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本一夫：中國有我祖先的記憶

宮本一夫（Miyamoto Kazuo），日本考古學家。

1958年出生於日本松江市，獲得京都大學文學部博士學位。

現任九州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東亞範圍內從新石器時代到初期鐵器時代的比較考古學及比較文明論，是這一領域最具代表性的學者之一。

目前在中國開展關於水田農耕起源地及明初期青銅器的研究，擔任日本中國考古學會副會長。

2003年榮獲第十六屆濱田青陵獎，獲得優秀考古學研究者榮譽稱號。

★先鋒語錄

★寫作歷史性書籍時，一方面需要科學性考據——不然就像寫小說了——但又不能太晦澀。

★日本學者更能涉及寬廣全面的範圍，而中國學者更精細，善於從微觀把握。

★挖掘就是一種保護，並將這種保護制度化、規範化。

目前與此類似的規定中國也有，但執行得不夠嚴格。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 陳雪蓮 實習記者 謝亞喬 發自北京

鬚髮灰白整潔、面容儒雅慈祥的日本考古學家宮本一夫先生雖已年近花甲，但面前的他看起來卻很健朗，漢語也說得很流利。

宮本此次來華主要是因為2004-2005年由日本講談社出版的百周年獻禮系列叢書《中國的歷史》今年剛出版了中文版，這套書的首卷《從神話到歷史：神話時代，夏王朝》由宮本撰寫，其他九卷也由日本著名學者所著。

他驚訝於非周末與節假日，來聆聽他講座的中國人如此之多。

其實，《中國的歷史》這套通俗性歷史讀物在中國早就小有名氣。

業內人士也認為，外國學者研究中國史，特別是中國古代史，水平最高、貢獻最大的，就當屬日本學者。

中國應發展公眾考古學

宮本撰寫的首卷，時間跨度為史前時代到五帝時代與夏王朝時代，他期望讀者能透過此書，了解「以考古學為對象的區域考察如何影響該區域近現代史」的問題。

《國際先驅導報》：從考古學研究出發，神話跟歷史的關係是什麼？

宮本一夫：神話與考古學有一定聯繫，我們在考古的同時也不應完全忽略對神話傳說的證實與澄清。

有時候，考古學家會按照當地神話傳說的名字來確定該區域文化的名稱。

另外，神話傳說也是歷史學家考察歷史的重要方式之一，尤其是自漢代以後，神話傳說經常會被考古學界引用。

但神話只是神話，仍需要我們用考古資料來解釋當時的生活情況或者社會發展過程。

Q：您最近一次來中國考古在哪裡？遇到過什麼困難？

A：最近一次是2010年在四川西部阿壩州若爾蓋縣。

困難首先來自身體，猛然上到海拔數千米的高原地帶，身體好的人會很敏感，會有高原反應，但像我這樣身體不好的人就沒有高原反應。

那時當地時常發生一些民族衝突，道路被阻塞，不得不靠公安警察來開路。

在這些敏感地帶，一般不允許外國人進入，但我們的考察團隊由中國國務院直接批准，所以比較順利。

Q：與日本相比，中國的文物和遺址保護現狀如何？日本如何保護民俗？

A：我在中國的很多地方都參與過考古挖掘，（足跡）遍布內蒙古、四川、山東、湖北、江蘇、新疆、遼寧等地，這些地方的文物保護工作有待完善。

1995年，我在長江流域的三峽大壩附近考古研究時，發現那裡農村居民的風俗和生活習慣以及技藝正逐漸荒廢，我當時非常焦慮。

上世紀日本經濟逐漸發展時，大規模土地開發而破壞遺址是常有的事，此外，老百姓的遺址保護意識也較弱。

後來日本政府開始實行強制性挖掘制度，就是開發某塊土地之前，為防止潛存的遺址被破壞，必須提前對當地進行考古探測。

這樣看來，挖掘就是一種保護，並將這種保護制度化、規範化。

目前中國也有此類規定，但執行得不夠嚴格。

文物保護還有一個重要途徑就是發展公眾考古學。

日本考古學家會把遺址中有價值的文物向公眾展示，以此提高公眾了解文物的興趣，讓公眾內心認可它們重要性——為了給後代留下寶貴的資料，這樣老百姓的保護意識就會得到提高。

在中國也可以發展公眾考古學。

「我不贊同朱大可的新觀點」

今年6月，中國學者朱大可推出20餘年學術研究成果《華夏上古神系》，該書探研了中國上古文化和神話的起源。

其中一些觀點頗為新穎，例如，「道家思想型來自印度，墨家思想原型來自希伯來，秦帝國的制度原型來自波斯等。

漢民族主體性的建構始於漢代，並非人們所說的先秦。

」「高度開放和博採眾長，是華夏文化精神的偉大本性，也是它卓立於世界文明之巔的主要原因。

」而宮本並非完全贊同朱大可的觀點。

Q：您認同朱先生的看法嗎？

A：我不贊同。

就拿道家的思想來說，它是否來自印度目前暫無直接證據，還需要進一步考察。

至於高度開放、博採眾長，只能說一部分是這樣。

華夏文明畢竟不是封閉的，有其多元性和包容性，但不僅華夏文明是這樣，遊牧文明、西方文明都是比較開放包容的。

之前我們就發現，同種類的青銅器，不僅在北京長城一帶出現，在黑海一帶也出現過，這說明不同區域的文化有比較緊密的交流和相互作用。

站在歐亞大陸的全局來考量，各個地方的史前時代既獨立發展，又相互聯結。

比如說小麥以前被認為是漢代以後從歐亞大陸西部傳到中國，可是現在根據我們考古研究，證明小麥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即在新石器末期就已經傳過來。

