欒豐實教授訪談錄：考古學——一門有著無窮魅力的學科

學者簡介

欒豐實，男，山東煙臺人，1951年生。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國家社科基金學科評審組專家。

兼任中國考古學會理事、中國殷商文化學會理事、山東省考古學會副理事長、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兼職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日本國學院大學客座教授、台灣台南藝術大學客座教授等。

研究方向為中國考古學、考古學理論和方法以及田野考古學。

先後主持過泗水尹家城、鄒平丁公、日照兩城鎮等遺址的發掘。

發表論文百餘篇，出版著作有《泗水尹家城》、《東夷考古》、《考古學理論?方法?技術》、《海岱地區考古研究》、《大汶口文化》等。

Q：欒老師，您好！非常感謝您能夠抽出寶貴的時間接受我們的採訪。

我們看到您的研究是從龍山文化尹家城類型開始的，後來擴展到對整個海岱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譜系的研究，進而對整個東方地區進行分析，最近又開始轉向對古代社會的研究，那您可以具體談一下您的治學歷程嗎？

欒豐實教授(以下簡稱欒教授)：我於1978年考入山東大學，考前報名時自己就選擇了考古學這個專業。

後來選擇新石器時代考古作為自己研究的主要方向，有一定的偶然因素。

上學期間，北京大學鄒衡先生陸續出版了《商周考古》(教材)和《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兩本大作。

那個時候，關於考古學研究的專著相對比較少，鄒衡先生的《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出版以後，學術界評價很高。

在這樣的形勢下，加上我本來就比較喜歡商周考古，所以，大四的時候就計劃考北京大學的研究生，想跟隨鄒衡先生進一步學習商周考古。

後來，因為各方面的原因，臨考前取消了考研的計劃，到大學畢業前後，又差點走上了舊石器考古研究的道路。

1981年，山東沂源發現了猿人化石，1982年春天，北京大學和山東省文物局組隊對該遺址進行發掘，由於當時山東大學沒有人做舊石器考古，考古教研室就考慮我畢業後是否可以留校做這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所以，在大四下學期時，教研室領導就安排我去參加沂源猿人的發掘，5月初，當我們班的同學集體去西安、洛陽、鄭州、北京考察學習的時候，我一個人孤零零地扛著行李坐公共汽車去了沂源，參加沂源猿人和附近些舊石器洞穴遺址的發掘，發掘工作由北京大學呂遵諤教授主持，在交談中，他認為我如果要繼續做舊石器考古，最好是能夠先考取北京大學該專業的研究生，經過系統的學習和訓練，將來進一步向舊石器考古方向發展。

1982年夏天，我畢業後正式留校工作，在決定我未來研究方向時，當時的考古教研室主任劉敦願先生認為，舊石器考古要求的知識結構更偏重於自然科學，比如地質學、第四紀地貌學、生物學、體質人類學等方面的知識。

而這些在一般的考古學專業都不太具備。

他認為，如果我要做舊石器考古，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重新學習，並且山東大學也不具備這方面的條件，要我先考慮後決定。

後來劉敦願先生和我商量，讓我還是以新石器考古為主，往上升一升可以做點舊石器，往下延一延也可以做夏商周。

我聽從了劉先生的建議，這樣我就走上新石器考古研究的道路。

要說從龍山文化入手開始研究，這主要和當時手頭上的發掘資料有關。

山東大學在1973至1986年先後五次發掘泗水尹家城遺址。

尹家城遺址在曲阜正東不足20公里，遺址的面積很小，但是文化堆積非常豐富，包括了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代、兩周、漢代以及唐宋等時期的遺存，其中最主要的是龍山文化。

可以說，到目前為止，在經過科學發掘的龍山文化遺址中，遺址本身的延續年代都沒有超過尹家城遺址的。

這是一個延續年代貫穿了整個龍山文化的遺址，出土了大批內涵豐富的實物資料。

這也是我觸及的第一批考古發掘資料，因為我先後三次參加過尹家城遺址的考古發掘，並且主持了最後兩次較大面積的發掘，對遺址的層位關係、遺蹟和遺物，都有親身的感受和體驗。

這樣，第五次發掘結束之後至1990年，前後四五年的時間，我的主要精力就投入了發掘資料的整理和報告的編寫工作之中。

1990年12月，我和于海廣教授、任相宏教授合作完成的《泗水尹家城》一書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該報告先後獲得山東省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和國家教委首屆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

