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順《追尋五帝》——仰韶文化新認識之華族源起（十四）

花卉與華族（一）

社會變革時期，是人群組合和重組的頻繁時期，也是文化創造和再創造時期，視花卉為神聖並以花卉作為群體的標誌和名稱，就是仰韶人群在組合和重組過程中出現的優生支系——廟底溝類型人們的一項傑出文化創造。

彩陶是仰韶文化最主要的文化特徵，它既是仰韶文化區別於其它史前文化的主要標準，又是與相鄰諸史前文化交流的主要因素。

半坡和廟底溝這兩種類型都有比較發達的彩陶，又以廟底溝類型的薔薇科玫瑰花圖案最具代表性。

過去有以仰韶文化彩陶與中亞、西亞和東南歐州有某些相似之處，而認為仰韶文化彩陶可能是西來的。

我們並不否認東西方在史前時期就已有了文化交流，也不否認在彩陶方面的交流和相互吸收，如中亞盛行且起源較早的幾何形圖案彩陶就可能對中國境內的史前彩陶有所影響。

但是，仰韶文化彩陶的出現首先是以制陶業發展到一定水平為基礎的，也是黃土地帶提供的特定條件的產物，仰韶文化彩陶特別發達主要是自身發展的結果，廟底溝類型的花卉圖案彩陶更是仰韶文化的特產，是仰韶文化及其彩陶土生土長的主要證據。

說到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彩陶花紋，在60年代提出其中主要是植物花卉圖案時，並非馬上被理解，而寧可繼續延用「鉤葉、圓點」一類的表面描述。

究其原因，主要在於這類植物花卉圖案從一開始成形，就已是一種高度抽象化的花紋圖案，而長期以來，對仰韶文化的人們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發達程度估計不足，對反映意識形態的形象思維及其表現形式更是很少考慮。

近年，由於對整個中國史前文化發展水平認識的提高，特別是對史前人類在思想意識形態發展水平的認識不斷提高，這就使深入探索仰韶文化彩陶花紋的原型，有了一個比較接近的認識基礎和前提[13]，使我們有可能從仰韶文化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即由氏族向國家過渡的社會大變動這一大背景下，從在這一社會大變動時思想意識形態方面的變革方面，有些還可能是超前的變革中，去理解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這種植物花卉高度抽象化的產生過程。

對於仰韶文化及中國史前文化在思想意識形態方面的變革，我們還可以作進一步探討。

依據馬克思的社會發展史觀，由原始氏族公社向國家的過渡，作為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社會革命，是以生產力的發展為動力的，以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變革為主要標誌的。

中國諸史前文化包括仰韶文化前期和後期間的變革，都證明了這一規律的普遍性。

但各個地區、不同人群之間，因自然和人為條件的種種差別，它們的具體發展道路又可能是各有特色的。

就以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主要標誌之一的金屬銅的出現和使用來看，大量考古發現證明，中國史前時期雖也不斷有金屬銅露頭，但一般所見到的標本極少，且多為裝飾品或不成形的小件物品一類，生產力的發展仍然以石器及其製作技術的進步為主要內容，就是到了商代，青銅鑄造技術已很發達，但也主要用於鑄造祭祀禮儀和隨葬的銅彝器及武器一類，用作生產工具的青銅器極少，石器仍然是主要生產工具。

對於這種考古現象的一再出現，張光直先生曾將東西方文明起源進程及其背景作一比較，提出西方是以技術發展為主進入文明時代的，主要體現為人對自然的改造，可稱為「破裂性文明」，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則較早發展了諧調人與天、地、自然界之間關係的宇宙觀和宗教觀，以出現溝通人與神關係的神權及其獨占為主要標誌，並由此而進入文明時代。

與西方相比，中國更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可稱為「連續性文明」[14]。

近些年主要在燕山以北地區的紅山文化和東南沿海地區的良渚文化發現的大規模宗教祭祀遺蹟和反映以神權獨占為主的「禮制」的出現，都一再證明著中國文明起源的這一特點。

注釋

13. 楊泓：《美術考古半世紀——中國美術考古發現史》，文物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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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二集131—142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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