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琳之：中華早期文明源流線路圖

中華早期文明源流線路圖

李琳之

我今天講座的題目是《中華早期文明源流線路圖》。

換個說法，其實也就是關於中華文明如何起源和如何發展流向的問題。

壹

這個問題，傳統的觀點是「一元論」。

他們認為，中華早期文明起源、發展、壯大於黃河中游流域一帶，在這一過程中，黃河文明向外輻射，同化了所謂的「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最後才形成了淵源不斷的中華文明。

這一觀點在上個世紀20年代以前，在中國政界、史學界、文化界和普通民眾的心中都占有絕對性的統治地位。

黃河文明是大家公認的中華正統文明。

就連思想開放的孫中山先生在創立同盟會時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綱領，也都充滿了濃重的大漢族正統文明的情結。

在神州大地汗牛充棟的各種典籍文獻記載中，少數民族的文化和歷史是不被黃河文明所承認的，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就說：

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歡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衛，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司馬遷這種史識、史觀是源於他的「五帝」正統論。

他的整本《史記》是以黃帝為開頭的，把黃帝供作了中華民族的始祖，而且把黃帝之後的四帝即顓頊、帝嚳、堯和舜，看作是黃帝的直系後裔，再加上後世一些政客和文人對伏羲、女媧和神農等「三皇」的無限神化，從而形成了影響後世兩千多年的，以「三皇五帝」為正統，以黃河中下游流域為中華文明唯一發源地的古史體系。

三皇五帝圖

司馬遷「五帝」正統論來源於孔子。

由孔子刪訂的《尚書》在敘述中原主要部落和其他部落之間的關係時，就把帝堯、虞舜、共工、四岳、皋陶、伯益、大禹，乃至商之始祖契、周之始祖棄等原本屬於不同族系的邦君或部落首領安排在了一個朝廷里，組成了天子（君王）與朝臣這樣的關係，從而建構了儒家最初的中華古史觀體系（見《重建中國上古史的探索》124頁，王振中著，雲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

孔子是中國的「文聖」，由其刪訂的《尚書》被列為儒家「五經」之一；司馬遷是中國的「史聖」，《史記》被譽為中華民族的信史，魯迅稱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孔子和司馬遷都是「一言九鼎」，更何況還有統治者對正統話語權用舉刺刀的方式的極力維護，所以後人對這樣的早期文明脈絡自然是不敢不相信了。

貳

時間飛速躍到20世紀新文化運動時，以顧頡剛、錢玄同等學人為代表的疑古派通過文獻和考據的方式才逐漸推翻了中華早期「一元論」的古史體系。

顧頡剛提出了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

他認為：「時代愈後，傳說中的古史期愈長」；「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所謂的「民族出於一統」「地域向來一統」「古史為黃金世界」等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是經不住歷史推敲的。

疑古派雖然摧枯拉朽，勢不可擋，但由於他們只是從文獻到文獻的考證推演，並沒有考古文物的支撐，而且他們對文獻記載的上古史是簡單地全面予以推翻。

所以，他們在新的古史觀建樹方面乏術可言，反倒是無意變成了「中華文明西來論」的敲鼓手。

1926年，從美國學習人類學歸來的李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發現有窖穴、灰坑等多處遺蹟，並出土有大量陶片。

這是中國考古學者主持發掘的第一處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也是中國人首次獨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

從那時起，中國考古學不斷發展壯大，考古成績日新月異。

尤其在中國早期文明的考古方面，可謂碩果連連。

到目前為止，中國考古工作者已經在包括南起海南島，北到黑龍江，東起山東半島，西至青藏高原，發現了數以萬計的新、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

新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在全國遍地開花，說明包含現在55個少數民族，以及包含已經在歷史上消失的那些民族，如匈奴、鮮卑、契丹等在內中華民族，其起源是多元、多維的，而不僅僅是只局限於黃河中下游這一帶。

尤其是一些重要遺址的發掘，讓我們從中直接窺視到了中華遠古文明滿天星斗式的「多元一體」格局。

所謂「多元」，是指各民族都有其獨立的起源、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其文化各具特點，相互區別，呈現出差別性和多樣性的特徵。