你講的龍山文化尹家城類型，是我碩士學位論文的題目，這篇論文就是在整理尹家城發掘資料的基礎上做出來的。

論文提出了龍山文化存在著五六個區域類型，尹家城類型是其中之一。

這一研究的主要貢獻是對龍山文化進行了比較細緻的分期，探討了其區域特點。

這個分期結果出來之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以前對龍山文化分期、年代問題認識上的一些不確切觀點。

比如過去有學者關於龍山文化的分期，實際他們所講的內容主要是龍山文化的前半期；有的學者曾提出過姚官莊類型和青堌堆類型之間可能是兩個文化的差別，而我的研究結果發現，它們之間的差異主要是時間的原因，即以姚官莊遺址為代表的龍山文化年代要早一些，屬於龍山文化的前半期，而以青堌堆遺址為代表的龍山文化晚一些，主要屬於龍山文化的後半期。

次要的原因是兩者在地域上一東一西，這樣就造成了它們在文化面貌上存在很大差異。

所以，尹家城龍山文化遺存的分期結果出來之後，使我們對龍山文化分期和年代問題的認識變得比較清楚了，從而為以後的其他研究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1990年以前，我的主要精力集中在龍山文化的研究上，而且是由尹家城遺址的第一手資料帶動起來的。

尹家城遺址發掘報告和龍山文化基礎研究完成之後，我發現，整個海岱地區新石器時代，甚至包括早期青銅時代文化發展的譜系，或者說是文化發展的年代框架還存在許多問題。

比如說以前做得比較多的大汶口文化，還是存在許多需要進一步討論和解決的問題。

所以，當時我認為應該把海岱地區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早期的考古學文化作一個系統的梳理、分析和研究，進而建立一個可靠的考古學文化的時空框架和譜系。

此後，我就開始依次進行這一研究工作。

首先是大汶口文化的研究，隨後往前追溯到北辛文化，並且涉及到新發現的後李文化，往後則是龍山文化的後續岳石文化。

經過大約五六年的時間，完成了對海岱地區新石器時代到早期青銅時代整個文化發展譜系、文化發展過程以及各時期與周邊地區同期文化之間的交流和傳播等研究工作，形成了一個自己的認識體系。

這些工作可以算作基礎研究，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基本都收錄在1997年由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海岱地區考古研究》一書里，算是對這一階段研究工作的一個總結。

上述工作，在當時的條件下，一些基礎性的問題大體獲得解決。

那麼我重點研究的海岱地區，就史前考古而言，下一步的研究應該向哪個方向發展，說得具體一點就是田野工作應該怎麼做，研究的重點是什麼，成為當時思考和要解決的問題。

正當此時，在耶魯大學任教的文德安博士來到山大，希望能和我們合作，在山東選擇一個地區開展區域系統調查工作。

其實文教授第一次來的時候，剛剛公布丁公龍山文化城址不久，她原本是想調查丁公遺址及其周邊地區，為此，我還專門陪同她前往丁公遺址現場考察。

考慮到丁公遺址已經做過多次發掘，資料還沒有進行系統整理，將來與調查資料如何協調以及怎麼開展進一步的田野發掘工作，心中均沒有數。

在這種情況下，經與文德安教授協商，我們決定在日照兩城鎮遺址及周邊地區合作進行聚落考古研究。

一來兩城鎮是一處超大規模的龍山文化遺址，面積在百萬平方米左右，並且出土過數量可觀、質量上乘的玉器、蛋殼陶等高端遺物，所以一般認為是一處區域中心；二是兩城鎮遺址在中國考古學產生之初就進行過一定規模的發掘，資料分散於南京和台北，在中國考古學史上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三是兩城鎮周邊沒有做過詳細的調查工作，經過區域系統調查取得突破的可能性比較大。

這樣，1995年末，經國家文物局批准，我們和文德安教授、費曼教授、琳達教授等國外同行合作，在兩城鎮地區進行了長達十餘年的聚落考古研究。

現在回過頭來看，和文德安教授的合作是我的研究慢慢發生變化的一個轉折點。

我們和美國同行在日照兩城鎮地區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自始至終採用了聚落考古的方法。

說到聚落考古，以前有學者認為中國的聚落考古從殷墟發掘時就開始了，或者認為開始於半坡遺址的發掘等等。

實際上，中國考古學界認識到聚落考古是一個行之有效的研究古代社會的考古學方法，並且自覺地在考古實踐中加以運用，我認為比較晚，大約要到上一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甚至再晚一些。

1984年秋，張光直先生應國家教委的邀請到中國的大學做專題演講，當時他先到北京大學，後到山東大學，講了同樣的題目，即後來文物出版社結集出版的《考古學專題六講》，其中一講就是聚落考古。

