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里頭找尋「最早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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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60年代的發掘現場
2002年宮殿區東部建築群發掘場景
墓葬發掘現場
二里頭出土的青銅器爵
隨葬出土的綠松石龍形器、銅鈴和海貝
二里頭,原本是洛陽盆地一個籍籍無名的普通村莊,可就在那一望無際的田野下面,隱藏著3000多年前華夏民族的一段輝煌歷史。
50多年的考古發現帶給我們一次次震撼,它擁有的一個個中國之最,把它送進了世界文明史的殿堂。
◎千古之謎
8月5日,吳慶龍等中國學者在世界著名學術刊物《科學》上發表論文,證實大約4000年前,黃河流域的積石峽地區曾經發生了一場特大洪水。
而這場大洪水,或許就是傳說中大禹治理的那場水,抑或與中國第一個朝代夏朝的建立有關。
一石激起千層浪。
這一論斷,在學界再次引爆了近百年來關於「夏朝有無」的大爭論。
這個發現,究竟是將神話變成了歷史,還是將歷史變成了神話,都將會迎來更多、更嚴謹的科學論證。
因這次爭論,公眾再次將目光聚焦在了偃師二里頭。
因為在這裡,專家們已經證實,它是毫無爭議的「最早的中國」。
儘管《史記》中的《五帝本紀》《夏本紀》對上古史有過簡略的敘述,但西周之前的歷史脈絡一直混沌不清。
中國的起源在哪裡,又是如何誕生的?這個千古之謎,吸引歷代學者不懈求證,去探尋終極答案。
與殷墟、兵馬俑、商城遺址等眾多考古源於偶然性不同,二里頭遺址的發掘,則是學者帶著問題有備而來,是「由已知推未知的探索」。
中國社會科學院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許宏博士講解,上世紀50年代,中國古史專家徐旭生把上古文獻中關於夏王朝都城和主要活動地域的記載加以排比梳理,1959年夏季他以70多歲的高齡率隊踏查了登封、禹州、鞏義、偃師等地的數處遺址,最終把目標鎖定在了偃師二里頭,徐旭生在調查報告中感嘆:「那在當時實為一大都會。
」
從此,50多年對二里頭的野外考察工作持續不斷。
60餘次的發掘,累計面積達4萬多平方米,帶來驚喜無數,眾多的中國之最在中華文明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這裡是3000多年前東亞大陸最大的中心性城市,最早的具有明確城市規劃的大型都邑。
這裡有最早的城市主幹道網、最早的宮城、最早的宮殿建築群、最早的青銅器和綠松石器製造作坊、最早的青銅禮樂器群、最早的青銅近戰兵器……
此外,大型「四合院」建築、玉質禮器、各類龍形象文物、白陶和原始瓷的發現,以及骨卜的習俗、鼎鬲的合流等,都是「中國」元素的大匯聚。
許宏說:「二里頭文化的崛起給人以異軍突起的感覺。
也許,這樣的關鍵性節點就可以叫做開創歷史的新紀元吧。
」
◎中央之邦
二里頭遺址位於偃師市西南約9公里處,北依邙山,南望嵩岳,古伊洛河從它的南面流過。
盆地水足土厚,物產豐富,交通便利,有險可依,自古被認為是「天下之中」,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帝王建都之所。
已有50多年「隊齡」的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就駐紮在遺址上。
8月16日,烏雲密布,站在工作隊二層辦公小樓的露台上遠望,一片霧靄籠罩下,是無邊的農田。
高過人頭的玉米正值灌漿期,大豆長勢正旺;三三兩兩的村民正在低頭勞作;微風過處,田間颯颯作響——一幅標準的中原田野景象。
二里頭考古隊副隊長趙海濤,指著霧蒙蒙的遠方講解,二里頭遺址略呈西北—東南向,東西最長約2400米,南北最寬約1900米,現存面積300多萬平方米。
遺址的主要文化遺存屬於考古學上的二里頭文化,著名的「二里頭文化」由此得名。
都邑的興盛時代,距今約3800年—3500年,相當於古代文獻中的夏、商王朝時期。
就是在這一片尋常的田野之下,藏著一個體量巨大、深不可測的寶庫。
無論古今中外,道路都是城市的「骨架」和動脈,考古專家對遺址主幹道的探尋,自然是重中之重。
二里頭都邑的道路在哪裡?上世紀70年代,在2號宮殿東側,探明了一條100多米長的南北大路,而後被擱置。
20多年後,許宏從發黃的記錄和圖紙中看了這一條線索,異常興奮。
他預感到,這或許就是打開二里頭都邑宮殿區布局之謎的一把鑰匙。
順著這條線索,短短几天,一條近700米的大道被勘探了出來。
不久,一位村民抱怨自己家的小麥總是長不好,許宏的第一反應是:會不會是地下有質地緻密的夯土建築基址引起的滲水不暢?
