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學中「古國」「方國」「王國」的理論與方法問題

中國五位頂尖考古學家蘇秉琦、嚴文明、張忠培、李伯謙、王巍在運用考古學材料進行國家起源研究方面有著重要的理論建樹。

由於新材料層出不窮，故而應不斷仔細觀察和檢測材料，反覆比較不同的個案，對深思熟慮得到的結論，進行坦誠直率的討論，才能切實推進到一個新水平。

考古材料作為社會發展的物化表現，在認識和理解上有相當多的客觀困難。

因而，應重視已有材料的片斷性和殘存性；努力在年代上求得一致的看法；充分估計不同自然環境、不同文化傳統下，大致相同的社會發展水平會有不同的物化表現；在比較不同的考古案例時應參照人類學和歷史學的研究成果，逐步細化。

應進一步加強推動國家動力的研究。

作者簡介：林沄，男，吉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商周考古、東北考古、古文字學方向的教學和研究。

在研究國家起源問題時，通常依據的資料有三大類：歷史文獻記載、人類學實例和考古學的發現。

前兩類資料的數量有一定限制，只有考古學正在不斷地提供新的資料，從而推動研究新的問題，提出新的理論。

一、五種國家起源的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考古學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出現了一個個令人意想不到的新發現，使人們對中華文明的誕生產生許多新的見解。

由於不少學者都贊同恩格斯「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這一見解，國家起源的研究自然成為中國考古學熱議的話題。

這裡先簡述中國五位頂尖考古學家對國家起源的理論建樹。

蘇秉琦是在1982年遼寧喀左縣東山嘴紅山文化祭壇的發現和1983年遼寧凌源牛河梁「女神廟」及其附近高規格的隨葬有大量精美玉器的積石冢的發現的刺激之下，根據紅山文化晚期到末期的「壇廟冢」遺蹟，提出了「中華五千年文明曙光」①。

這種五千年文明曙光的論斷，一方面使他所寫的《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一文[1]被選為1988年高等學校入學考試語文試題必讀範文，使近300萬考生作文前同時閱讀。

另一方面引起學界展開了對文明起源的大討論。

其實，在1985年於遼寧興城座談會上作《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2]的學術報告時，蘇秉琦還是把紅山文化的「壇廟冢」放在「古文化」的時期之中的。

只是強調了這些早到五千年前的遺蹟，「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發展已達到產生基於公社又凌駕於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組織形式，在我國其他地區還沒有發現過類似遺蹟，與它們相應的生活聚落猜想也會有某種程度的分化，典型的此種聚落現在還沒有發現，這應該是我們下一步工作的重點。

」在這個報告中，他雖然指出紅山文化「已達到凌駕於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組織形式」，但同時還說「早於西周的燕山以北的『古國』還沒有被發現」，可見那時他認為這種「高一級的組織」並非「古國」。

在文明起源的大討論中，有不少人反對紅山文化的「壇廟冢」作為文明的體現。

理由正是恩格斯所說「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紅山文化時期尚未形成國家，何以進入文明呢？

蘇秉琦在1986年作《文化與文明》的講話時說：「什麼是文明，對文明如何解釋，這不是頂關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認識文明的起源，如何在實踐中、在歷史與考古的結合中加深對文明起源的認識。

」並提出了中華文明火花的爆發有三種形式：裂變、撞擊、熔合。

關中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玫瑰花和大凌河紅山文化的龍結合在一起，便產生文明的火花。

紅山文化壇廟冢包括玉龍的出現，是兩種文化接觸後的結果，「這是兩種不同文化傳統撞擊產生的文明火花」[3]。

這裡用強調「文明的起源」來代替文明形成的標準。

用「文明火花的爆發」來代替進入文明時代，似乎有意模糊爭論的焦點。

但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交，蘇秉琦確實「在實踐中、在歷史與考古的結合中」深思著文明起源的過程。

在1991年「中國文明起源研討會」上講話時，他明確指出：「文明起源，我意就等於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另一種簡化的提法。

」[4]到了1993年在和赤峰史學工作者的談話時，他說：「《史記·五帝本紀》中所記黃帝時代的活動中心，只有紅山文化時空框架可以與之相應……『五帝』前期活動中心是燕山南北。

