野可能有局限，但上古人類的靈性意識很強。

引力波可以讓我們對宏觀世界有更多了解。

那麼，引力波會對人類的生活有什麼影響呢？做個比喻，就像我們丈量世界的尺子一樣，以前是米、微米（100萬分之1米），後來是納米（10億分之1米），今後是皮米（10000億分之1米），引力波就是推動皮米探測技術。

這項技術所產生的影響不可估量。

如果有一天，人類真要星際穿越，那引力波就可以幫助我們，在浩瀚的宇宙中看清前路，看得更遠，走得更遠；而且還能準確返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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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發於《漢學研究》，2017年春夏卷，國學特約稿，第25頁。

來自: 中國彝族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