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是否存在 到底是不是最早的朝代

在教學課本上，夏朝被當作中國第一個王朝，夏商周「三代」一脈相承。

司馬遷寫的《史記》，詳細地記載了夏朝世系和夏代興亡的歷史過程。

這為中國古代史學家所確信無疑,然而到了近現代，有人對夏朝的存在產生了懷疑。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以著名學者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以所謂「層累造成的古史系統」立說，質疑中國歷史上夏代的存在，受古史辨派影響，國內外有一部分專家學者，至今仍然對夏代歷史持懷疑甚至全否定的態度。

那麼夏朝究竟存在嗎？關於這個問題。

我們有足夠的證據，夏代的歷史存在不容置疑的。

其一、在古典文獻中，有許多關於夏代歷史的記載。

比較可信的《尚書·周書》中，記錄了大量的夏代歷史片段，如「用肇造我區夏」（《康誥》）、「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曆年」（《召誥》）、「乃惟有夏圖厥政。

」（《多方》）。

從《尚書·周書》稱述夏代記載來看，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在殷代之前有一個夏代，這個夏代是夏族建立起來的。

周人自稱是夏族之後……」（趙光賢語）

此外，《禮記》、《孟子》、《詩經》、《國語》等其他的先秦古典文獻中，同樣多有夏代歷史的記錄。

這足以證明夏代之存在乃歷史事實，不容否定。

其二、出土文獻的輔證資料。

據傳宋代宣和年間出土於臨淄的一組春秋時期青銅器叔夷鍾，其銘文追述宋人祖業，這段銘文同西周以來文獻中關於夏和殷（商）是前後承替的兩個王朝、「殷革夏命」的說法完全一致，成為兩周史籍有關夏王朝記載的有力佐證。

上博簡中有《容成氏》篇，其中提到大禹治水和禹畫九州。

這與《尚書·禹貢》篇所記載的大禹事件極為吻合。

還有近出的《遂公盨》銘文，第一句話就是：「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這簡直和《禹貢》的開頭一模一樣。

其三、甲骨文中的夏代痕跡。

（一）夏代文字的一些線索。

與商族相比，夏族也許不是文字的發明者，因此整個夏代使用文字並不普遍。

但在考古學界有不同的意見。

在屬於夏代文化的二里頭遺址發現了一些陶器刻劃符號，比如一個黑陶紡輪的刻劃與甲骨文中的「羌」字字形比較相似。

夏鼐、鄒衡等考古學家就認為這些陶器刻符，「應該就是當時的文字」，「商朝的文字同夏文字是一脈相承的，基本上屬於一個系統」。

陶寺遺址一座晚期灰坑中發現了有朱書的陶扁壺，壺身正、背面都有朱書符號。

據此李健民等認為其中「文」字，很可能與夏禹之名「文命」有關。

（二）甲骨文中的夏代後裔孑遺。

杞、曾在甲骨文中都有顯示，都是作為地方諸侯存在的。

如：「丁酉卜，殼貞：杞侯規弗其骨凡有疾？」（《合集》13890）「乙未〔卜〕，貞：立事〔於〕南，右從〔我〕，中從輿，左從曾？」（《合集》5504）甲骨文中曾、杞兩國應是夏人的後裔，與宋是商人的後裔一樣，王朝滅亡，勝利者封其後裔為諸侯。

胡厚宣從文獻記載與甲骨卜辭考證，斷定甲骨文中經常出現、與商為敵、在商之西與西北的「土方」就是「夏」，文獻稱之為大夏。

「六」是禹封的一個諸侯國，至商代晚期，六國還在。

如甲骨卜辭云：「貞於六。

」（《合集》8091）甲骨文中的「戈方」，當是夏族後裔的一支。

雇國是湯伐桀時征伐的一個諸侯，但湯滅夏後，雇國仍存在，雇是一軍事要地。

以上見於殷墟甲骨文中的杞、曾、六、戈、雇五個諸侯國，是夏代就受封的諸侯而在商代被續封。

而不聽號令者，如土方，淪落為商王朝的敵對方國，而遭到討伐。

其四、考古學上的夏代遺蹟。

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成為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關鍵性遺址。

從遺址發現了大型宮殿基址、青銅冶鑄作坊、制陶、制骨遺址，與宗教祭祀有關的建築以及400餘座墓葬，出土了成組的青銅禮器和玉器，證明了它是一處早於鄭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規模的遺址。

根據考古地層關係得知，二里頭文化的時代晚於河南龍山文化而早於商代文化。

根據出土器物的碳十四測年並加樹輪校正，二里頭文化的絕對年代距今大約3900－3600年，即在公元前1900年至1600年，而這個時間正在文獻記載的夏代紀年之內。

所以二里頭文化就成了學術界探索夏代文化的主要考古學對象。

對比二里頭文化，陶寺遺址更加能證明夏朝的存在；

刻骨文，陶寺遺址，可以把中華文明的起源，再推前１５００年；

陶寺遺址，有城牆，有王宮，有階級分化，有禮儀制度；說明這是一個已經具備文明階段的社會；

彩繪陶簋（陶寺遺址出土）

有朱書陶文的扁壺　　（陶寺遺址出土）

《尚書·堯典》系統對比等四個方面論述得出結論：陶寺是最初的「中國」；陶寺是「堯都平陽」；「堯舜禹傳說時代」不是傳說，是真實存在的信史；中國最早的國家社會不是夏朝，而是「帝堯邦國」，甚至更早。

「陶寺是堯的都城，臨汾是最早『中國』。

」使千年懸疑「堯都何在」有了結論。

　「堯都平陽」正在為不斷獲得的考古資料所證實，陶寺就是堯的都城；沒有哪一個遺址能像陶寺遺址這樣全面擁有文明起源與形成的標誌；「堯都平陽」正在走出傳說時代成為信史。

陶寺遺址已經進入文明階段，是實證中華文明5000年歷程的重要支點。

陶寺遺址時間上處於帝堯時代；空間上，唐堯最後定都於平陽，與陶寺遺址所在的地域一致；出土的龍盤反映了文獻中有關唐堯文化傳統中的龍圖騰崇拜的記載；陶寺祭祀觀象台遺蹟與堯的天文成就相吻合；文明發展高度與文獻中有關堯的文明化程度相吻合。

考古成果強有力地說明陶寺都邑是階級社會的都城，它體現了中國早期國家——都邑邦國的文明發展水平。

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的陶寺都邑遺址屬於帝堯的都城。

整天喊沒有夏朝的那些人，

這陶寺遺址，就是給他們打臉的。

夏朝的歷史，完完整整的書寫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