」這是他把歷史和考古結合起來思考的結果。

同時又說：「紅山文化時期是古國的開始，夏家店下層文化則是方國的開始。

」[5]這是把他原來的「古國」概念明確分為「古國」和「方國」兩個發展階段，而認為紅山文化已經進入了「古國」。

到1993年5月，他在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建立四十周年和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開館而舉行的國際學術討論會開幕式上講話，第一次系統提出了中國古代國家形成三部曲：古國—方國—帝國。

可惜，這個講話現在只留下一個提綱[6]139～140，142。

同年11月在濟南召開的中國考古學會第九次年會閉幕辭中，他繼「三部曲」後又提出國家形成的三模式：原生型、續生型、次生型[6]231～232。

這是他對文明起源和中國國家形成過程的更為系統的論述。

較詳細的展開則見於1994年1月他為《中國考古文物之美》大型叢書作的序[6]233～234和被推選為「海峽兩岸考古學與歷史學學術交流研討會」名譽主席而提交的論文提綱《國家起源與民族文化傳統》[6]132～134。

他提出三部曲的典型材料是北方的紅山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秦帝國。

典型遺蹟是紅山文化的壇廟冢(古國)，夏家店下層文化在赤峰北、英金河畔和燕、趙、秦、漢長城大體平行的小型石砌堡壘帶(方國)，秦長城和綏中—北戴河之間的「碣石宮」建築群(帝國象徵)。

三者年代距今分別約6000年、4000年、2000年。

起點最早，早於中原，故可稱「原生型」，在三種模式中最具典型意義。

中原地區的國家起源是從北方突破引申出來的。

洪水和治水至關重要。

考古工作證明沿京廣線和隴海路距今四五千年至少有三處洪水遺蹟現象：邯鄲、洛陽、武功，武功的材料豐富，最典型。

山西襄汾陶寺相當武功(趙家來)，是迄今中原唯一近似社會分化達到國家(古國)規模的大遺址。

絕對年代距今約4500-4000年間，與傳說中洪水泛濫和禹治水成功時期大致吻合。

中原古國起於四五千年前。

「三代」明顯已是「方國」之君。

夏商周秦的始祖都與治水事業有關，各有自己的開國史。

秦最具典型性，自襄公(古國)繆公(方國)到始皇帝(帝國)三部曲，史籍記載和考古資料對應清楚，可稱為「次生型」。

秦漢帝國解體後一兩千年間，北方草原民族大遷徙、大融合，各自的開國史也都經歷了古國、方國、帝國，可謂「續生型」。

這三種模式立體交叉，多次重複，經歷我國整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全過程，也就是我國多民族一體格局形成與發展的歷史，構成我國文明歷史的舉世無雙的中國特色。

蘇秉琦的「三部曲」和「三模式」理論，是他對中國考古新發現結合歷史記載勤于思索的寶貴結晶。

可是他在提出這一理論後，只有三年多就與世長辭了，來不及作充分的反思和進一步詳細的論證。

但是他提出的應該在「實踐中、在歷史和考古結合中」不斷加深對文明起源的認識，也就是以完成恩格斯未能完成的對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的認識的任務，顯然是中國考古學者都應該自覺繼承的歷史責任。

蘇秉琦把他原先的「古國」分為「古國」和「方國」兩個發展階段後，並沒有詳細界定兩者的不同。

他在1985年的講話中僅指出：「古國指高於部落以上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而後來提出的「方國」，也只是籠統地說明「已是比較成熟，比較發達、高級的國家」[7]120。

所以，過分推崇蘇秉琦的研究者們，實際上是難以用他的理論來具體分析考古材料的。

在蘇秉琦生前的最後一年，嚴文明發表了《黃河流域文明的發祥與發展》一文[8]，該文是1995年在日本大阪的「95東亞社會與經濟國際會議」上的講話。

這篇文章表明嚴文明是獨立思考文明起源(亦即國家形成過程)問題的。

他並不像蘇秉琦那樣認為黃帝活動中心是在燕山南北，而應該和公元前三千年開始黃河流域進入龍山時代的考古發現相對應。

而且，認為龍山時代黃河流域大部分地方的發展水平符合Service和Earle對「酋邦」的概括(包括簡單酋邦和複雜酋邦)，主張用中國古代習用名稱稱為「國」更好，故名之為「原始國家」或「古國」，這顯然比蘇秉琦的解說清晰許多。

而把二里頭文化開始興起的更成熟的國家，包括像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代表的政治體也都稱為「王國」。

