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工作在考古遺址公園建設中的作用

　　遺址公園這一概念正式引入中國文化遺產保護領域，始於2000年國家文物局批覆的《圓明園遺址公園規劃》。

2009年「大遺址保護良渚高峰論壇」上形成的《良渚共識》，對考古遺址公園的理念進行了深入闡述，並強調要在考古遺址公園中進行長期的考古工作。

此後國家文物局下發了《關於加強大遺址考古工作的指導意見》和《大遺址考古工作要求》，對大遺址和考古遺址公園中考古工作進行了規範。

通過近年來的大遺址考古工作的實踐，我們認為，考古工作在考古遺址公園建設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考古工作是認知遺址文化內涵的基礎

　　大遺址主要指反映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內涵的大型聚落、城址、宮室、陵寢墓葬等遺址、遺址群，主要為地下文物，因此，每個大遺址所反映的歷史年代和文化內涵主要是通過考古發掘工作獲取的。

　　 歷史時期的大遺址如大明宮、定鼎門等尚有文獻可參考，史前時期的遺址如大汶口、城子崖等，則完全依靠考古發掘資料來研究其年代與文化內涵。

因此，考古發掘工作及對發掘資料的整理研究，成為詮釋遺址文化內涵的關鍵。

　　 考古遺址公園建設以保護展示遺址本體及內涵、價值為根本目的，因此應最大程度地了解遺址的文化內涵和特點，作為遺址公園展示的主題。

考古工作對遺址文化內涵的研究，是確定展示主題及展示內容的基礎。

　　 山東地區立項的考古遺址公園項目有泰安大汶口、曲阜魯故城和汶上南旺，分別代表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文化內涵，其展示主題與展示方式應適應其文化內涵。

　　 大汶口遺址是史前時期我國重要的遺址，是大汶口文化的命名地，是山東地區大汶口文化時期的中心聚落之一，大量的墓葬、豐富的隨葬品代表了社會貧富分化階段主要特徵，是中華文明起源的起步階段。

考古工作除增加展示內容外，還要深入進行大汶口文化時期社會發展階段研究，從而使觀眾了解原始社會晚期的歷史轉變。

大汶口遺址文化內涵的把握，得益於大汶口遺址三次較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兩本考古報告集的出版及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大汶口文化性質的大討論。

　　 曲阜魯故城是兩周時期魯國都城所在，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山東考古工作者對魯故城進行了大規模的勘探和試掘工作，基本弄清了魯故城內兩周文化遺存的分布情況及魯國物質文化的基本面貌，出版了考古報告專集。

通過勘探，發現魯國故城的城市布局是兩周都城中最符合《周禮·考工記》建制的城市。

因此，雖然魯故城後來延續時間較長，但應該進行研究和展示的應是兩周時期文化內涵，其中周代禮制應是遺址公園展示的主題。

　　 南旺運河分水樞紐工程是京杭運河中科技含量最高的水工設施。

近年來，通過大規模的揭露，弄清了分水樞紐周圍的河道、河堤、駁岸、湖泊、閘口等水工設施的功能及布局，使運河沿岸的原始風貌基本顯現出來。

在考古工作進行過程中，還進行了多學科的聯合，利用最先進的儀器進行了準確的測繪工作。

其第一次發掘、研究的成果很快出版了專門的學術報告，為遺址公園建設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由於發掘面積的局限，考古發掘工作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考古遺址公園內的考古工作應堅持長期性、持久性，使大遺址的文化內涵不斷得到充實。

　　考古成果是遺址公園展示的重要內容

　　遺址公園要全面展示遺址的文化內涵，不但要展示考古發掘出土的文物，還要將發現的能夠反映當時社會結構、生產工藝、風俗習慣的重要遺蹟通過一定的形式展現出來。

遺蹟、遺物展示的相互結合，是考古遺址公園的魅力所在。

　　考古遺址公園中的展示主要分兩個部分：一個是出土文物展示，另一個是重要遺蹟展示。

由於作為遺址公園的大遺址很多經過較大規模的勘探、發掘，有的還獲得重大考古發現，因此往往有精美文物出土和重要遺蹟發現。

同時，由於展示的是當地出土的文物和遺蹟，對觀眾而言更有親近感和真實感。

　　考古成果的展示，對大遺址的考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根據遺址保護規劃和展示的需要，應對大遺址進行比較詳細的勘探，在了解整個遺址的分布、布局的基礎上，編制遺址保護的總體規劃，弄清哪些遺蹟應該重點展示，哪些遺蹟應該全面展示。

