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們感到震憾：這種用銅釜套於死者頭頂的埋葬方式。

雖然與過去所見相同。

不同的是在墓坑底部四周用未經加工的石塊壘砌一圈。

然後用一件大銅釜套頭，另用一件大銅釜套腳，臉上蓋一件銅洗，雙臂上也放置有銅洗。

其三是用一件大銅釜套頭，用一件大銅洗墊於腳下，右臂墊一件銅洗，左臂旁側立一件銅洗。

「套頭葬」銅釜內基本都保存了一部分頭骨，可看出均為仰身直肢葬。

另外都發現使用木棺的痕跡。

這就是可樂考古最重要的現象——套頭葬。

可樂發現的套頭葬，在國內外可謂比較獨特的了。

貴州赫章可樂地處烏蒙山腹地，平均海拔1990米，可樂河自西向東流過。

可樂遺址(古墓群)幅員9.4平方公里，由3個遺址和15個墓群組成，約有古墓上萬座。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該地進行過多次發掘。

共發掘墓葬271座，出土文物近2000件。

目前發掘的墓葬尚不足4%，有「貴州考古聖地、夜郎青銅文化殷墟」的美譽。

屬於古代夜郎時期「南夷」民族戰國至西漢時期墓葬108座，在許多重要發現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奇特的「套頭葬」等特殊葬式。

專家們發現，使用套頭葬的墓只占一小部分，這類墓中有較多隨葬器物，有某種威嚴或神秘的氣氛。

由此，專家推斷，死者的身份定與常人不同——他們是夜郎民族的中下層巫師，還是地位尊崇的氏族首領?

除了套頭葬，可樂出土的幾千件文物，為復原夜郎文化提供著豐富的線索，鏤空捲雲紋的銅柄鐵劍顯示出高超的鑄造工藝，銅戈提供著夜郎文化在地域分布上的重要信息。

「干欄」式陶屋模型，則展現了中原建築文化和夜郎建築文化的融合……

「套頭葬」銅釜。

摘自網絡

赫章可樂有20座以銅釜、銅鼓、兵器為葬具，套頭而葬。

「套頭葬」是極為罕見的一種喪葬方式，2002年被國家文物局作為「2001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被稱為「貴州考古聖地，夜郎青銅文化殷墟」。

「套頭葬」使用了兩類銅釜。

一類是辮索紋耳大銅釜，寬沿外侈，鼓腹，圜底，腹上部縱向安置一對碩大的辮索紋環狀耳。

274號墓出土的一件大銅釜肩腹部裝飾一對圓雕立虎，立虎昂首揚尾，呲牙長嘯，十分威武。

這類銅釜共出土3件，外壁都附有較厚的煙炱。

另一類是鼓形銅釜，出土3件。

這種形制的銅釜最早出土於雲南祥雲大波那和楚雄萬家壩。

可樂套頭葬墓使用的鼓形銅釜是很有地方特色的器物。

在雲南滇文化墓葬中也曾發現過，但滇文化中沒有套頭葬。

銅釜套在死者頭頂部，發掘時部份頭骨及牙齒尚存，看出人臉部基本露在釜外。

赫章可樂先後已發現這種銅釜10餘件，都用於「套頭葬」墓。

此類墓是200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其時代可上溯至戰國。

「套頭葬」鐵釜。

摘自網絡

廣西西林普馱曾發現一種「銅鼓葬」，屍骨全部放在倒置的銅鼓中，另用銅鼓為蓋。

專家認為這與可樂的套頭葬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葬式，「套頭葬」為貴州獨有，很可能是「古夜郎人」的墳墓。

資料顯示，「套頭葬」及這些特殊葬式在國內其他地區尚未發現過，屬夜郎民族特有的葬式，所反映出的喪葬意識和宗教觀念很值得研究。

據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張合榮向媒體介紹：「套頭葬」最早是在赫章可樂的墓中發現的，後來考古工作者把1976-1978年的發掘資料整理成《赫章可樂發掘報告》，編寫者認為在清理的168座乙類墓中，有20座墓葬的葬式較為特殊，墓底一端側放一釜(銅、鐵釜均有)或一銅鼓，頭骨置於其中，軀體則放墓底中部。

其中M58葬式尤為罕見，在墓底一端側放一銅釜，內放人頭骨;腳端側放一鐵釜，內有腳趾骨。

他們把這種將死者頭部用大型銅器罩住的特殊葬俗稱之為「套頭葬」，其實，時至今日，這種奇特的葬

揭開夜郎神秘面紗並精準定義人類「文化」的中國記者「夜郎一哥」說：人類利用金屬只能從銅開端。

那麼，追尋銅釜的由來，也應該從銅的冶煉史開端。

由於歷史上中原地區不甚了解西南夷，加上中原學界又都把「西南夷」稱作夜郎，故而對「夜郎文化」，學說不一，多年來攪繞不清。

後來，夜郎青銅文化出現後，人們就在何為夜郎文化上，更加摸不著北!