此後，許多考古學家也紛紛用「王國」一名來代替蘇秉琦的「方國」一名了。

不過，嚴文明後來把他所說的「古國」的產生年代提到龍山時代之前，即公元前3500年開始的銅石並用時期前段，認為這時五大區塊——中原仰韶文化、黃河下游大汶口文化、長江中游的大溪—屈家嶺—石家河文化、長江下游的崧澤—良渚文化、燕遼地區的紅山—小河沿文化——都「已經邁出了從部落到國家的關鍵一步」。

所以贊成把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都名之為「古國時代」[9]。

在「區系類型」理論上十分虔誠追隨蘇秉琦的張忠培，在國家起源問題上卻有獨立見解。

他在1995年發表了《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處社會階段——五千年前中國進入文明的一個例證》②。

此文根據良渚文化玉斂葬情況，認為墓主人有僅掌軍權者、僅掌宗教祭祀權者、兼掌兩種權力者。

這三種人已形成一個高踞於一般民眾之上的階層，所以已進入國家的階段。

而其時軍(王)權尚未高於神權，政治上尚未定於一尊，暫可稱為「方國」(此定義不同於蘇秉琦的「方國」)。

並將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比較，確定良渚文化年代遠達距今5300-5200年，即也在五千年前就進入了文明。

嗣後，張忠培在1997年發表的《中國古代文明之形成論綱》[10]中繼續思考古代中國在進入文明時代之後，是王權日益高於神權，駕於神權之上，還是執神權者聚王權？王權何時掌控神權？是在夏代，還是早到龍山時代？

到2000年張忠培所寫的《中國古代的文化與文明》[11]概括中國的文明時期為三期五段，即「一曰方國時期，或亦可稱為古國時期。

此期可分為公元前三千年初期前後和龍山時代或堯舜時代兩段。

二曰王國時期，夏商和西周存在區別，可分為夏商和西周兩段。

三曰帝國時期」，指秦漢開始，而把東周大致作為從王國到帝國的過渡時期。

該文中概括了進入方國時期的六項特徵：1.氏族組織已鬆散。

父權家族成為聯結單偶家庭的社會基層單位。

2.勞動與社會分工在家族之間展開，不同家族在權力、財富和身份等方面均明顯分化。

居民相應分為窮人和富人，無權者和掌權者，平民與貴族。

3.聚落出現分化。

技術、財富、軍事與宗教及政治權力，乃至對外關係集中於中心聚落，導致部分聚落城鎮化。

4.祀和戎的發展使專職人員成為社會的權貴，掌握神權和王權的人成為控制國家機器的主人。

5.王權和神權同等並立。

6.同一考古學文化分布區內有多個政權存在，並無統一中心。

而對堯舜時代則補充了由協商產生主持人的、國與國建立的「國聯」組織。

到了2011年在嘉興召開的中國考古學會第十四次年會的開幕辭中，張忠培給他認為是王權和神權同等並立的國家定名為「神王之國」[12]。

到2013年在西安召開的中國考古學會第十六次年會開幕辭[13]中，張忠培特彆強調了渭河流域孕育出來的半坡—西陰這支譜系的考古學文化才是中華遠古文化的主根。

這支文化在半坡四期最初成長起來的最初文明，是中華文明形成時期滿天星斗中的一顆亮星。

在同時期的諸譜系考古學文化中，無與倫比。

而且完整地表述了中國國家形態的「神王之國—王國—帝國—黨國」的四個階段。

在這個講話中，他已經認為「龍山時代即堯舜時代，很可能已進入王國階段」。

龍山時代的同一考古學文化或族群分屬不同王國，夏商王國實行排他性的單一考古學文化國家，西周王國則一周族為主容納眾多考古學文化於一國之內。

可分別稱之為古王國、中王國和新王國。

這應該說比蘇秉琦把黃帝時代文明的直根置於北方紅山文化地區，並只是籠統分出「古國—方國」兩大階段，大大前進了一步。

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專家之一李伯謙至今仍持「古國—王國—帝國」三階段說[14]。

只是把蘇秉琦的「方國」改為「王國」。

從2005年對人民日報記者的談話[15]來看，當時他認為：「古國是指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等所反映的社會結構。

在這些文化遺址中，存在著大型祭壇，表明這時的社會充滿宗教狂熱，主持宗教事務者就是社會的主宰。

神權支配一切，這是古國階段的特徵。

」這和張忠培認為當時是王權和神權並立顯然不同。

而他認為：「王國是指王權國家，國家的主宰是通過戰爭湧現出來的軍事首領，是軍權與王權集於一身的人。

在這個階段，除了凌駕於社會之上的權力，也開始產生維護、實行這些權力的制度，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國家。

