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古遺址中尋找歷史：宮本一夫《從神話到歷史》導讀

歷史該從何時開始寫起？或者說歷史可追溯至何時？此問題其實隱藏了所有格——「人類的」歷史。

關於歷史學的性質，過往曾有「科學」抑或「藝術」之爭。

但當代歷史學被視為人文學科，基本已無爭議。

或因如此，現代史家原則上只研究人類自身的歷史，至多關注及於人類與自然環境互動的歷史。

「宇宙的」歷史、「地球的」歷史、「生物的」歷史，大抵被劃歸至天文學、地質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範疇。

在一定程度上，兩千年前司馬遷所謂的「究天人之際」，已是現代史家不能想像的境界。

即便劃地自限於人類的歷史，現代史家亦未全面掌握人類歷史的書寫權力。

理論上，前一剎那，即是歷史，但當代人類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卻是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乃至人類學家等社會科學研究者的禁臠，現代史家似乎只能鑽故紙堆，喪失了鑑往知來、指點江山的話語權，無怪乎上社會「歷史無用論」甚囂塵土，歷史系的學生也對未來感到茫然。

至於人類歷史的根源，現代史家也用「史前」時代等術語與之劃清界線。

「商代是中國信史的開端」，竟然仍是中學教科書常見的觀念。

所謂「信史」，相對於口傳故事、相對於神話傳說，大抵是指甲骨文等文獻紀錄的歷史。

其實文獻、口傳、神話傳說等概念的關係極度複雜，部分文獻的內容來自口傳，神話傳說的內容亦常見於文獻，更不要說文獻也會虛構、口傳故事是人類另一種記述歷史的方式、神話傳說也保留了早期人類的集體記憶等觀點，我們根本無法簡單判定文獻、口傳、神話傳說的可信度高低。

再看考古學於這百餘年在世界各地的蓬勃發展，難道根據考古材料書寫的「史前史」會比根據文獻的「信史」更不可信？如果文獻與考古材料是同等效力的史料，那「史前史」、「史前時代」等概念是否有必要調整、甚至揚棄？

不管未來如何，要想根據考古材料書寫遠古人類的歷史，當代歷史學者力有未逮，大抵是不爭的事實。

正因如此，日本講談社「中國的歷史」洋洋十二卷的開頭第一卷，敦請考古學者宮本一夫負責撰寫，也就不令人意外。

然而能掌握好考古材料，是否就能書寫上古史了呢？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宮本一夫近照

《從神話到歷史》共分十章，來自文獻的內容只有第一章〈神話與考古學〉的部分內容，其他九章半的內容全部依據考古材料，作者可謂盡了考古學的「本分」。

雖然有些歷史學者可能希望古史傳說在「中國的歷史」系列開頭占據更多的篇幅，但因這些保存古史傳說的文獻，成書時間多半晚至戰國秦漢之際，即便是新出土文獻，大抵也不外如是。

加上神話傳說里的歷史訊息不易抽絲剖繭、西方神話學理論不一定適用於中國等原因，作者的謹慎處理也合乎現代學術規範。

不過根據考古材料書寫的中國上古史，反映的是今人對人類社會起源與演化的認知：從舊石器到新石器、從原始人到現代人、從農業起源到國家形成等等。

儘管這些學說在當代蔚為主流，但百年千年之後，未必仍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而古人對世界誕生、人類起源、國家形成等問題的理解與想像，看似已經過時，卻未必全無是處。

我們今日回顧百年千年之前，古人對人類社會起源與演化的認知，應帶有更多同情的理解。

誠如顧頡剛所言，這些古史傳說更適合用來探討戰國秦漢以降的思想史。

正因如此，這些反映古人思維的古史傳說在上古史仍應占有一席之地，就連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論〉也值得一提。

回到《從神話到歷史》的考古學視野，與歷史學家撰寫的通史、斷代史相比，本書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以「區域」為主體，絕不預設「中國」、「中國人」為全書的「主詞」。

現代史家撰寫的中國通史，即便再怎麼具有反思力，或多或少也隱含「中國」、「中國人」的預設，自不必多論。

秦漢史、明史等統一帝國的歷史，「秦朝」、「漢廷」、「明政府」等概念往往以整個帝國的代言人的角色躍然紙上，事實上地方政府、基層社會可否被中央政府「代表」，殊為可疑。

而魏晉南北朝史、宋遼金元史等分裂時代的歷史，現代史家即便擺脫了傳統史學「正統論」的束縛，看似將各地政權等量齊觀，但日後乃至當代未被納入中國版圖的朝鮮、越南等地，或不被納入筆下、或以周邊民族與政權書之。