「一體」是指中華文明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各民族文化間相互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相互關聯、相互補充、相互依存的關係，體現了中華文明的整體性、共同性和一致性。

叄

由張宏彥先生編著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中國史前考古學導論》（科學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集諸家之大成，並根據中國自然地理環境特徵和史前文化的區域性特點，把中國史前文化的分布分為東北區、西北區、華北區、華中區、華南區、西南區和青藏區七個文化區系。

這可以看做是當代學人對綿延兩千多年來的中華早期文明中原「一元論」觀點的終結，同時也是對中國古史體系重建的開始。

七個文化區系中，青藏區屬高寒地區，囿於自然條件的限制，史前文化遺址雖然也有一些發現，但數量相對較少，尚需進一步探索、研究，我這裡就不多說了。

東北區包括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和內蒙古自治區東部。

這一地區處於中國維度最高的地區，氣候特徵是長冬、嚴寒和濕冷。

同其他文化區系不同的是，由於這種氣候的制約，直到舊石器時代早期後一階段，這裡才有了人類活動的痕跡。

就已經發現的新舊石器時代遺址看，主要分布在這個區南部的遼河流域、遼東半島，北部的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等地。

東北區比較著名的文化遺址有興隆窪文化和紅山文化等。

興隆窪文化總面積3.5萬平方米，遺址周圍有人工圍溝，圍溝內有成排平行排列的房屋，房址面積最大的達140平方米。

房址均成排分布，這是興隆窪文化聚落的顯著特徵，與中原地區仰韶文化早期「姜寨式」的「聚心式分布」存在著空間與時間上的明顯差異。

興隆窪文化中最重要的發現也許是在遼寧查海遺址中發掘出的大型石塑龍。

該龍體由相等的紅褐色礫石堆砌而成，身長19.7米，寬1.8-2米。

龍頭朝向東南，尾部朝向西北，與聚落居民房址方向一致，這說明龍在當時已具有了神聖的地位和特殊的含義。

龍是中華文明的象徵，是黃河伏羲文化的典型代表。

這條發端於8000年前的大型石塑龍是迄今為止在世界範圍內發現的最早的龍。

我們不能因此說，中國的龍文化起源於遠離黃河文明的紅山文化，但至少可以說明，中華文明在起源的初級階段就是以「多元一體」的形式出現的。

源於興隆窪文化的紅山文化距今6000-5000年，主要分布在河北北部、遼寧西部大凌河與西遼河上游。

紅山文化有兩個發現引起了世人的關注。

一是女神廟、祭壇和積石冢的發現。

遼寧喀左縣東山嘴遺址和凌源、建平兩縣交界處的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都發現了大型祭壇、女神廟、積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築，而且還有首次在國內發掘發現的女性裸體塑像。

這些壇、廟 、冢，代表了已知的中國北方地區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

牛河梁積石冢

二是玉器作為原始宗教祀神器的發現。

在原始宗教禮儀中，巫師是玉器的持有者。

玉器不是普通意義上的禮器，而是神器的象徵。

玉在紅山文化時期就已經進入了以玉祀神的階段。

另外，在朝陽田家溝紅山文化墓地群4號地點發掘出一件玉質蛇頭形耳墜。

以黃河文明為基調和寫作觀的我國古代地理奇書《山海經》當中就有「耳雙蛇」的記載，這說明源於興隆窪文化的紅山文化，一直就和中原有著互動往來的密切聯繫。

西北區包括六盤山、賀蘭山以西的甘肅、青海、西藏、內蒙古西部等省區，這個區域舊石器時代遺存不是很豐富，但卻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最早發現的地方，也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最豐富的地區之一。

西北區比較重要的是大地灣文化、馬家窯文化和齊家文化等。

大地灣文化，主要分布在渭河流域、關中及丹江上游地區，存在於距今約8000年至7000 年之間，是我國新石器時代目前發現的最早的遺址。

大地灣文化出土的陶器，形式多樣，而且多為刻畫了各種符號的彩陶，這說明這一帶地區是中國彩陶的故鄉之一，也說明了這一帶地區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字起源系統。