夏商周都可以說是這類性質的王權國家。

」而古國則處於「距今五千至四千年這個階段，也就是公元前三千至兩千年，文明發展到社會轉型期，即由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轉型的時期。

這段時間就相當於考古學上講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龍山時代，也就是傳說中的五帝時代。

對於五帝，是否真有其人不必太過在意，但他們分別代表了不同的歷史階段則是完全可信的。

這個階段是一個轉型時期，此時社會發生急劇變化，貧富分化與階級分化愈演愈烈，區域政治中心紛紛湧現，以軍權為支撐的王權、軍權、神權相結合的王權國家開始形成。

因此，把龍山時代稱為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期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李伯謙在研究「古國」時有自己的創見，即從2005-2006年發掘河南靈寶西坡遺址仰韶文化中期(約距今5300年)墓地後，就破除了古國都是神權至上的舊觀點，提出了中國古代文明演進有不同模式的新見解。

2009年他在《文物》上發表了重要文章[16]。

這篇文章中比較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和仰韶文化大墓中出土的玉器，認為代表三個不同類型。

「如果說他們都屬『古國』，則紅山文化古國是以神權為主的神權國家，良渚文化古國是神權、軍權、王權相結合的國家，仰韶文化古國是軍權、王權相結合的王權國家。

」不同的模式導致不同的發展前途，王權國家「因能自覺不自覺地把握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方向，避免社會財富的浪費，因而要高於、優於神權國家。

仰韶文化從進入分層社會開始，社會上層即選擇了在軍權、王權結合基礎上突顯王權、發展王權的道路，並為後繼者所傳承，這應該是由仰韶古國創造的文明模式得以發展，數千年綿延不斷的根本原因」。

2009年年底到2010年年初，他進一步接觸了張家港市東山村崧澤文化聚落的房屋和墓葬，早期大墓M90隨葬品竟有56件之多，包括大型石鉞5件，大型石錛1件，鐲、璜、玦、管、耳璫、飾件等玉器19件，鼎、豆、罐、、壺、盤、缸等陶器26件，有一件石鉞上發現有朱繪痕跡；中期也有類似的大墓[17]。

他著文稱「長江下游地區較其他地區為早，在距今五千七八百年以前，已存在明顯的社會分化，初級王權已經產生，社會已進入蘇秉琦先生所稱的『古國』階段」[18]。

也就是說，長江下游的這項發現，把社會開始轉型的時間提早了300年，紅山文化的「壇廟冢」並不是最早的文明曙光。

而「到良渚文化時期，作為判斷文明形成標準的標誌性因素更為充分，其社會發展階段很可能已進入蘇秉琦先生所說的『方國(王國)』階段」(2006-2008年良渚文化古城已發現)。

他還進一步指出，崧澤文化大墓並沒有崇尚神權的表現，「從崧澤文化到良渚文化，其文明演進的模式卻發生重大變化，如果只是單純從兩者遺蹟、遺物的物質形態著眼，而忽視對其蘊含和反映的思想觀念等更深層次的東西的研究，這一重大變化便難以揭示出來」。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首席專家之一王巍，自然也是研究中國國家起源問題的核心人物之一。

他在2006年發表的《中國古代國家形成論綱》[19]可以作為當前考古學界有代表性的理論總結。

他提出中國古代國家發展的三個階段：邦國、王國、帝國，顯然受到另一位專門研究中國古代國家形成過程的歷史學家王震中的影響[20]。

王巍所說的「邦國」是從龍山時代開始的。

早於龍山時代的已經有社會層級化現象的考古發現，包括紅山文化的「壇廟冢」，按王震中的意見屬於「中心聚落形態」(相當於「酋邦」)，即屬於國家起源之前的階段，而「邦國」則是進入國家形態以後的階段了。

典型的例子是良渚文化的方形祭壇遺蹟和玉斂葬(當然包括後來發現的古城和宮殿基址)、陶寺城址和墓地等。

他總結邦國階段國家的特點是：「①王的出現；②官僚機構已具雛形；③神權具有相當的地位；④階層分化嚴重；⑤血緣組織仍然基本保留；⑥不同集團之間的戰爭頻發，尚未形成較為穩固的統治和從屬關係。