可以說，在史前時代就已存在微弱的、間接的世界性聯繫，而非現在這種乘飛機就可以實現地理轉換的聯繫。

Q：您對「亞洲文明共同體」的看法是？

A：談亞洲文明共同體要抓住農業與遊牧系統兩個系統，不能孤立片面地看，因為它們是相互交流，共同發展的。

另外，這種兩極構造式的歷史觀暫時只是適用於東亞這塊區域。

從整個歐亞大陸來說，農業起源地有西亞和中國。

西亞農業主要起源於現在的伊拉克及周邊，主產大麥和小麥；中國主要產的是長江流域的大米與黃河流域的黍粟。

歐亞地區由這兩個獨立起來的農業基地慢慢擴大成為大型區域文明。

例如，西亞農業不斷擴展，往西傳到尼羅河流域，古埃及文明出現了，接著傳到地中海與歐洲；往東傳到恆河流域，古印度文明誕生了。

另外一個草原地區遊牧系統，草原地區東自中國北方，往西是歐亞大陸的中部，直至黑海、土耳其一帶，非常廣闊。

我們從歐亞大陸的角度研究史前時代，把農業的兩個核心地帶和草原地帶這三個地點串起來，才能把亞洲文明共同體看得更加透徹。

Q：在談及華北型農業擴散問題時，您認為擴散開來的是一個文化整體而不僅僅只是某種單一的文化屬性的傳播，這種整體性、綜合性的文化樣態您稱其為文化複合體，能具體解釋一下嗎？

A：文化複合體適用的範圍相當寬泛。

在中原地區的社會發展中，人們吸收新技術之後馬上進行改造、創新，形成的技術比從草原地區傳過來的技術要高明。

而草原地區的人也吸收農業社會的優秀文化來構建自己的文化系統，他們牧羊騎馬的同時，也有自己的食糧。

後來他們中的一部分由於氣候與自然地理環境改變，也走向定居，村落也開始出現，農業社會對他們整體性的影響可見一斑。

總的來說，文化複合體的傳播對各區域文明都起到推動作用。

雖然不同地區也會有衝突矛盾，甚至戰爭，但是文化系統的交流互動可以更好地推動歷史發展。

沒有這個推動，社會發展就會落後一點，而最可喜的是農業文明和遊牧文明的接觸地帶又是孕育新文明的土壤。

借鑑《史記》寫通俗歷史書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孟彥弘認為，《中國歷史》叢書是真正研究有素的專家學者編撰的，學者的嚴謹，保證了內容的準確性。

他們受過現代史學的洗禮，接受了考古學的訓練，不會把古書中記載的古史與古史本身混為一談。

這大概就是日本每隔幾年就會有不同的學者或出版社組織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編纂出版這類通俗讀物的原因。

不同專長、不同眼光、不同特點的專家所編寫的通俗讀物之間，也正可以起到「相互補充」的作用。

Q：如何在寫作歷史性書籍時，做到既讓人讀來不覺艱深，又兼具知識與學術前沿性？

A：一方面需要科學性考據，不然就像寫小說了，但又不能太晦澀。

我也是首次嘗試撰寫這類讀物，沒有課本可以參照，所以寫作方式上，大多憑藉我個人的判斷和認知。

在寫作的過程中我經常會看司馬遷《史記》的日文譯本，也曾借鑑司馬遷的研究方式：從收集資料做起，採集民間故事和當地記載，然後分析研究，最終形成作品。

Q：由於教育和研究體制的差異，日本學者在「通識」上要優於中國學者，後者偏於專精而有條塊分割之嫌。

是嗎？

A:「通識」也是解釋歷史的一種更有意思的視角。

我認為兩國學者的差異主要在於視野。

就拿對史前時代的研究來說，中國學者多半都是以農業社會為中心來寫，研究視角容易狹隘。

日本學者的研究視野一般比較廣闊，從歐亞大陸甚至世界的角度來看中國的位置，可以看見不一樣的歷史。

總之，日本學者更能涉及寬廣全面的範圍，從宏觀上把握研究課題，中國學者更精細，善於從微觀把握。

Q：據說，現在許多日本學生不願學東洋史，東洋史的教席也略有減少，您如何看？

A：我感覺現在的日本年輕人，只關心自己的事情，好像對外國並不很感興趣。

現在去國外的日本留學生越來越少，韓國也如此。

我去韓國開講座，最穩當的交流方式就是講韓語，用英語或日語都不能讓學生有很強的興致。

目前日本的諸多大學裡學習東洋史的人確實越來越少，一來可能是找工作比較難，二來這門專業的學習以及實地考察本來就非常艱苦。

但我發現一個有意思的新現象：無論是在日本還是中國，學習考古的女生越來越多。

Q：對日本而言，研究中國與東洋史的重要性是什麼？

A：我從本科起——即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學習考古專業，後來也曾在中國留學。

我認為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的價值在於能使我們更全面地反觀日本和韓國的發展史。

畢竟，中國有我祖先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