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兵武：關於當前中國考古學的幾個熱點問題

近些年中國考古學熱點迭出，這裡所涉及的熱點，可能更多屬於個人興趣所在。

而對於這幾個事關重大的相關問題，在此也不可能進行全面討論，僅就個人感受的關鍵之處發表一點淺見，供大家參考。

新考古學在中國

新考古學1960 年代首先興起於北美，1980年代中國學者開始通過張光直先生的《考古學專題六講》等以及不斷增加的走出去機會，而有所接觸和了解，1990 年代曾經掀起過譯介、討論和探索的一個熱潮。

那麼，20 多年過去了，現在新考古學在中國是個什麼樣的狀況？如何評價這種狀況？在此，有幾個前提性問題需要予以明確。

首先，新考古學不是一個學派，而是考古學具有整體性的一個發展階段，是誠如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所指出的包括研究目標、方法、理論的整體性研究範式的疊代；其次，新考古學不是否定傳統考古學，而是在傳統的基礎上推陳出新。

俗話說不破不立，當年新考古學為了確立自身的地位，曾經對傳統考古學進行了比較猛烈的批判並受到激烈的反彈，現在回頭看來，新舊雙方都有過激之處，新考古學的學術目標也並未完全實現。

因此，新與舊是相對的，新考古學的出現是兼容性整合性的學科發展。

新考古學的一切研究都是建立在傳統考古學追求的更加精確的考古遺存分類和時空框架基礎上的。

如果試圖對新考古學做一比較全面的表述，我認為它是力圖像自然科學那樣，以考古遺存來研究人類的物質性遺存、行為模式、社會組織和文化的適應、演變等問題，試圖尋找人類文化發展的動力學法則的新的科學範式。

因此，新考古學非常強調調查、發掘等資料獲取、信息提取和論證過程的邏輯嚴密性與實證性。

當前中國考古仍處於新舊考古學的結合部，時空框架和文化史重建仍然是主導多數考古工作的主流範式。

當然，一些有條件的工地和機構也上了不少科技手段，相應地設置了一些屬於新考古學範式下的學術課題，但總起來說是重視技術手段勝於方法，重視方法勝於理論，新與舊仍有對立感，仍缺乏問題意識、理論自覺與研究深度，缺乏國際視野及學科發展的整體觀念，尚未完成階段性的整體跨越。

其實，新考古學除了研究的問題與目標的變化之外，更重要的是圍繞探索的問題的方法探索和理論自覺。

新考古學最精彩的部分是其提出的「中程理論」，這是聯接其所提出的新的問題、學術目標和更加精確的考古材料的中間橋樑，除了賓福德等探索的埋藏學、民族考古學、實驗考古學等，包括張光直先生等介紹的聚落考古學、環境考古學等，以及大量科技手段所代表的科技考古學等，都是類似傳統考古學中的地層學與類型學那樣的中程理論武庫中的構成部分。

所以，新考古學又被稱為過程主義考古學。

我理解，這「過程」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新考古學所努力探求的已逝的文化過程；而是其研究過程的科學性。

這些是中國考古發展過程中需要高度重視和自覺的。

關於公共考古學

近些年公共考古熱，考古界甚至言必稱公共考古，不少機構設立專門部門和人員編制，舉辦會議，開展活動——公共考古已然步入發展的快車道。

首先應該明確的是，公共考古≠公眾考古。

公眾考古有兩個方面：一是考古學家向公眾普及考古知識，二是讓公眾參與某些考古活動。

公眾考古只是公共考古的組成部分，甚至是基礎部分之一，但不是全部。

考古資源屬於典型的公共性資源，考古學家的發掘和研究只是發揮資源價值的其中一環，公眾考古也是一環，當然還有其他利益相關者（包括未來的人） 與其他發揮作用的方式，因此，還應該形成包括考古學家和公眾在內，對考古資源保護與利用的科學的社會性可持續發展的循環。

這是公共考古的核心。

其次，公共考古≠公共考古學。

公共考古學是考古學的分支學科，公共考古則是包括考古人在內的相關方面圍繞考古資源開展的相關活動和社會實踐。

公共考古需要公共考古學的理論與方法支撐、指導。

目前我國的公共考古主要停留在知識普及與社會活動以及考古資源管理等層面。

就考古學家來說，應著力發展公共考古學並著重於以下著力點：完善公共考古學理論方法以加強對公共考古實踐和遺產保護利用的學術支撐；完善考古學的職業倫理道德建設；加強考古知識普及；加強考古信息公開與資源共享。