我聽過張光直先生的全部演講，並和張先生進行過一次座談。

現在回憶起來，當時對於張先生的演講主要有兩個明顯感受：一是感覺很新穎，很多東西都是當時沒有聽到的，同我們學的和做的不太一樣；二是感覺許多地方聽不太懂，比如說聚落考古，聽起來很陌生。

張先生說聚落考古是通過考古材料來研究古代社會的一種方法和途徑，但是對於在田野考古和研究的實踐中怎麼具體操作我們並不清楚。

北美的聚落考古被系統地介紹到中國，大概就是以張先生在中國大陸的這兩次演講為標誌。

而實際上，此後一段時間內，聚落考古在中國考古圈中並沒有產生很大的後續效應，這是為什麼呢？我想主要有兩個原因。

首先，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中國主要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發展譜系和年代框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大家的主要精力都放在這一工作上，而用聚落考古方法來研究古代社會的問題還沒有提到研究的日程上來，這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

其次，可能與我們當時考古從業者、考古學研究者的知識結構、經驗、受教育背景等有很大關係。

所以聚落考古在當時並沒有立即開展起來。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

我們知道自蘇秉琦先生在八十年代初提出區系類型的觀點以後，各地都在積極構建本地區的考古學文化發展譜系、文化發展序列。

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到九十年代，至少是在新石器文化比較發達的區域，即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和北方燕遼地區，文化發展序列都基本建立起來。

這個時候到新世紀之初，學術界開始考慮考古學研究重心的轉變問題，或者說是中國考古學研究的轉型問題。

歷史地看，考古學研究是有它的階段性的，一個階段只能做一個階段的工作，有些會有所超前，但往往不會成為研究的主流。

1995年開始的日照兩城鎮地區的聚落考古研究，是和美國學者合作進行的，已經持續了十餘年，這一合作項目的目標也是定位在對該地區古代社會發展的長時段研究上。

在區域系統調查進行了四年之後的1999年，正式開始了對兩城鎮遺址的考古發掘。

為了達到上述的研究目標，在調查和發掘中，我們採取了一系列新的做法，特別是重視自然科學技術在考古學上的應用，取得了預期的成果。

兩城鎮地區的考古工作，對於我們後來研究導向的變化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2002年成立的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則完全按照新的思路進行了規劃設計，在堅持傳統的基礎上，新設立了環境考古、植物考古、動物考古、石器分析、陶器分析等實驗室。

應該說這一轉變也是和整個中國考古學的變化聯繫在一起的。

Q：從您的研究歷程，我們也可以約略地看到中國考古學研究的發展。

那麼，就目前而言，您認為中國考古學下一步的發展方向是什麼？

欒教授：要說中國考古學研究會向哪個方向發展，我覺得應該從考古學發展的歷史進程來加以分析。

我個人三十年來所從事的考古學研究，實際上是與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變化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中國考古學是世界考古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總結世界考古學發展的歷史對於認識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方向有一定借鑑的意義。

客觀地說，中國考古學產生得比較晚，並且考古學在中國本身就是一個舶來品，也就是說，中國考古學無論是理論、方法、還是技術，都來自國外，並且和世界考古學的發展密切相關。

如何認識世界考古學發展的歷程，儘管目前學術界有各種不同的劃分意見，但就大的方面來講，沒有質的區別。

就是考古學發展到比較成熟以後，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階段。

第一個階段，有學者稱為「文化史的研究」，重點是對各地區文化發展序列、文化發展時空框架、文化發展譜系關係的研究。

這一階段，那些變化特徵最明顯、敏感性最強的一些物品就成為研究的主要對象。

如變化快、數量多、時代和區域特徵明顯的陶器，自然成為考古學研究的重要對象。

你們可以想一想，我們現在命名的考古學文化，實際上絕大多數是靠陶器群和典型陶器組合建立起來的，反過來大家也主要是以陶器來分辨和認識考古學文化的，所以這一階段人們非常重視陶器的研究。

地層學、類型學是這一時期最基本的研究方法，這與研究目標是密切聯繫的。

而和分期、年代、文化屬性、區域差別、文化交流等內容關係不大的研究就得不到大家的重視。

如過去有的發掘根本就不採集人骨，或者就採集一部分，只是鑑定一下年齡性別，別的研究進行得比較少。

其他方面如植物、動物等也是一樣。

考古學研究面對的是大量的啞巴材料，特別是有文字記載以前的史前時期，我們對這些材料的認識首先要知道他們的時代、屬性等，所以才會出現上述情況。

考古學第一階段的研究，就是在不同地區把人們完全不知道(或知之較少)的人類發展的歷史、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逐漸理清，從考古學上建構出物質文化發展的過程，在不同地區建立起古代文化發展的時空框架或序列，總結出不同時期不同文化的特點。