」所以他所說的「邦國」和蘇秉琦原來的「古國」有很大不同。

不過，他也並不因此否認「古國」的存在。

所以在2015年8月由內蒙古敖漢旗舉辦的紅山文化大講堂上，還是說在「五千年前進入紅山文化晚期……四千年前西遼河流域文明出現挫折，開始慢慢接受中原文明影響，開啟了古國文明向王國文明(夏王朝)過渡」，即沿用了紅山文化晚期是「古國」的說法。

王巍所說的「王國」則包括了夏、商、周三個王朝。

他指出這時的國家有六個特點：1.王的權力比邦國階段有了較大的加強，集軍權和王權於一身，有很高的權威。

但還要受高級官僚和王族長老的影響和牽制，未達到下一階段的皇帝那種權威。

2.血緣關係仍然較為完整地保存，與地緣組織結合形成聚族而居的村落——邑、聚。

3.等級制度與血緣關係結合形成公墓與邦墓的制度。

4.夏商時期王朝直接控制的地區不很大，周圍方國有相對獨立性。

西周分封制後，王朝控制範圍大大擴展，被分封諸侯成為王朝的屏障。

5.出現比邦國階段更為固定的官僚機構，並在西周日趨完備。

6.神權逐漸淪為王權的附庸。

王巍所說的「帝國」是從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全國之時進入的。

王巍在研究國家起源問題時的特點，是思考造成這種變化物質基礎，距今四千年左右發生大範圍文化興衰變化的原因，王國為何在中原地區形成等[21]。

這類非屬「When」、「What」而屬「Why」的問題，正是我們今後應該著力研究的。

上面只是考古學界幾位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在中國國家起源問題上各自作出的理論性結論。

顯然，要達到一個比較一致的看法，決不可能一蹴而就。

由於新的考古材料層出不窮，而不會自己說話的考古材料又是要由研究者來代它們說話的，因此中國國家起源的研究，必然像蘇秉琦說的那樣，要「在實踐中，在歷史和考古的結合中」不斷仔細觀察和檢測材料，反覆比較不同的個案，每個研究者應該有經過深思熟慮得到的總結，又彼此能坦誠直率的討論和爭辯，才能把這方面的研究切實推進到一個新的水平。

二、研究方法上應重視的問題

考古材料作為社會發展的物化表現，在認識和理解上有相當多的客觀困難。

就中國考古學目前狀況而言，以下問題應得到充分重視：

第一，由於考古遺存本身的片斷性和殘存性，以及考古工作並不能一下子揭露每個遺存的全部，要詳細說明和比較各個案例，往往會存在很多缺項。

以觸發了中華文明起源大討論的紅山文化「壇廟冢」遺址群為例，當初在1985年蘇秉琦曾說：「它們相應的生活聚落猜想也會有某種程度的分化，典型的此種聚落還沒有發現，這應該是我們下一步工作的重點。

」可是，已經過去了30年，還不曾發現過和「壇廟冢」反映的社會層級化能相應的典型聚落，並進行哪怕是局部性的揭露，因此至今缺少可據以分析該文化社會層級化的很重要方面的實際材料，只能根據積石冢的情況來分析社會上出現的等級，這種間接的推想顯然是不夠堅實的。

這麼多年來，在田野調查中已經發現了大量的紅山文化的聚落，卻並沒有針對性的選擇有代表性的聚落群作有計劃的發掘，因而只能對年代相對早晚尚不明確的聚落群作邏輯推理來構想「古國」的形成[22]。

用這種邏輯推理方法，可以把東山嘴的祭壇遺蹟推理為本來三個氏族或部落相對獨立，後來融合為不可分割的部落聯盟。

而把牛河梁遺址推定為「具有紅山文化共同體共祖性質的祭祀性質的祭祀中心的出現和神權的獨占，是紅山文化進入古國階段的標誌」。

其實，所謂的「女神廟」因為只發掘了一小部分就回填了，其全貌究竟如何仍是一個很大的謎！和真人大小相近的女神頭部是在南北縱長的主室的西壁下發現的，從位置來說不可能是「廟」的主神。

