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許宏：他發掘出了3700年前的「中國龍」

2000多枚綠松石片構成了一條70厘米長的「龍」，它的出土，為中華民族的龍圖騰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統的根源

2002年晚春時節，洛陽盆地東部的二里頭遺址，青草香氣和著麥香瀰漫在空氣里。

這個發掘了42年的遺址，已許久沒有湧起大的波瀾，一切都安靜而有序。

直到有一天，一個小小的銅鈴冒出頭來，才讓考古隊的神經一下子緊繃起來，寧靜被打破了。

銅鈴的出土預示著一座貴族墓將要出現。

數十件各類器物接連出土，而在這之後，又緊跟著一個更大的發現：一枚枚精雕細琢、色澤鮮艷的綠松石片被發掘出來，仿佛在吐露墓主特殊的身份。

為防止盜墓，考古隊日夜守在附近，他們從鄰村借來一條大狼狗，還把北京吉普開到現場，時不時打開車燈，探照墓穴周圍的情況。

直到特殊出土物被整體打包並清理後，人們才看清，2000多枚綠松石片構成了一條70厘米長的「龍」，身體蜿蜒，動感十足，頭部的鼻、眼處還填著白玉和綠松石。

這條龍原本是放置在墓主人的軀體之上，如今，其下只餘一些骨骼。

這件距今至少3700年的器物，被學者命名為「中國龍」，它的出土，為中華民族的龍圖騰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統的根源。

出土了綠松石龍的這座遺址一般被認為是夏王朝的都城，也有學者視其為商代都邑。

現在，人們更願意稱它為「中國第一個王朝的都城所在地」。

發現綠松石龍的那年，正是許宏擔任二里頭遺址考古隊長的第三年。

綠松石龍雖引人矚目，卻遠非最令他興奮的發現。

「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幹道網、最早的宮殿建築群、宮城城牆的發現才是最讓我高興的。

」許宏的關注點或多或少與他曾經的學術經歷有關，在來到二里頭之前，他的研究方向是「城市考古」，「用現在的話來說，我是做不動產研究的。

」同時，這些發現對於二里頭所處歷史階段、以及整個國家起源處城市形態的研究都非同一般。

「我們考古學家憑著實物說話，大部分時候要嚴謹，甚至是偏於保守。

」許宏說。

但考古學家所需要的嚴肅冷靜，並沒有妨礙他突出個性的表達。

闡釋某一個問題時，他的語調平靜和緩，條分縷析;可每每說到緊張處，他又開始打手勢，語速也會突然變得很快，讓人插不上話。

很多場合，許宏樂於提到他在網絡上的名字「@考古人許宏」。

他時常在微博上與他的18萬粉絲互動，忙著對最新的考古新聞做出回應。

或轉發某條消息，還不忘綴上一個可愛的表情。

這個曾懷揣著文學夢報考北大中文系的文藝青年，在陰差陽錯中被分到山大考古系。

「也算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現在，這些文學功底只能用在公共普及工作上了，我能做的，只是想把問題講清楚。

」

不過，許宏依舊對很多事情懷著浪漫想像：比如，在那些日復一日守在考古現場的枯燥時光，考古隊小青年與鄉村姑娘之間涌動的春意，常常逃不過他敏銳的眼睛。

「夏」「商」之爭

1999年來到二里頭遺址時，作為第三任隊長，許宏「有一種不安」。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學位之前的八年間，他一直在山東大學考古專業任教，對中原地區、夏商時期的情況並不熟悉。

然而，在當時中國的考古學譜系中，二里頭遺址又是一個極為特殊的地方：關於這個遺址主體屬於 「夏」還是 「商」的問題，學者們分成幾派，激烈討論，相關論文竟有上千篇之多。

「這樣的爭論熱度、持續時間之長、參與人數之多，在考古界是罕見的。

」許宏回憶道。

追根溯源，事情又不妨從1928年的安陽殷墟考古說起。

當年，甲骨文的發現以及對安陽殷墟的發掘，證明了商王朝的存在。

對《史記•殷本紀》的肯定，引發出《史記•夏本紀》也應為信史的認識。

1950年代，人們將探尋最初王朝形態的希望寄托在剛被引入中國不久的現代考古學上。

1959年夏天，古史學家徐旭生全面梳理了文獻中有關夏代的史料後，帶隊來到傳說中的夏代活動中心豫西地區考察。

果然，順著史料和傳說找到這裡的考古學家們並沒有失望而歸。

在之後的幾十年里，二里頭遺址發現了大型宮殿基址、大型青銅冶鑄作坊、制陶、制骨遺址、成組的青銅禮器和玉器，以及與宗教祭祀有關的建築和400餘座墓葬。

「徐先生一開始是為了尋找夏墟而來，但文獻上有記錄說這片區域屬於商湯的亳都，因而他認為這裡是商代最早的都城。

從1959年到1970年代末，學界認為二里頭屬於商代都城。

」許宏說道。

但這一共識在1977年又被打破。

考古學家鄒衡在登封告成鎮的一次考古現場會議上首先提出二里頭遺址一至四期均屬夏文化。

這一學說一度被視為「異端」，直至世紀之交，才逐漸為人所接受。

夏王朝究竟是否存在?它又是一個有著怎樣面目的文明?這些問題不光牽動著人們的好奇心，也與當時中國的對外交流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對中國文明源頭處做出探求的渴望催生了長達近40年的論戰。

