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重視中國出土文獻

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中國學界開始大量搜集、研究甲骨文時，日本的學者起初多不相信這東西的真實性。

有一位叫做林泰輔的學者，卻認定這是珍貴資料，並開始以實證主義方法進行考察。

他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引起了王國維的注意。

王國維當時正和羅振玉一起流亡日本，住在京都，與林泰輔有很多交往。

王國維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獲得很大成就，其視野、角度、方法和林泰輔的影響有一定關係。

20世紀初，中國西部沙漠中的敦煌文書及漢代竹簡被外國探險者一批批發掘出來，其中相當一部分流入日本，於是甲骨金文、敦煌文書、西域漢簡成為日本漢學研究的三大重要內容，尤其漢簡研究，永四英正、大庭修等人的漢代行政制度、法律制度研究備受當時中國學界重視。

日本之所以會重視出土文獻，與強調讓文獻說話的實證主義的學風有很大關係。

日本學者多善於細密挖掘新材料，從中尋找新的材料與線索，重新審視與評估傳世文獻。

日本學者對新出土文獻多抱親近的態度。

20世紀70年代馬王堆帛書、睡虎地秦簡，90年代郭店楚簡、上博楚簡問世後，很快有大批日本學者跟進這個新的研究領域，其中著名學者有池田知久、工藤元男、藤田勝久、谷中信一等人。

池田知久最初以研究馬王堆帛書《五行》聞名，後來還對郭店楚簡尤其是竹簡本《老子》有過深入的研究。

他的主要結論是，郭店楚簡《老子》並非摘抄本，而是一個形成途中的本子，因此《老子》成書當在戰國晚期以後。

郭店楚簡《窮達以時》有「天人有分」的說法，他提出這很可能受到《荀子》「天人相分」的影響，因此《窮達以時》的形成可能在《荀子》之後。

大家未必接受他的觀點，但對他通過豐富的資料、嚴密的推理體現出來的學風，不能不表示尊重。

工藤元男對睡虎地秦簡法律文書、占卜文書有過深入研究。

他的一個創見是，秦的法制主義並非鐵板一塊，其推行曾受到地方勢力的強力阻撓，因而不得不做出調整與妥協。

因此，秦以法制嚴酷聞名，可能只是一個表象。

這些學者的著述多已經譯成中文，成為中國學界可以參考的研究素材。

20世紀90年代末，日本成立中國出土資料學會，池田知久任首任會長。

這是一個跨學科程度較高的學會，旨在打破學科壁壘、致力於古典學的完整恢復，涵蓋了歷史、語言文字、哲學、文學、宗教、天文曆法、醫學等各方面的專業人員。

學會每年舉行三次例會，發行一本雜誌《中國出土資料研究》。

因地域和科研項目不同，日本在出土文獻研究上形成東西兩大團體。

中國出土資料學會主要在東京地區活動，而以淺野裕一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在大阪地區也展開了有聲有色的研究，且在觀點上往往和東京學者形成對立。

他們的論文主要發表於大阪大學出版的《中國研究集刊》。

他們不同的學術聲音，也值得重視。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