公共考古學應該關注以下議題：考古資源保護與合理利用的政府、社會、專家、公眾的責任、權利和義務；考古資源保護與合理利用的法律、制度安排與學術、社會活動等等。

正如新考古學對傳統考古學的批判、批評，既達到構建自身、學術自立的目的，也促使了傳統考古學的反思和轉型，對年代學與時空框架、文化及其要素的譜系研究更加深化。

今天，公共考古學實際上對考古學和考古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乃至批評，這種批評既對考古學的變革構成促進，也使得公共考古學成為當下最具潛力的考古學新興分支學科之一。

與新博物館學相比，新考古學相對缺乏社會關懷而主要專注於學術進步，公共考古學正好可救其弊。

公共考古學的批評和後過程主義考古學對新考古學等的批評不完全相同，而和當年新考古學對傳統考古學的批評則頗有幾分相似，主要是關乎考古及其資料應用與鏈條的拓展及理論與方法的完善，而和中國國情及文化傳統相結合的公共考古學尤其值得重視。

關於中國文明探源

文明形成一直是中外考古學關注的重大課題，在不同發展階段研究也會各有側重。

鑒於中國文明確實是中原為主兼容中外相關要素形成的，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據重要位置；認識中國早期文明的來龍去脈及其特點，對我們把握當下中國文化與中華民族的特點有重要參考價值，因此當前集中開展中國文明探源是非常必要的。

當前中國文明探源需要更精確的時空框架、要素標準、發展譜系、過程機制、跨文明比較，需要注意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的影響等問題。

這些問題涉及到傳統考古學、新考古學（過程主義考古學）、後新考古學（後過程主義考古學）、公共考古學等各種理論方法，因此，中國文明探源課題是各種理論方法的交匯地帶和試驗田。

中國文明探源是形成考古學的中國學派和中國話語的重大機遇。

中國文明本體和形成與演進的具體過程具有相對獨立性，並且保留著與歷史中國和現代中國的內在連續性。

因此，中國文明探源在被新材料、新發現牽著鼻子走的同時，更要加強理論分析和理論創新，有可能提出包括要素標準以及特點等在內的更具整合性的解釋框架，乃至文明形成的中國模式和理論方法的中國特色。

現有具指導性與文明形成的標準和相關的概念基本上是從西方翻譯引進，中國學者也提出了一些概念比如大一統、多元一體、古國方國王國帝國等，但兩套概念和體系均缺乏中國語境下的精確界定，結合中國材料的系統論述，更缺乏跨文化跨文明的比較研究。

因此，中國文明探源應加強理論自覺和方法探討。

再一個是應重視歷史文獻與傳統觀念中與國家社會等有關的概念的現實所指與現代學術意義。

比如文獻中都邑聚乃至國家本身等概念，遠在現代考古進入中國之前早就存在，既有中國特色也有與現代考古學相似的社會文化內涵。

都邑聚等概念不僅有聚落大小上的區別， 也有發展階段乃至標準的意義，「聚」可以說是農業社會誕生之後才有的自然村落，「邑」是有了宗廟等公共建築和複雜文化之後的更高級的聚落，「都」則是超越農業和血緣要素並具有工商和社會管理功能的大型聚落，也可以視為文明或者國家階段的中心聚落。

這種傳統中國對聚落的分層分類，和現代考古關於國家文明形成過程中的聚落劃分等有契合之處，也和文化、文明的西方概念所指具有內在相通性。

文化（Cul?ture） 包含人工與耕作等底層意義，主要指農業聚落的發明創造，文明（civilization） 有公民、公共的本意，是超越純粹血緣關係的複合性社群集中到一個聚落或者地區才可以達到的，中文古代文獻中的「都」完全符合考古與西方文化觀中的文明定義。

包括「 國家」二字本身，儘管現在我們通常以之指代現代民族國家或者文明起源研究中早期複雜社會的人類共同體，這兩個漢字不僅形成很早，而且各有其義並常常連用。

家是定居並飼養牲畜的血緣性生產生活組織，國則強調被城牆保衛起來的特定地域，兩者並用時，不僅指血緣基礎上整合了地緣的組織管理方式和發展階段，也暗示著中國國家文明建立於家族基礎之上並有家國同構的特點。

家與國的結合，正是傳統社會發展到文明階段的標誌。

因此，中國文明探源應緊緊抓住大型聚落自身的功能性質及其與所在區域及外部世界關係這一關鍵。

（本文是作者在今年8月19日為紀念《考古學報》創刊80 周年的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