鑽探結果大喜過望,地下不是夯土建築,而是堅實的路土。
順
藤摸瓜,他們居然發現了主幹道的「十字路口」!
隨後,考古隊追探出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幹道網——中心區的「井」字形道路網,大路最寬處20米左右,相當於現代公路的四車道。
追尋著這個正確的打開方式,考古隨即串聯起了一系列的新發現:發現最早的雙輪車轍,這在東亞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發現中國最早的「紫禁城」——宮城、最早的中軸線布局大型「四合院」宮室建築群、最早的多進院落宮室建築群。
有位德國學者說過,中國都城絕對理性的平面布局,與古羅馬城建在山頭上延展的平面形成強烈對比。
《呂氏春秋·慎勢篇》提到,古代國家「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
這一理念在二里頭時代一展無餘。
而中國古代王朝都城的營建規制,則是發端於二里頭都邑,一脈相承延續了3000多年。
許宏認為,二里頭這座超大型都邑騰空出世,改變了之前對於邦國「滿天星斗」分散局面的認識,一個「中央之邦」、一個最早具有廣域王權國家的生動形象展現在世人面前。
而二里頭文化所處的洛陽盆地乃至中原地區,就是最早的「中國」。
在地緣政治上,地處中原腹地的鄭州——洛陽地區成為中原王朝文明的發祥地。
◎嘆為觀止
在考古工作隊的二樓,趙海濤打開了一個陳列室。
滿滿六層鐵架,許多說不上來名字的白色、黑灰色精美陶器,讓人不得不驚嘆於3700多年前工匠那巧奪天工的製作藝術。
他說,去過博物館的人都知道「二里頭」三個字沉甸甸的分量,國家博物館、河南博物院,或是洛陽市、偃師市博物館,在早期國家文明史的展品陳列中,二里頭遺址的有關描述和出土物,始終會被放置在最耀眼處。
但最珍貴的文物並不在這裡,其中有一件超級國寶「中國龍」,用「嘆為觀止」來形容毫不過分,如今保存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那是發生在2002年春天的故事。
工作隊50多年來首次在宮殿區發現了成組的貴族墓,其中有一座墓葬規格較高,出土的銅器、玉器、漆器、陶器和海貝等隨葬品達上百件。
在看到綠松石龍形器的那一刻,所有的人都震驚了。
趙海濤回憶,綠松石龍形器放置在墓主人右臂之上,呈擁攬狀,每片綠松石的大小僅有0.2—0.9厘米,厚度僅0.1厘米,從龍首到條形飾的總長超過70厘米。
龍頭隆起於托座上,扁圓形巨首,吻部略微突出。
三節青、白玉柱組成頜面中脊和鼻樑,綠松石蒜頭狀鼻端碩大醒目。
兩側弧切出對稱的眼眶輪廓,梭形眼、輪廓線富於動感,圓餅形白玉為睛。
由綠松石片組成的菱形主紋象徵麟紋,分布全身。
龍尾部漸變為圓弧隆起,若遊動狀,躍然欲生。
許宏說,當你從上俯視它時,你分明感覺到它在遊動;當你貼近與它對視時,它的白玉雙眼分明又是在瞪著你。
這個用工之巨、製作之精、體量之大的綠松石龍形器,在中國早期龍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見,因為出土在「最早的中國」,所以它是一條真正的「中國龍」。
用綠松石鑲嵌龍圖案的器具,絕非是一般人可以享用的。
學者猜測,墓主也許是主持圖騰神物祭祀的「御龍氏」,也許是溝通天地、乘龍駕雲的巫師,他所佩戴的「超級國寶」,或許具有引領亡靈升天的宗教意義。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
保有祭祀特權與強大的軍力,自古以來就是王者建立國家、擁有王權的基礎。