分裂時代尚且如此，唐史、清史等帶有「異樣血統」的統一帝國史，就更難避免「中國」、「中國人」概念的制約了。

受惠於考古學的視野，兼以此時期「最早的中國」尚未建立，《從神話到歷史》超越了政治與民族等後世概念的束縛，以經濟生業為綱，先將新石器早期的定居社會分成華北的粟黍農業區、華中的稻作農業區，更北方（遠東）與更南方（華南）則是採集與狩獵的非農業區，在此區域體系的基礎上展開全書的討論。

隨著定居社會的發展、農耕技術的擴張，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區域體系自然在原先的格局上有所變動，《從神話到歷史》進而將之析分，概略但細膩地描繪了各區域的社會面貌。

農業出現地與細石葉文化、礫石器文化。

兩者分布相接的地區為從華北南部到華北北部的地帶（斜線部分為農業出險地。

分為粟、黍農業和稻作農業地帶）。

在此基礎上，《從神話到歷史》得以省思商周「中國」的面貌何以形成。

作者不僅引用日本學術大家林巳奈夫「商周青銅器饕餮紋的原形，是良渚文化的獸面紋」之說，還進而主張良渚的玉琮等玉器文化從長江下游傳播到黃河流域，可謂中國玉文化的源頭。

作者更探討黑陶酒器等隨葬器物，指出商周「禮樂」的成分頗多來源於新石器時代黃河下游地區的「儀禮」；就連殷墟的甲骨文，也來自於北方長城地區的卜骨文化。

雖然某某事物的起源探索非常困難，很容易被新出土材料所修正。

但《從神話到歷史》這些說法確實讓人深切感受到中國並非鐵板一塊，而是許多區域共同組成的複合體。

區域的有無，不只影響中國疆域的伸縮，甚至影響了中國特質的形塑。

良渚反山12號墓隨葬玉琮

《從神話到歷史》以區域為主體的作法，固然值得推崇，但也並非全無流弊。

一部小說不一定只能有一位主角，但主角若多達七、八位乃至十餘位，自然難逃劇情分散、鋪陳過多、缺乏主旋律之譏。

「中國」只有一個，區域卻可以無限分化。

讀《從神話到歷史》，或多或少會被不同區域的「考古學文化」牽著鼻子走，不知細節描述的意義何在。

尤其《從神話到歷史》是「中國的歷史」里的一冊，缺乏考古學知識的讀者，「見區域而不見中國」的感受只會更加強烈。

儘管《從神話到歷史》簡體字版的導讀人許宏先生嘗試為作者緩頰：

這些敘述對讀者而言可能略顯枯燥，似乎學術味兒重了些，但卻是解讀遠古中國必不可少的輪廓性勾畫。

但對一般讀者而言，作者對這些考古學文化的敘述，就像歷史學家喜歡引用的史料一樣，只要有讀不懂的地方，就不能不說是雞肋之作。

作者並非沒有意識到此問題。

如果我們不願意把「國家」、「民族」等既有概念當作歷史的主體，又不滿足於將各區域的具體歷史簡單拼湊在一起的作法，那麼使用新概念作為歷史的主體，藉此整合各區域的歷史，應是行之有效的辦法。

中國史、東亞史、全球史均可如此重寫。

事實上《從神話到歷史》就是這麼寫的，諸章已嘗試運用「農業的起源與擴散」、「社會的複雜化與統合」、「宗教信仰」、「早期國家」等概念，去統攝不同區域的考古學文化，描繪出豐富且清晰的上古史圖景。

行文至此，我們當然可以追問下去：如果用「國家」、「民族」的概念去統攝不同區域的考古學文化，是不可取的作法。

那運用其他概念去統攝區域，難道就毫無弊端嗎？但這個問題已觸及「個案」與「概念」的本質矛盾：任何個案都不可能完全被概念化，所有個案都有其特殊性，因此我們不能用概念去堆砌歷史。

但個案若完全不加以概念化、不抽繹其意義，那歷史就只能是斷爛朝報，根本無從寫起。

重視概念與重視個案，各有優劣，我們只能執中道而行。

《從神話到歷史》既以區域為主體，又重視概念化的寫法，我認為在現階段十分恰當。

問題未能完全解決，主要是受制於學界現有的研究水平，作者還沒辦法徹底將不同區域的考古學文化充分概念化。

而宮本先生不勉強概念化的作法，恰可凸顯其學風嚴謹的一面。

讀《從神話到歷史》，不難注意到其區域史敘述里，東北地區的比例較一般中國考古學著作為多。

這是因為宮本先生乃日本人，嘗試從東亞的角度解析這段時期的歷史，探討「為何東亞最早出現的古代國家在中國大陸」這一宏大課題。

故作者須透過東北地區考古學文化的介紹來銜接中國與朝鮮半島、日本列島，進而將日本列島與中國大陸對照，指出日本出土研磨堅果的石盤、半地穴房屋、玉玦、土偶（女性像）、卜骨、「埴輪」、木棺墓、成人瓮棺墓等遺存，均可在東北、華北、東西伯利亞等地找到類似者，反映日本不只經濟生業與東北地區相似，在宗教信仰上更是遠東文化圈的一部分。