有學者認為世界考古學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由描述走向解釋，即從文化史的研究發展到對古代社會的研究，這樣就進入了考古學研究的第二階段，新考古學及其之後的一系列發展變化是其代表。

其實考古學研究的這種變化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產生比歐美考古學要晚近百年，也晚於我們的東鄰日本。

而這種研究階段的轉變大致要晚三十年或者再略長一點。

如前所述，中國考古學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開始處於研究的轉型時期，即從文化史的研究轉向對古代社會的研究。

由於研究的重心和主要內容發生了變化，相應地，理論、方法、技術也要有所更新。

因此從方法論層面講，聚落考古受到考古界的重視，是因為它符合中國考古學研究轉型的要求。

古代社會的主體是人，人生存於特定的社會組織之中，所以考古學必然要研究社會組織、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及其發展變化；人要在一定的環境中生活，需要開發和利用各種資源，所以考古學要研究生業經濟、手工業經濟和環境等，而相應地就出現了植物考古、動物考古、環境考古、經濟考古等。

像浮選法、植矽體方法、穩定同位素方法的發明，都屬於技術上的創新和變革，從而給考古學增加了大量以前無法獲得的信息和材料，相信以後還會有更多的新科技被應用於考古學之中，並使我們獲取更多的新材料、新信息。

這就是我們非常重視和提倡自然科學技術應用於考古學研究之中的原因所在。

我們說中國考古學比較明顯的轉變始於九十年代中期，直至現在還處於轉型中，這有很多例證。

如聚落考古越來越受到考古學界的重視，其理論研究和田野實踐逐漸成為當今考古學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新頒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規程》，它新增加的大量內容都體現了考古學研究重心的變化。

當然，與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和轉型相匹配的一些理論、方法和技術，許多還需要在探索和實踐中不斷完善。

如聚落考古的方法，到底在考古實踐中如何運用？可否總結出成功的範例？區域系統調查是與聚落考古相配套的重要田野操作方法之一，在中國已經有了十幾年的實踐，也應該總結出在不同地區實施的規範。

如果我們簡潔歸納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歷程，可以有這樣的認識：1950年代以前，屬於中國考古學的創立階段；1950-1980年代，中國考古學研究的重心是建立考古學文化的時空框架、年代序列和文化發展譜系；1990年代以後開始轉型並逐漸進入一個新的時期。

現在中國考古學研究的重心是古代社會，所以也可以叫做「社會考古學」，它包括的內容非常豐富。

中國考古學今後的發展，應該是圍繞著「社會考古學」這一主題，在傳統的基礎上，引入和創造出更多的新理論、新方法和新技術，從而形成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體系。

Q：您能具體談談海岱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現狀、存在的問題以及解決的方法嗎？

欒教授：海岱地區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至早期青銅時代幾個主要的文化區系之一，主要分布在黃河下游和淮河下游地區，不同時期分布的範圍有所不同，其最盛時期，即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時期，按現在的行政區劃包括了山東全省、蘇北、皖北、豫東、河北東南部和遼東半島的一部分。

海岱地區的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從大處講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第一是基礎性考古研究。

在這一方面，海岱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後段以來的考古學文化序列，依次是後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後李文化之前已有線索，如沂源扁扁洞的發現，但其分布和整體面貌還不清楚。

再往前追就到了舊石器時代晚期，後段是以鳳凰嶺為代表的細石器遺存，或可稱為鳳凰嶺文化，前段是以千人洞、下崖洞為代表的遺存。

岳石文化之後則依次為以大辛莊、前掌大和蘇埠屯等為代表的商代遺存、以齊魯為代表的兩周時代遺存。

所以作為基礎研究來講，海岱地區從舊石器時代晚期一直到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的發展譜系或文化發展序列已經基本建立起來。

這裡為什麼說是基本建立起來呢？因為還存在許多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

例如，海岱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中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其來源問題，即海岱地區的新石器文化是怎麼產生出來的？從年代上看，後李文化的上限約在距今8500年前後，也有可能早到距今9000年。

這之前大約一二千年的時間關乎到海岱地區新石器文化的起源，目前雖有線索，如扁扁洞，但基本上還處於比較模糊的狀態，需要新的考古發現來解釋。

今年在河南省新密市李家溝遺址發現了一個三疊層，下面是細石器遺存，上面是裴李崗文化，中間的一個階段有陶片，而陶片的性質與裴李崗文化完全不同，測年結果是距今一萬到八千六百年，而我們也需要在海岱地區找到這樣的材料。