由於發掘中只發現了女性特有的乳房殘塊，而沒有男性性徵的殘件，又加上東山嘴先已發現了多件小型孕婦陶塑，所以牛河梁的遺蹟以「女神廟」名聲遠揚中外。

可是，有真人三倍大的人像殘件究竟是男是女並無確證，還有其他禽、獸塑像的殘件原先的布局如何，也都是疑問[23]。

即使真是以女神為主神，究竟是生育之神還是始祖之神，也只有弄清全部塑像及其布局才能作較確切的判斷。

就目前已有的發現，這座「廟」的性質是無法定論的。

其他案例也有類似的情況，這就造成進一步研究的障礙。

第二，目前，部分重要案例的年代並未取得一致看法。

以紅山文化的「壇廟冢」為例，蘇秉琦在提出「古國」時，是把「壇廟冢」視為一體的。

而近來朱乃誠發表文章認為紅山文化表現「一人獨尊」的社會發展階段的文化遺存，主要見於牛河梁第二地點、第三地點、第五地點、第十六地點有中心大墓的積石冢，以及其他地點出《牛河梁》發掘報告所劃分的B型筒形陶器的單位。

而牛河梁諸地點的下層積石冢(敷石冢)、「女神廟」及「山台」建築遺址是紅山文明形成之前的文化遺存。

而以牛河梁第二地點一號冢9號墓為代表的遺存，以及其他以石鉞為代表的遺存是紅山文明之後的遺存[24]。

這樣對「紅山文明」的認識就會有很大不同。

朱乃誠還從類型學上論證了蘇秉琦作為「華山玟瑰燕山龍」的核心證據——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玉龍(？)根本不是紅山文化的遺存，而應該是夏家店下層文化之遺存。

這就使紅山文化大量出土的所謂「玉豬龍」(或以為是「熊龍」)也失去了稱「龍」的重要依據[25]。

那麼說這種玉器作為中國人是「龍的傳人」的物證也就失去了說服力。

第三，處於不同自然環境下的考古遺存，各有其自身的文化傳統，即使在大致相同的社會發展水平下，也會有不同的物化表現。

因而考古案例的比較切忌表面化和簡單化。

比如北方山地很早流行石構的祭壇和積石的墓葬，在中原黃土地帶就沒有這種建築和墓葬。

在中原地區很早就出現夯土建造的城，在北方地區就出現得晚。

如果再考慮石構遺存不易徹底破壞，土木建築容易被後期活動消滅痕跡，自然就不應該把紅山文化的石構遺存推崇到最早的文明曙光的地步。

就手工業製品而言，大汶口文化的黑色、白色、橙色的陶器和象牙器所反映的專業化水平和紅山文化的玉器反映的專業化水平如何評定高下，也不是可以簡單決定的(更何況如紡織、刺繡、竹編、木雕之類的工藝，不可能同玉器一樣歷久長存)。

所以，我們今後在比較各個考古學案例時，應該汲取曾經發生過的表面化、簡單化的教訓，更全面、周到的考慮問題。

第四，在對考古學物化現象進行分析和比較時，應參照人類學和歷史學研究的成果，力圖逐步細化。

例如，中國考古學中很常用的把墓葬遺存分等級的方法，出現了這種級差現象，究竟是等級社會？還是分層社會？抑或是階級社會？這就需要參照人類學的案例和中國豐富的史籍記載，細緻考察不同級別墓葬的差異所在，結合與之相關的其他遺存現象，才能得到正確的認識。

又如，古代斧鉞是軍事指揮權的標誌，王權又是由軍權演變而成的。

那麼墓葬中出現了斧鉞，墓主究竟是一般軍事頭目？還是軍事首領？還是邦國的首腦？還是王國的王？應該和哪些方面的物化現象聯繫起來考慮，才能得到較準確的判斷？這樣，才能使我們的研究成果一步步上升到更高的水平。

總之，從考古學材料總結中國國家起源過程的理論建設，既需要有計劃、有目的的田野工作的進一步開展(重要的是：田野工作應該按照科技考古的新要求獲取更多樣的資料，而所獲資料更應該用新的科技手段取得更多的古代信息)，也需要在不斷積累的新資料基礎上的認真分析、比較和總結，這當然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三、理論建設中應加強的方面

在理論建設過程中，我們應力圖用中國考古學的新發現勾畫出中國國家起源的方式和道路的特點，決不能躺在摩爾根、恩格斯和現代酋邦或早期國家的已有理論上無所作為，而應不斷豐富對國家起源這一世界性課題的內容。

