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洪的台地型聚落——紅橋村遺址

紅橋村遺址是一處以寶墩文化三期遺存為主的大型聚落址，保存較好，遺蹟豐富，遺物眾多，在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遺址位於成都市溫江區公平街辦紅橋村，地處江安河北岸的二級台地之上，台地呈不規則形，高出周圍地表0.5～2米。

整個台地均屬遺址的分布範圍，總面積19餘萬平方米。

該遺址於2008 年被發現並進行了初步試掘，之後為了配合「豐隆城市綜合體」和「藍潤光華春天」房地產項目建設，自2011年至2016年連續多年對其展開了系統性的考古調查與發掘。

調查方式主要為普鑽，採取孔距為 10 米的梅花樁鑽探法對整個遺址進行了系統性地鑽探，並進行了測繪，建立GIS系統。

在鑽探基礎上，採取布點性試掘和重點區域大規模發掘相結合的發掘方法。

通過多年的努力，基本搞清了遺址的文化面貌和聚落布局，在環境考古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遺址的地層堆積自上而下共分6層，第1層為近現代地層，第 2 層為明清時期地層，第 3 層為唐宋時期地層，第4層為漢代地層，第5、6層為寶墩文化時期地層。

清理了大量的灰坑、灰溝、房址及水渠等遺蹟，全面揭露了遺址的墓地以及由人工堤壩和河道構成的水利設施。

灰坑共計400餘個，除了大量一般意義的灰坑外，有兩種灰坑較特別，一種平面呈長方形坑，直壁平底，較淺，坑壁經火燒，坑內布滿卵石。

另一種平面呈圓形或圓角方形，直壁平底，較深，經過精細加工，坑壁亦經火燒，坑底有一層灰燼，多數坑內有卵石。

上述兩種特徵的坑過去其他遺址也曾發現，關於其性質和功能有「燒烤坑」「柱坑」「祭祀坑」「窖藏坑」等等不同的判斷。

現場發掘時已經詳細提取了這兩種灰坑的信息，將綜合運用空間分析、民族學、科學檢測、實驗等手段著重對這兩類灰坑進行研究，以期解決這兩種灰坑的性質和功能問題，其必然會對整個遺址的聚落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清理的房址有10餘座，從建築形式上可分為兩種，一種為圓形的杆欄式建築，規模較大，直徑約15米；一種為長方形的木（竹） 骨泥牆建築，面闊大小不一，大者近20米，小者不足10米，進深一般為6米左右。

另外還發現有大量的基槽和柱洞，無規律可循，可能為房屋的頻繁重建或被晚期破壞所致。

人工水渠1條，長200餘米，上口寬約1.5米，深約1米，應與給排水有關。

墓地位於遺址的中部和北部，共發現墓葬400餘座，成組分布。

同組內的墓葬數量從幾座到十幾座不等，推測墓組為家庭單位。

墓葬形制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坑較深，人骨保存極差，葬式多為仰身直肢葬，個別有俯身葬，幾乎未見隨葬品。

在眾多的墓葬中有一座墓葬較為特殊，規模較大，體側隨葬1件骨杖，推測為氏族首領或巫師墓。

水利設施由4道人工壩體和3條河道構成，壩體上窄下寬，分層夯築，臨水一側修有卵石護坡。

出土的遺物以大量陶器為主，石器不多。

陶器主要有繩紋花邊口沿罐、高領罐、尊、壺、盆。

石器均為小型磨製石器，有斧、錛、鑿等。

從層位關係和陶器器型及組合情況看，紅橋村遺址的主體遺存年代處於寶墩文化三期。

從聚落空間布局看，水利設施緊鄰江安河，4 道人工壩體都有護坡，尤其是第1、2道壩體加築了卵石護坡，抗沖刷性更強，很可能起到導流、緩解河水對居址台地的侵蝕作用，當然也不排除這是環壕的一部分，待其他區域的發掘和相關環境分析結果出來後，加以綜合分析才能最終確認。

如果最終確認這處水利設施是治水工程，就進一步證明了成都平原古城址群的城牆功能主要是防洪，蜀人治水的年代可上溯到新石器時代，世界聞名的都江堰工程是古蜀先民集體智慧的結晶。

居址整體更靠近水側，墓葬整體主要居於遠水側，當然部分區域有居址與墓葬相雜的情況。

大型長方形木骨泥牆和圓形杆欄式建築、大量「石頭坑」、家族墓地、高等級骨杖墓、水渠、大型水利設施前所未有，推測紅橋村遺址是一個較大型的、區域中心性的聚落址，在該遺址的北面發現了較多同時期的小型遺址，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紅橋村遺址面積達19萬平方米，已經達到了小型城址的規模，如此大型台地性質的聚落在成都平原並不多見，或許代表了一種新的聚落類型，這是研究寶墩文化及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聚落不可多得的材料。

鑒於紅橋村遺址的重要性，在發掘過程中以及對日後的整理研究，都進行了系統的規劃。

在傳統考古研究的基礎之上，更多地從聚落考古、植物考古、環境考古、功能考古等視角進行研究和分析問題，不再單一地關注遺物和建立譜系關係，這將會對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考古學展開多視角和多學科合作研究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