大地灣文化出土的彩陶

齊家文化是以甘肅為中心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距今大約在4500年-至3500年之間。

這裡是公元前300左右大夏人活動的中心，因此，齊家文化被看做是大夏文化的前身。

華中區主要是指長江中下游地區，北起秦嶺-淮河一線，南至南嶺-武夷山區，西起巫山和雪峰山，東抵東海沿線。

史前文化遺存主要有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和吊桶環遺址、湖南道縣的玉蟾岩等遺址，以及蜚聲海內外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等。

萬年仙人洞和吊桶環遺址的年代距今大約1.4萬-1.1萬年，出土了200餘塊陶片，這是中國已知最早的陶製品之一。

專家鑑定後發現有600餘個稻屬植矽石（植物身體里的結石）的個體夾雜其間，其中有一定數量的野生和栽培形態的植矽石。

這是目前世界上發現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標本，刷新了人類最早栽培水稻的歷史紀錄。

另外，考古學家們還在距今為1.48萬-1.23萬年的玉蟾岩遺址先後發現了4粒古稻和一些稻屬植矽石，還在這裡出土了一些火候很低，質地疏鬆，外表呈黑褐色的陶片，中華先民栽培水稻和制陶技術的歷史紀錄再一次被刷新。

萬年仙人洞遺址

1955年發現的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早期文化大約距今4600-4300年。

這裡最重要的發現是發掘出了一座規模達120萬平方米的古城。

古城內部，有手工作坊區、居民生活區、祭祀區和墓葬區等。

古城周圍約8平方公里範圍內，緊密環繞著二三十個一般聚落，形成一個具有密切關係的聚落群體。

這個群體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氣象，是一個勢力相當大的部落聯盟組織或者可以稱之為邦國聯盟，它不僅直接統治著該聚落群體中的各個聚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著半徑約100公里左右的其它聚落。

這表明，石家河聚落群已經有了初步的邦國形態，說明古史記載的「五帝」時期萬國林立狀態不是空穴之風。

良渚文化距今5300-4000年，因1936年發現於浙江餘杭縣良渚遺址而得名。

良渚文化最重要的成就莫過於在餘杭莫角山發掘出來的古城遺址。

這座古城面積達290萬平方米，還有面積達3萬平方米的大型建築基址。

至今能與良渚古城規模面積相仿的堯舜禹「三代」時期遺址，在整個神州大地上，只有山西襄汾的陶寺遺址和陝西神木的石峁遺址可以與之相媲美。

由此，也略可看出中華早期文明中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南北對峙的大致格局。

良渚文化遺址分布圖

華南區位於中國最南部的南嶺和武夷山以南，包括兩廣、福建、海南和台灣等地區。

這裡的原始人出現的時間也比較早，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廣東曲江發現了舊石器時代中期的「馬壩人」、「柳江人」化石等，但這個區域的新石器遺址文化滯後的特徵比較明顯。

這是因為這裡水資源豐富，植物種類繁多，且生長茂盛，這些優越的自然環境和充足的食物資源反倒限制了其文化進展的速度——結果是，採集、捕撈經濟延續的時間較長，直接壓制了穀物種植經濟本來早該出現的時間。

因此，洞穴及貝丘遺址多是華南區新石器文化時代的顯著特徵。

貝丘是古代人類居住遺址的一種，以包含大量古代人類食後剩餘拋棄的貝殼為特徵。

西南區包括四川、重慶、貴州和雲南四省、市。

這一地區處於青藏高原和東部低山、丘陵、平原之間的過渡地帶。

區內既有地勢低洼的四川盆地，也有突起的雲貴高原和橫斷山脈幾大地理單元。

西南區氣候差異大，植物資源豐富，石灰岩溶洞發育廣泛，因而成為我國重要的古猿化石產區，譬如著名的雲南元謀人就產生在這裡。

西南區最重要的文化遺址當屬位於四川省廣漢市西北的鴨子河南岸，分布面積達1.2萬平方米的三星堆遺址群。

該遺址年代距今大約有5000至3000年歷史，是西南區迄今發現的分布範圍最大、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內涵最為豐富的古城、古國等古蜀文化遺址。