作者認為這一視野，有助於反思西嶋定生設定了中心與邊陲的東亞史觀。

無論是洞見抑或偏見，宮本先生從東亞考古學的角度切入中國上古史，無疑充分發揮了身為日本人的特長。

朝鮮半島的農耕化第一階段至第三階段的傳播路徑。

第一階段為粟、黍農業的擴散，第二階段為稻穀的擴散，第三階段為水稻農業的擴散。

中國考古學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向來處於「剪不斷，理還亂」的微妙境地，不管是現代人的「非洲起源說」與「多元起源說」之爭，抑或夏朝究竟是否存在等熱門課題，中國學者與漢學家的立場往往涇渭分明，清晰反映出國籍、種族與學術態度的高度關聯性，說明學者所處的學術環境往往影響其學術判斷甚巨。

宮本先生身為日本人，卻研究中國考古學，其學術態度無疑值得我們注意。

但令人驚訝的是，作者對上述爭議極大的兩個問題，其判斷卻溢出我們的「常識」之外：

只要人類多元說沒有被遺忘，蒙古人種的起源地在中國大陸的可能，就值得我們多加注意。

二里頭文化就是夏王朝，因此夏王朝是確實存在的朝代。

如果只看上述言論，恐怕很難猜出這是漢學家的意見。

或許有人會堅信學術政治角度的解釋力，進而揣測這是作者為了迎合「中國崛起」而改弦易張。

但我更願意相信這是二十一世紀學界全球化的結果，任何一個地方的學者都可以透過各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自身所處的學術環境，從而提出更具意義的學說，包括中國學者。

事實上當代中國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許宏恰恰不願意主張「二里頭文化就是夏王朝」。

宮本先生與許宏先生看似矛盾的學術判斷，卻存在著共通性——他們都挑戰了我們根據國籍與種族來下判斷的「常識」。

這非常值得我們咀嚼再三。

雖然反思民族主義已經帶給我們夠多的刺激，但作者對夏王朝的討論並非僅止於此。

他指出即使二里頭文化可以稱之為「夏」，也不代表二里頭考古學文化自動升級為王朝的社會型態。

二里頭文化的實質內涵、當時的統治形式、與各區域之間的關係究竟為何，才是更重要的問題，拘泥於「名」，只會讓我們忽略掉「實」。

二里頭文化的文化樣式

上文已對《從神話到歷史》的考古學視野略加介紹，最後我想稍微介紹一些本書涉及的考古學研究方法，以供一般讀者參考。

考古學對區域的重視，來自具體的考古遺址發掘。

與史書不同，一個個考古遺址的時間坐標往往難以精確到年月日，只能約略判斷；但空間坐標卻可以精確到經緯度小數點後幾位，因為遺址就在那裡。

同理，史書往往只能透過文字去描繪歷史場景，但位於該處的考古遺址彷佛時間膠囊，竭力保留了遺址廢棄、墓葬掩埋時的那一瞬間，帶給人的臨場感特彆強烈。

因此從考古學的角度書寫歷史，不僅具有區域主體的眼光，還會特別重視歷史場景的重建、日常生活細節的復原，因為那就是考古現場所見。

但不像史書能以生花妙筆直接描寫人物，考古遺址雖然曾為人所居，但生人終究已逝，屍骨未必留存，今人所見的往往只是器物與建築，而且還是不易腐爛者。

因此考古學要想書寫歷史，只能經由「透物見人」的途徑。

但要想解讀百千萬年前的出土遺物，豈有那麼容易，否則人人都是考古學家。

下文以器物、飲食、聚落為例，說明《從神話到歷史》如何「透物見人」，還原遠古歷史。

圖三：湖北荊州陰湘城遺址

史書里的器物，多半是一鱗半爪，依附於某個人物、場景或事件才被提到，很少成為主角。

考古遺址則不然，遺址出土最多的是器物，最令人興奮者往往也是器物。

同一遺址里同類器物的風格差異，往往反映了時代差異；不同遺址的器物差異則可能反映使用者的差異，器物的傳播與擴散可能反映人群的遷徙與擴張，這些是考古學裡器物類型學的基本理念。