從早期王朝流傳下來的祭天崇祖的傳統,幾千年來一直是中國人宗教信仰和實踐的主要內容。
遺址發現的有大型祭祀區,東西連綿300餘米,集中分布著一些可能與宗教祭祀相關的建築。
祭祀用的青銅與玉石等禮儀用器,構成獨具中國特色的青銅禮樂文化,顯現出以禮制立國的王朝特質。
為了滿足禮制的需求,客觀上又催生了冶鑄業這匹「黑馬」的躍起。
遺址已經發現的青銅器約200件,包括容器、兵器、樂器、禮儀性飾品和工具等,這些青銅器屬於銅與錫、鉛的合金,造型複雜,做工精美,有的器壁很薄,裝飾有鏤空花紋,在中國金屬冶鑄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宮城的一牆之隔,考古發現了最早的官營作坊:鑄銅作坊和綠松石器作坊。
據介紹,所有的產品及其生產,都被王室貴族所壟斷,這真讓人盡可以去遙想王室的富足。
◎文化輻射
考古發掘顯示,在二里頭時期的東亞大陸,二里頭周圍甚至邊遠地區,經常能看到二里頭的文化元素,如重要的禮器陶酒器、爵等。
同時,在二里頭文化中也包含著來自四面八方不同地域的文化元素,如玉鳥形飾、玉柄形器等,它們之間相互影響、融合,又以二里頭為圓心,大範圍向外擴散,北抵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南及四川的長江流域一帶,西達黃河上游的甘肅、青海。
許宏在《最早的中國》一書中分析,作為東亞地區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頭文化憑藉其軟實力的巨大張力,向四周發散出超越自然地理單元和文化屏障的強力衝擊波,就是在這一過程中,華夏國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體的轉型,「中國」世界的雛形得以形成。
考古學研究表明,在東亞大陸,春秋戰國時代,中原式直刃青銅劍的分布,基本上可以代表文化意義上「中國」的擴展範圍,其北、南、西界分別到達了長城、嶺南和成都平原。
這一範圍,恰恰和二里頭文化陶、玉禮器的分布範圍大體相合。
這一結果,真是意味深長。
如果是這樣,二里頭的影響範圍之大,甚至突破了《尚書·禹貢》所載「九州」的範圍。
二里頭的王朝究竟是姓夏還是姓商,夏、商文化的分界線又在哪裡?學者們歷來各執一詞,爭論不休。
但這一切,絲毫不會影響到二里頭在中國文明發展史上的地位和分量。
如何提升二里頭這一中國「名牌」的知名度?李克強總理10多年來一直在關注它。
在總理的親自推動下,二里頭遺址博物館正在積極籌備中,這個國家級博物館,是「十三五」規劃中的重點文化工程,未來它將充分展示出「華夏第一王都」的王者風采。
許宏說,對於早期中國的探索,目前仍有許多的謎題有待破解。
學術界還無法在缺乏當時文字材料的情況下,確證堯、舜、禹乃至夏王朝的真實存在,確認哪類考古學遺存屬於這些國族或王朝。
疑則疑之,既出於不得已,也是一種科學的態度。
「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獲知當時的真相,但仍懷著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執著。
」許宏說。
新的考古發現,總是在不斷提供解決問題的線索,同時又提出新的問題,引發更多的思考與解析。
這,也許正是探索的魅力所在。
(記者 趙慎珠)
圖片提供: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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