這裡保存有最完整的東、西、南城牆和月亮灣內城牆。

遺址前後共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銅器、金器等文物4000餘件，具有鮮明的地方文化特徵，自成一個文化體系。

三星堆遺址的發現，為已消逝的古蜀國文明提供了獨特的物證，把四川地區的文明史向前推進了2000多年。

三星堆遺址博物館

華北區位於黃河中下游地區，大體包括西起六盤山和隴山，東至渤海和黃海，北起陰山、燕山，南達秦嶺淮河一線的廣發區域。

這個區域是整個中華文明發源、發展、壯大的核心所在地，也是中華早期文明「多元一體」的「體」之所在。

文獻記載和民間傳說中的「三皇五帝」就主要活動在這一帶。

相比較其他文化區系而言，該區域的史前文化遺址更為豐富，更為密集。

文獻記載和民間傳說中的很多史實在此得到了考古學的驗證。

本區的史前文化遺存主要分布在桑乾河流域、河套平原、北京周口店一帶、南部的晉豫陝交界地區、渭水流域、河南中部和冀南豫北等地區。

這其中，南部的晉豫陝交界地區被看作是其核心所在地。

山西人，尤其晉南人，是有理由驕傲和自豪的。

4000多萬年前，人類文明的第一縷曙光在這裡冉冉升起——山西垣曲寨里村文化遺址發現的「世紀曙猿」化石，將人猿進化史向前推進了1000多萬年；180萬年前，人類文明的第一把火在這裡熊熊燃起——山西芮城西侯度文化遺址出土的火燒骨，將人類用火記錄向前推演了100多萬年；距今110-70萬年的陝西藍田人、距今50-5萬年的陝西洛南人、距今50-20萬年的北京猿人、距今12-10萬年的山西丁村人、距今8-5萬年的陝西禹門口人、距今2.7萬-3.4萬年的北京山頂洞人、距今1.3萬左右的山西薛關人、柿子攤人……1.6萬年前，中華農耕文明的第一朵花兒在這裡徐徐綻放——山西沁水下川遺址出土的石磨盤、錛形器等原始農具，向我們展示了河東（意即黃河之東）先民最早的農作技術……

進入4萬至1萬年前，華北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更是遍地開花，燦如星辰，譬如距今10500-9700年的河北南頭莊遺址，這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最早含有陶器的新石器時代遺存之一；譬如距今8600-7800年的河南省舞陽縣賈湖文化——這裡出土了中國最早的龜甲文字符號，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釀酒坊和世界上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樂器——骨笛，改寫了世界音樂史，推翻了「中國笛子西來說」和「七聲音階外來說」。

這個區域震驚世界的考古發現比比皆是，譬如距今8200-7800年的後李文化、距今7890-7040年的裴李崗文化、距今7980-7675年的磁山文化、距今7300-6400年的北辛文化、距今7000-6000年的仰韶文化、距今6300-4500年的大汶口文化、距今4900-4000年的龍山文化、距今4500-3900年的陶寺文化，等等。

這其中，後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都處在以泰沂山係為中心，包括山東、豫東、皖北和蘇北在內的海岱地區，自成一個獨立的文化系統。

這個文化事實上就是歷史典籍記載的以太昊、少昊為代表的東夷文化。

這是一個緊密銜接的文化大鏈條，從180萬前一直延伸到到4000年前，源遠流長，沒有斷檔，沒有空缺，最終在4300年左右形成了中華文明的主脈——陶寺王國文化。

復原後的陶寺觀象台

肆

中華各區域之間的早期文化從來都不是在各自獨立的空間中與外界隔絕的情況下完成的，雖然自身的裂變是其發展的一個主要特點，但碰撞和融合才是中華文明之所以成為中華文明的根本點。

這一點我們可以舉出張家口史前文化遺址的例子加以說明。

在張家口眾多文化遺址中出土的彩陶中，可以看到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彩陶與紅山文化彩陶交錯，又與河套原始文化交錯，所以這裡被考古學家稱為「三岔口」，但「其中突出的是北方大凌河流域紅山文化彩陶與關中仰韶文化的交錯，其特徵是廟底溝類型完整的玫瑰花圖案，枝、葉、蕾、花瓣俱全，這種圖案的分布從華山延伸到張家口，正是一條南北天然通道。