但作者謹慎地指出鼎、鬲等單一器物的傳播與擴散，嚴格來說只能反映地域之間有所交流往來，不宜簡單將單一器物對應於某批人群。

如果找出遺址里的若干基本器物，建立起器物群，便可比較有效地建立器物與人群的對應關係。

除了基本器物，海貝、綠松石、玉琮等舶來品同樣值得重視。

由於舶來品取得不易，舶來品的擁有者理應是人群里的有力人士。

而擁有舶來品，又會強化有力人士的權力與地位，使之成為領袖。

陶器的系統性。

從遠東到中國東北部的平底罐與華中、華南的圓底釜在華北一帶呈交錯分布。

要想「見人」，其中的重要課題無疑是人如何生存。

但史書里的人物，生存下來彷佛自然而然，只有很偶然的時候才會提及這些人也會吃飯、也會喝水，是個活生生的人。

事實上，人的必備生存條件之一是食物，食物則不外乎動物與植物。

憑藉現代科技的發達，動物考古與植物考古遂為顯學。

考古遺存中若有動物的骨頭或牙齒，專家透過其形態分析，可能辨識出是何種動物，甚至可能辨識出野豬與家豬的差異，進而確定人類的經濟生業是狩獵抑或畜牧。

同樣的，植物遺存也可能辨識出栽培稻與野生稻的差別，進而探討人類是否已進入農業社會。

吊桶環遺址的層與野生稻、栽培稻比率。

上為層位斷面，下為各層位中野生種與栽培種的植矽體比率。

人群生於斯、長於斯，聚落考古與環境考古亦為「見人」的重要課題。

史書里的人物往往只有籍貫、身份，沒有對其居所作更具體的描寫。

考古發掘的遺址則是古人居址的鮮明寫照，看似極有助於聚落的理解，實則需要更縝密的研究。

陝西臨潼姜寨環壕聚落赫赫有名，許多人可能對其五組「大房子」圍繞大廣場的平面圖印象深刻。

《從神話到歷史》卻根據各組建築之間的迭壓關係，將原來一張平面圖析分成三張按時代先後排列的平面圖，復原出姜寨環壕聚落的變遷歷程。

這讓我們切實體會要搞清楚出土遺存的時代，然後排列出先後順序，看似簡單，實際上到底有多麼不容易！

姜寨遺址的聚落的變遷。

1，姜寨聚落前期；2，姜寨聚落中期；3，姜寨聚落後期。

一個聚落是一群人，再大的聚落還是一群人。

要進一步探討人群組成的複雜社會，不能不討論聚落與聚落之間的關係。

史書里的聚落，往往有郡縣鄉里等明確等級，聚落關係非常清晰。

考古發掘的聚落遺址則不然，聚落不論大小，之間的關係均有待進一步論證。

如長江中游位於漢水流域的石家河遺址、位於沮漳河流域的陰湘城、位於澧水流域的城頭山遺址，它們均屬於屈家嶺文化時期，均有一定規模的城址，是各自流域的中心，但彼此之間有交流往來。

由於石家河遺址面積最大，我們是否可推測居住在石家河遺址的人群地位較高，甚至控制了其他流域的人群呢？作者認為石家河遺址並未發現宮殿或大墓等反映王權的遺存，看不出控制力外擴的跡象。

三個流域中心遺址的關係可能是既合作又競爭，其城址規模大小可能只反映人口多寡或經濟強弱，並不反映政治等級的高低。

長江中游地區的城址遺址分布。

圓圈中三個取悅的城址遺址自北向南規模相對縮小。

以上希望可以具體呈現考古學如何「透物見人」。

相較於在文獻中發現歷史，在考古遺址中尋找歷史，無疑是值得關注的另一扇窗。

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的歷史」第一卷由考古學家撰寫，似乎反映本世紀考古學與歷史學將更緊密地結合。

事實上文獻在商周秦漢以降的歷史，數量固然越來越大、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但商周秦漢以降的考古材料自有其價值，不應被歷史學家忽略，考古學應成為所有古代史家共同的學術素養。

而宋代以後的考古發掘，也應得到考古學家更多重視。

如果宮本先生的《從神話到歷史》是考古學反饋給歷史學的成功典範，那麼歷史學應該怎麼對考古學「投桃報李」呢？再者，歷史學家對商周以前的歷史「失語」的窘境是否合理？我們真的甘心讓考古學者搶走飯碗嗎？一部由嫻熟考古學視野與材料的歷史學家撰寫的上古史，會否各擅勝場、別有一番風貌？二十一世紀，還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