目前，在中國國家起源的研究中，論述推動國家形成的動力方面還應該加強。

研究早期國家的著名外國專家克賴森(Claessen)說，向早期國家發展的特點是一種滾雪球式的效應，是多種因素互相影響和強化的結果，他稱之為「正反饋」，並列舉了以下因素：

人口增長和人口壓力：

戰爭，戰爭威脅或者征服，突襲；

生產的發展與剩餘產品的增加；

意識形態與合法性；

社會分層的發展；

一定規模的領土。

[26]

我國研究者過去多注意其中的第二、第三、第五項。

實際上，就我國流傳最久的有關國家起源的文獻《尚書·堯典》來看，以下幾個問題是應該著重下功夫的：

第一，「敬授民時」。

據《堯典》，堯即位後的大事之一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古籍中「人」和「民」往往互相代用，也就是說，堯有向人民頒行曆法之舉。

在古代中原地區普遍從事農耕的條件下，曆法是保證農業正常生產和獲得豐收的基礎。

因此，掌控觀測天象和制定曆法的專門人才和權力的首腦人物，也就自然會成為多個政治體共同擁戴的核心人物，促成更龐大而複雜的社會組織。

從這個意義上，才可以理解《夏小正》《月令》成為政書的原因，和歷代「奉正朔」的原始意義。

因此，已經在陶寺古城中發現的大型建築基址[27]以及被它觸發的天文觀測和古曆法研究[28]，當然應受到特別重視。

今後還應繼續發現不同時代的同類遺蹟，進一步了解這種「敬授民時」的傳統在中國古代國家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治水。

中國古代文獻和青銅器銘文中都把夏王朝的興起和大禹治水緊密聯繫在一起，但在考古上如何認識夏王朝之前是否有過大範圍的洪水，大禹治水的實際地理範圍如何，這是確定治水在中國古代國家形成過程中具體起過什麼作用的關鍵所在。

近時王巍關注了這方面的問題[20]，但總的說來，還只有少數跡象的露頭，真相還在推測之中。

這需要各地考古工作者在共同的目標下分頭關注此事，既要在田野工作中找到不同地點的洪水的證據，又要從宏觀地形地貌角度作出科學的推斷，才會使「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的歷史真相大白於後世。

而對因需要規劃和組織大批人力從事公共事業對古代國家形成的作用有更具體的認識。

第三，《堯典》在敘述堯的功德時，一開始就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

」據古注，「九族」是指父系家族(或擴大而言為「宗族」)的高祖到玄孫各代的親屬，「百姓」指百官，最後才說「萬邦」，可見「百姓」是本邦的成員。

我國研究古史的學者多強調在國家形成之初父系家族仍很強固，作為中國的特點；甚至否認恩格斯把超血緣的地緣組織出現作為國家形成的標誌之一。

而不明白最早的超於部落或部落聯盟之上的政治體，必須有超於血緣聯繫之上的「百姓」作為社會基礎，才能獲得進一步發展的動力。

試看《堯典》中的「百官」，做司空的禹是姒姓、做后稷的棄是姬姓、做司徒的契是子姓、做士的皋陶是偃姓、做虞的益是嬴姓、做秩宗的伯夷是姜姓，可見只有在本邦中團結了大量超血緣關係的不同來源的族姓成員，才能使本邦有超出於「萬邦」之上的實力，成為「萬邦」心悅誠服的頭頭[29]。

在考古學上的現象也正是如此，夏、商、周三代的王，在成為王之前，代表其實力的考古學文化都是吸收了多種文化成分而標誌著超血緣關係的人群集團的形成。

現在很多專家都傾向認為是堯都的陶寺古城遺址，也反映出多種文化成分的匯集，因而也就間接反映了不同血緣關係人群的匯集。

因此，直到周代文獻中仍反映父系血緣集團的強固，和超血緣關係的人群的不斷大規模團聚，並不是互相排斥，而是平行不悖的社會現象。

如果我們在研究中國古代國家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時，忽略了團聚超血緣關係人群集團的組織能力的重要意義，那將是一種可悲的錯誤。

①1986年蘇秉琦接受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專訪，談話提綱整理後以《中華五千年文明曙光》為題發表於《東南文化》1988年第5期。

②張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處社會階段——五千年前中國進入文明的一個例證》，《文物》1995年第5期。

並可參看張忠培：《良渚文化墓地與其表述的文明社會》，《考古學報》2012年第4期，該文對良渚文化墓葬進行更細緻的分等，並對其社會政權改稱「神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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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