紅山文化彩陶中特徵最明顯的是鱗紋，其最早材料見於赤峰西水泉遺址，其演變有頭有尾，與廟底溝類型玫瑰花圖案演變並行，其向南延伸最遠到石家莊、正定一線，與玫瑰花交錯是在張家口。

」 （蘇秉琦《文化與文明——在遼寧「興城座談會」上的講話》，見《遼海文物學刊》1990年1期）

正是這兩種文化接觸後的結果，就「產生了祭壇、女神廟和積石冢，還包括玉龍的出現。

龍與玫瑰花結合在一起，產生新的文明火花，年代是距今五千五百年左右，這是兩種不同文化傳統撞擊產生的文明火花。

」（同上）

另外，從陶寺、良渚等文化遺址出土的眾多的文物中，也可以明顯看到各種不同文化形態碰撞、融合的痕跡，這些都說明，中華各區域之間的早期文化從一開始就是在相互交流、相互影響下，各自沿著自身的邏輯在向前發展著。

中華早期文明「多元一體」化的歷史進程，我借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先生的話概括為「一萬年奠基、8000年起步、6000年加速、5000年進入、4000年過渡」幾個階段。

一萬年奠基，是說距今一萬年左右的時候，中國的北方和南方都同時出現了農業種植栽培活動，從而奠定了中華文明濫觴的根基。

到距今8000年時，農業得到初步發展，原始人精神生活有了質的飛躍，先民們已經有了抽象的思想概括能力。

譬如，遼寧查海遺址出土的巨型石塑龍，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的已具備七聲、八聲音階的骨笛和刻在龜甲上原始文字契形符號。

尤其是遼寧查海遺址出土的巨型石塑龍說明中國古代文獻中記載的伏羲文化即龍文化已經初步成型，這些都象徵著中華民族開啟了她最初的文明徵程。

距今6000年時，社會已經開始出現分化，社會階級逐漸形成，出現了大型中心性聚落和規模較大的墓葬。

中華文明的進程由此開始了加速度發展。

距今5000年時，大型都邑、宮殿和權貴階層大墓的出現，表明社會分層和分化加劇，形成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

這可以從遼寧喀左牛河梁遺址的祭壇、積石冢、神廟、玉器，從約5300年前安徽含山凌家灘祭壇和墓地，從浙江良渚古城和山西陶寺大型城址等，得到驗證。

中國社會開始步入考古學意義上的文明時代——我稱之為中華早期文明，而距今8000-5000年的伏羲神農時代，我稱之為中華初期文明。

距今4000年左右這個時期，正是文獻上記載堯舜禹時代的邦國（一說古國）文明向夏王朝的王國文明過渡時期。

長江中下游等區域由於受到洪澇等自然災害的侵襲，以及氣候等環境的變化，農業遭受到嚴重打擊，其文化也隨之趨向衰落。

該區域的文明進程出現挫折，轉而匯聚到以中原地區王朝為中心的文明一體化進程中。

伍

中華文明的起源和發展之所以是「多元一體」，和它相應的封閉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

這首先是因為它東邊、南邊是大海，西南、西邊是高山和沙漠；北部是廣袤的草原、沙漠和寒冷的西伯利亞沼澤。

中華原始祖先向海外遷徙的艱難性決定了中華文明的相對封閉性，但同時也決定了她在這個封閉體系內部互通有無的一體性。

其次，中國三級台地的地勢決定了河流的東西走向，使得東西方文化碰撞和融合變得更為容易，同時也阻礙了南北的文化互相交流。

中國山脈走勢圖

中國是一個多山的國家，山地面積約占全國土地面積的1/3。

眾多的山系把中國大地分割成了三級台地。

大興安嶺-太行山-巫山-雪峰山這列山系以東是中國三級台地的最低一級，由北向南，分別是東北平原、華北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平原，海拔多在200米以下。