如對一個城址的考古，通過勘探可以弄清遺址的面積、城牆的尺度、城門及城內道路情況等；通過勘探，也能夠了解城內不同區域的功能，如宮殿區、手工業作坊區（制銅、冶鐵、燒制陶器等）、居民區、墓葬區等。

根據城市的布局，統籌安排不同的展示區域和展示內容。

　　其次，應在編制考古計劃書的基礎上，選擇重點區域或學術研究的關鍵點進行有計劃的發掘。

由於考古計劃與遺址展示及課題研究相聯繫，因此，考古工作更具有針對性，能夠揭露重要的遺蹟並解決一些重大學術問題。

大遺址的考古發掘應充分考慮重要遺蹟的展示工作，對通過勘探或試掘發現需要展示的遺蹟，可以先搭建臨時保護棚，然後邊發掘邊展示；對展示價值不明確的，可先進行發掘，然後選擇重要遺蹟進行展示。

　　由於一些大遺址在規劃前就進行過發掘工作，並發現許多重要遺蹟。

對這些遺蹟的展示，可採取復原展示的方式。

　　大量的考古發掘，必然伴隨大量實物的出土，使遺址博物館建設成為可能。

遺址博物館應結合考古發掘工作，在展示出土文物的同時，展示考古調查、發掘、資料整理、科學研究的整個過程，使觀眾對考古過程有進一步的了解。

　　考古過程的公眾化使遺址公園有更具吸引力

　　了解考古學發展的人都知道，無論是中國早期的金石學還是現代考古學的產生階段，考古一直處於社會上層的象牙塔上，被蒙上神秘的面紗。

從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產生到改革開放的五、六十年中，考古學者一直在默默無聞地進行學科建設和學術研究，很少受到社會的重視和關注。

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人民群眾對考古工作了解的要求越來越多，考古過程的公眾化逐步成為社會要求。

　　以往的考古發掘中，一些考古工作的重大發現能夠轟動一時，但不能公開地、長期地展示給社會公眾，甚至生活在考古遺址周邊的民眾，也不了解身邊考古遺址的真實面貌和科學價值。

公眾不能體驗考古發掘工作的艱辛，也不能分享考古過程中出現重要發現的喜悅。

　　近年來，隨著公眾考古學的發展，一些考古工地開始一定程度地對觀眾開放；一些遺址的發掘工作有限度地讓文物愛好者參與；有的考古工地通過舉辦講座、組織參觀等方式，向周圍群眾宣傳考古基礎知識和文物保護意識；有的考古單位還開闢了網站，讓更多的人及時了解考古動態。

這些活動得到社會和群眾的喜愛，文物保護工作因此更具有社會性。

　　考古遺址公園的考古工作為考古走向公眾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

大遺址考古的長期性使遺址公園中的考古工作能夠長期進行，從而可以有計劃地安排更多的觀眾參與到考古工作的過程中。

考古工地可以在節假日通過考古夏令營或考古志願者等方式，讓更多的群眾、學生和文物愛好者參與考古發掘。

　　考古工作的持續開展是遺址公園可持續發展的保證

　　考古遺址公園是以遺蹟遺物為主要展示內容的，如果展示內容長期沒有變化，就會逐步失去吸引力。

因此，考古遺址公園要保持可持續發展，必須通過考古發掘不斷增添和豐富展示的內容。

　　考古遺址公園一般都建設在面積較大的遺址上，其考古發掘工作一般要經歷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

如河南殷墟遺址考古發掘始於1928年，除戰爭時期外一直堅持考古發掘，並不斷取得新的突破，目前，該遺址已被授予考古遺址公園，遺址上的考古工作將長期開展下去，不斷向社會展示新的成果。

　　考古工作自身有其挑戰性，以往發掘成果研究的結論，隨著學科的發展和發掘面積的增加，往往會被新的考古資料證實或修正。

上世紀七十年代，考古部門對魯故城進行了勘探試掘工作，認為城外的洙水河是城壕的組成部分，城壕與城牆之間有20～30米的平地。

2012年初，為做好曲阜魯故城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工程，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曲阜魯故城重點展示區域進行了勘探工作，發現洙水河位於環壕的外側，是與城外壕並存的河道。

在對城牆內側勘探時，還發現了內壕溝，內壕溝環繞城牆內側，寬度在10～20米。

　　長期詳細的考古勘探、發掘工作，使大遺址的考古工作不斷有新的發現，這是以往短時期的勘探和試掘所不能具備的條件。

學科的發展，考古工作的增多，將會在大遺址上不斷取得新的資料和研究成果，考古遺址公園也因此保持可持續發展。

　　（作者：王守功 ）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原載：《中國文物報》2012年9月28日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