「基本上，大家的看法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一直在改變。

」當時，兩派學者都能夠從許宏他們的考古發現中找到佐證自己觀點的論據。

直到 「夏商周斷代工程」結束後，二里頭文化的主體為夏人遺存的觀點逐漸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學術界也都傾向於認為二里頭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開始的幾年，許宏並沒有對二里頭的斷代發表過任何意見。

「我當時學術背景相當於一張白紙，沒有陷入爭論，所以也沒有先入為主的看法。

」直至2004年，這位考古隊長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我並不知道二里頭屬於夏還是商，但我認為：它是最早的『中國』。

」 這一觀點，與之前的兩派觀點都不矛盾，卻似乎又讓問題回到了原點。

站在「中國」的源頭，處處彌散著未知與模糊，許宏堅持容忍許多問題以暫時的「無解」告終，「參照物不確定時，所作的結論只能偏於保守。

」

在許宏看來，當年的兩派學者雖然意見相左，但在思想方法上是一致的。

「他們都是可知論者，都認為文獻記載中的夏王朝真實存在，而且可以根據文獻將考古發現對號入座。

區別僅在於，他們選擇採信哪一條文獻，指認哪個遺址為夏都或商都。

」

「在沒有像甲骨文這樣自證性的文字出土之前，一切只能是推論。

說二里頭屬於夏代文明，是從比夏晚了1000多年的戰國到秦漢的文獻中推論出來的。

」許宏覺得，作為考古學人，他的出發點一定是考古學本位，一切推論要依靠實物說話：「我是有條件的不可知論者，人文社會科學的很多問題也無法通過所謂的科學方法徹底解決。

我們必須容忍模糊性的存在。

」

求索於「不可知」之中

「北京最好的天氣里，爸爸總是不在。

」許宏記得女兒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就在女兒出生的那一年，他被調往二里頭遺址。

最初的幾年裡，他大部分時間都泡在考古工地，而晴朗的天氣也是考古的最佳時機。

許宏來到二里頭遺址之前，考古學家已經在此地發現了兩座大型宮殿建築、一批貴族墓以及最早的鑄銅作坊。

1999年之後，遺址的實有範圍被廓清，考古隊找到了遺址中心部的井字形大道、最早的帶有中軸線的宮殿建築群，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還發現了宮城城垣，證實了宮城的存在。

然而，在二里頭遺址現存300萬平方米的區域內，50年的考古工作也僅僅發掘了整個二里頭遺址的1.3%。

但對整個遺址的邊界與結構已經廓清。

「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是現階段許宏對二里頭遺址所屬文明類型的概括。

「在此之前，整個廣袤的東亞大陸沒有一個核心，文化上屬於『滿天星斗』，二里頭崛起之後，高度發達的都邑形態表明它的輻射力遠遠超出地理單元的限制，東亞大陸的文明開始呈現『月明星稀』的狀態。

」

多年來，圍繞著源自二里頭的考古發現，許宏先後著有《最早的中國》、《何以中國》。

今年，他的又一部專著《大都無城》由三聯書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書展期間，許宏來到上海書城和上海博物館作講座。

在他眼中，自己的三本著作就像是從一個點散開的扇面，是一個從微觀到宏觀的探索過程。

「《最早的中國》寫的還是二里頭一個點，《何以中國》就從二里頭擴展至中原，可以說是一個扇面。

而《大都無城》則是對中國古都的動態解讀。

」許宏說。

一同來到上海書展的學者在與許宏吃飯時開玩笑：「考古人身上都有一股匪氣。

」許宏很以為然：「考古人和都市白領、學生確實是不一樣的。

」到一個地方考古，必須要和當地領導接觸，要得到當地百姓的支持。

考古隊長不能光埋頭髮掘，還要通人情世故，權衡好原則與情理。

野外作業時，大到當地農民的賠償方案，小到隊員的生活，都需要隊長操心。

甚至，到了酒桌上，他還要表現出「捨命陪君子」的豪氣。

「不能總是端著呀，不然當地沒人理你。

」許宏在河南偃師有著很好的人緣，現在回到那裡，當地的朋友都會請他吃飯，甚至他家的保姆也是當地村民介紹的。

「能挖」、「能寫」還要「能說」，上一刻還蹲在地上挖土，下一秒就能穿上西裝出現在國際學術論壇上，許宏覺得，這就是當下社會對考古人的要求。

別看許宏現在能夠把微博、博客玩的很溜，他曾經也是一個刻板的考古人，只想埋頭搞自己的研究，對公眾宣傳並不感冒。

「可我的觀念很快被扭轉過來。

我們那些默默無聞的前輩做的就是這樣的工作，到我們這一代人，學科體系已經相對完備了，應該對公眾有個交代。

」不過，在他看來，面向公眾也不只是講神奇故事以吸引眼球那麼簡單。

更多時候，許宏希望為考古學家們「祛魅」，讓大家真正了解考古發現和工作方法。

所以，《盜墓筆記》之類的書照例不在他的討論範圍，「我們的發現結果是公眾感興趣的，但發掘的過程，可以說是嚴謹到近乎乏味的。

」

臨近採訪結束，他忽然說起自己對「挖掘」一詞的看法：「我們其實對『挖』這個字挺敏感的。

記者的報導，用『發掘』這個詞，就很專業。

要是寫成『挖掘』嘛，那就差那麼點兒意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