長江以南多為丘陵地區，多數地區海拔不足500米。

在這列山系以西，是中國的二級台地，由寥廓的高原和盆地組成，從北到南，依次是內蒙古高原、鄂爾多斯高原、黃土高原和雲貴高原，海拔大致在1000-2000米不等。

此外，就是海拔1000米至500米不等的塔里木盆地、準噶爾盆地和海拔大部分在500米以下的四川盆地。

再一個就是位於四川省西部和雲南省北部的橫斷山系，它和南部的喜馬拉雅山、北邊的崑崙山、祁連山，一起托起了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的中國一級台地青藏高原。

這種由西向東下降的台級地勢決定了中國大河大流的基本走勢是東西流向，譬如中國最長的兩條河流——長江和黃河就都發源於青藏高原，都是由西向東蜿蜒奔波，最後歸入大海。

中國大河這種東西流向，一方面使得東西文化的交流顯得異常便利，另一方面卻也在無形之中阻礙了南北文化的互動溝通。

中國歷史上，大河大江就經常成為割據政權所憑藉的防禦天險，以至於還出現了「劃江而治」這樣婦孺皆知的成語。

第三，中國東西走向的三列山系成為中國四大經濟類型分區的分界線，同時也成為不同民族文明特徵的分界線。

中國東西走向的山系主要有三列，這三列山系成為中國經濟類型分區的分界線。

最北邊的這列山系是天山-陰山，其北是溫帶沙漠。

秦嶺及其以東的淮河，構成中國大陸最重要的一條自然地理分界線，它的北邊是暖溫帶，它的南邊、南嶺以北為亞熱帶，南嶺以南為熱帶。

由於各區域自然環境條件不同，導致不同地域的人採用不同的方式進行謀生，這就逐漸形成了不同的地域經濟文化、不同的民族文明特徵。

從北至南大體可分為北方草原地帶漁獵採集文化區、黃河流域粟作農業文化區、長江流域稻作農業文化區和華南漁撈採集文化區。

中國當代的文化經濟重心無疑是第一台地。

但在遠古時期，第二台地才是中國經濟文化發展的中心地帶。

事實上，「中華」「華夏」「中國」這些詞最初就都誕生在這一帶，它們和傳說中活動在這一帶的華胥氏、華族、夏族，以及位居其中的「華胥之洲」、中條山、華山、中華山，等等，都有著密不可分的千絲萬縷的聯繫。

囿於縱橫交錯的眾多山系、水系等特殊地理環境因素的制約，中華早期文明雖然是遍地開花的「多源文明」，但其匯聚的中心卻是中原地區的黃河文明。

從考古出土的文物看，中原文化遺存不但從縱向上保持了對先祖文化的傳承和發揚，在橫向上也對周邊的文化有吸取和借鑑，真正是集萬家所長為我所獨有。

這也從另一個側面體現了中國史前文明「多元一體」的特徵。

陸

中華早期文明源流線路的這些特點，我用四句話來概括一下，那就是：

多源發展，遍地開花；

匯聚輻射，中原華夏；

多元一體，祖先宗法；

源遠流長，誰敢比夸？

（本文是該講座節選內容，詳細文本收錄在李琳之新著《祖先，祖先》一書中，北嶽文藝出版社即出）

作者簡介

李琳之，本名李琳，常用筆名還有李麟等，男，1967年生，山西襄汾人。

文化學者、作家，是山西大學、太原理工大學特聘教授，山西省國際文化交流協會根祖文化研究會主任。

曾以一篇《中國，你欠山西一聲對不起》名揚三晉大地。

著有長篇中國農民史論《黃土魂》，傳記文學《天才的悲劇》，散文隨筆集《感喟秋雨》，歷史散文集《中華祖脈》《家國往事》《一生的突圍——李琳之散文中學生讀本》等。

其中，《中華祖脈》被《光明日報》稱為「重新觀照華夏文明源頭的坐標」，《家國往事》也被《光明日報》《中華讀書報》等刊文重點向全國讀者推介。

同時還主編出版了大型系列叢書《游遍中國》（20卷）、《中國文化常識叢書》（20卷）、《中外成功之道》（14卷）等上百部圖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