海岱地區曾發現有數量可觀的細石器遺存，但其和後來的新石器偏早階段文化完全不搭界，所以我們推測其創造者可能是兩批人，不是一個文化譜系的發展和承繼，而是一種替代關係。

所以海岱地區新石器文化的來源問題，需要我們今後做進一步工作。

此外，海岱地區考古在基礎研究上還存在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如考古發現和研究不均衡等。

就縱向的年代學研究而言，雖然我們對龍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年代關係認識得比較清楚，但是由於資料的原因，後李文化、北辛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分期和年代還有進一步細化研究的餘地；從橫向上看，每一支文化在各區域的發現都存在比較嚴重的不平衡性，如大汶口文化，其在魯中南地區的發展譜系清楚而完善，而到了魯東南、魯中北和魯西北等地區，則有大量缺環需要填補。

其他如後李文化、北辛文化、岳石文化等階段更是如此。

第二，從社會考古研究的角度上講，我們現在的研究工作才剛剛開始。

海岱地區古代社會組織和社會結構是怎樣逐漸演變的？其社會複雜化的進程與中國文明起源的關係如何？海岱地區全新世以來的環境變化過程，具體如氣溫的變化、海岸線的變化、植被的變化、地貌的變化等，這些變化對本地區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有何影響？生業經濟的發展狀況如何，特別是農業的起源和發展，農業起源固然重要，但起源之後的發展及其在整個新石器文化演變過程中的作用我認為同樣重要，這就需要我們做大量的包括眾多內容的細緻工作，如農作物、農田、工具、加工、儲存、交換、消費等。

農業經濟的研究與文化密切相關，過去我們傳統上認為北方種粟(黍)，南方種稻，現在看北方也有稻，特別是龍山文化時期在一部分地區發現了比較多的稻作遺存；過去認為北方的稻出現較晚，並且隨著緯度的增加而年代遞減，但現在在年代較早的後李文化時期、在緯度較高的泰山以北地區也發現了稻，這怎麼解釋？手工業領域的研究也是一樣，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如陶器利石器等的生產、流通、消費和使用。

許多工作要從田野階段開始做起，而不是回到室內才考慮。

所以從社會考古的角度來說，需要填補的空白很多，需要開創的領域很多，可以說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總之，海岱地區目前的考古學研究總的來說成績很多，但存在的問題更多，解決的辦法就是要深入細緻地做田野工作，做各種資料的採樣、檢測、分析、單項的和綜合的研究，進而使我們全面、系統、立體地認識這一地區古代社會的不同斷面和整體演變，總結出社會運行和發展的規律。

Q：作為考古專業的學生，您認為需要具備怎樣的素質？對於年輕考古學者的發展請您提一些建議。

欒教授：作為一個考古專業的學生，想要學好這個專業，我想應該具備這樣的一些條件。

首先是基本的素質，比如智力條件和學習能力，大家都是經過層層考試進入大學的，無論國內還是國外，考古專業都設置在少數比較好的大學裡，你既然考進了這些大學，這一項應該基本上沒有問題。

此外，我想還有這樣幾條：一是要有興趣，這個興趣既可以是進來之前就有，也可以是進來以後慢慢培養出來的，總之要有興趣，討厭這個學科你肯定學不好；二是要身體健康，考古要做田野調查、發掘的工作，調查時每天要在野外走七八個小時，需要一定的體力，所以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三是要能吃苦，當然，苦是沒有絕對標準的，它只是一種你自己的感受，不在於別人怎麼看。

至於專業的理論、方法以及綜合能力等是需要學習後逐漸提高的。

勤奮、務實、善於思考並持之以恆地堅持，10年、20年、30年之後總會有成績的。

對於正在學考古或打算學習考古的同學，我想說，考古是一門有著無窮魅力的學科。

考古學所面對的是未知和遙遠的過去，探索未知是人類的心靈追求，而探求社會發展規律是人類的永恆目標，考古可以滿足你的願望。

所以如果你選擇了考古，你努力地過上一二十年，往周圍看看，會感覺到很驕傲的。

其實以我的體驗來講，做考古學研究的人生可以有三個階段，或者說三個境界，第一個階段，是對考古比較有興趣，喜歡它；經過若干年的考古生涯之後，會達到一個熱愛考古的階段；再升華一步，你會感覺到考古已經和你融為一體，成為你生命的一個組成部分。

（文章來源：《山大研究生學志》第34期「學者訪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