西南絲綢之路千古淪落後，沿線歷史上表現出低下的生產力，與赫章可樂、威寧中水、貴州普安的考古發掘所取得的重大成果相比，真是天上地下。

多年來，面對眼前的秦磚漢瓦，人們對考古發掘的青銅器更多感到的是神秘。

不約而同地產生的下意識是：先進的青銅器，秦磚漢瓦，顯示中原文化進入夜郎。

但這個青銅文化，卻又被稱作夜郎的青銅文化。

青銅文化由誰傳入?多年來，學界沒有一個準確的說法。

在貴州，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張合榮長期從事夜郎考古發掘與研究，著有《夜郎文明的考古學觀察——滇東黔西先秦至兩漢時期遺存研究》(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

張合榮曾對媒體這樣總結「夜郎青銅文化」的特點：「第一，在古夜郎文明的分布地域雖然早在距今3000左右的商末周初相繼進入到了青銅時代的初期階段，但在此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該地區的青銅文化卻並未得到多少發展，處於春秋至戰國早期這一階段的遺存發現少，不少地方還存在較大的缺環，因而在青銅時代初期到晚期遺存之間好像還找不到青銅文化發展壯大的明顯軌跡。

「但到了戰國中期至西漢前期，在中原地區青銅文化已然衰落，開始進入鐵器時代的時候，這一地區卻迅速發展出具有一定地域特徵的較為發達的青銅文化，戰國中晚期至西漢中期這一時段才是古夜郎國真正形成並發展的時期，甚至是整個雲貴高原青銅文化的興盛期。

」張合榮說。

第二，在這一地區，具有自身特點的青銅器以兵器和裝飾品為主，有一定數量的青銅容器，但少見大型禮器，樂器不發達但各具特徵。

可能和當時不同族群之間複雜的矛盾有關，青銅文化遺存中，最典型的器類就是兵器和裝飾品，幾乎幾個小區域都是這樣，顯示出當時活躍在這一地區的「夜郎」等西南夷諸族群尚武而愛美的文化特質。

相反，作為中原地區青銅文化象徵的青銅禮器卻在這一地區始終未發展起來，我們雖然也在一些地區發現較大型的青銅器如鼎、簋、壺、釜、洗(赫章可樂、威寧中水和曲靖盆地均有出土)等，但數量少而單一，而且極有可能是從外面傳入或是當地仿製的東西，不構成該地區青銅文化的主體。

第三，幾個小區域的的青銅文化各具特徵，各自具有一些獨特的代表性器類。

赫章可樂墓地中的鏤空牌形首銅柄銅劍、鏤空牌形首銅柄鐵劍、飾虎銅釜、琵琶形帶鉤、簧形首發釵、銅鈴等均是該地域很獨特的青銅器類。

銅鼓山類文化遺存中的風字形銅鉞、一字格曲刃劍、直內人物圖案戈、斜刃刀、三叉形器等又是黔西南及緊鄰的桂西北、滇東南一帶存在的獨特器類。

威寧中水則以直內仿蜀式三角援戈、牛頭形帶鉤、魚形帶鉤等為特色。

緊鄰滇文化核心區的曲靖盆地及相鄰地區受滇青銅文化影響，青銅器就基本以滇文化青銅器為特點。

第四，在青銅文化比較發達時即開始出現一些鐵器，尤其是在北部接近巴蜀文化的地區，鐵器出現時間更早一些。

由於雲貴高原青銅文化的發達要晚到戰國至西漢早期，而這一時期中原地區甚至巴蜀等地已進入到早期鐵器時代，因而受周邊其他文化重要影響而發展起來的青銅文化，伴隨著青銅器的鑄造和生產，一些鐵器也開始出現在這一地區，早期鐵器主要是鍤和削刀之類，以後逐步發展，出現斧、刀、鑿等工具，戈、劍、矛等兵器，還有三腳架、釜、帶鉤等生活用具和裝飾品。

在許多遺存中，常見青銅器中伴出少量鐵器的情況，因而可以說這一地區的青銅文化並不純粹，青銅器與鐵器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早晚關係，而更多的是一種共時關係。

不過，青銅文化中伴出一定數量的鐵器是由於該地區在青銅文化發展之路上比較滯後，並不表示雲貴高原沒有發展出青銅文化或沒有經過青銅器時代。

第五，滇東黔西地區的青銅文化在較為發達的時候因受到外來的中原漢文化影響迅速中斷，大約在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進入早期鐵器時代，西漢中央王朝開發「西南夷」的時期，正是雲貴高原青銅文化最為發達的時期，這一時期除在滇池周邊地區形成發達的青銅文化中心外，在貴州西北部至雲南東北部的烏蒙山東西兩側，南、北盤江上游的曲靖盆地和黔西南山地均發展出具有一定發展水平的地域性青銅文化，這些地域性青銅文化對應著生活在這一地區的眾多「西南夷」族群，不過隨著開發力度的不斷深入，漢中央王朝對雲貴高原的控制得以加強，郡縣制的相繼建立，外地官吏和移民的大規模湧入，就使這一地區獨具特色的地域性青銅文明在漢帝國文化體系的和移民的大規模湧入，就使這一地區獨具特色的地域性青銅文明在漢帝國文化體系的強大壓力和強權政治干預下走向衰落，雲貴高原也結束了原來小國寡民式的眾多「君長國」時期，被納入到大一統的漢帝國行政和華夏文明體系中。

」

「夜郎一哥」注意到張合榮所提出觀點的靈魂：「雲貴高原青銅文化的發達要晚到戰國至西漢早期，而這一時期中原地區甚至巴蜀等地已進入到早期鐵器時代;到了戰國中期至西漢前期，在中原地區青銅文化已然衰落，開始進入鐵器時代的時候，這一地區卻迅速發展出具有一定地域特徵的較為發達的青銅文化。

滇東黔西地區的青銅文化在較為發達的時候因受到外來的中原漢文化影響迅速中斷，大約在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進入早期鐵器時代，西漢中央王朝開發「西南夷」的時期，正是雲貴高原青銅文化最為發達的時期，這一時期除在滇池周邊地區形成發達的青銅文化中心外，在貴州西北部至雲南東北部的烏蒙山東西兩側，南、北盤江上游的曲靖盆地和黔西南山地均發展出具有一定發展水平的地域性青銅文化，這些地域性青銅文化對應著生活在這一地區的眾多「西南夷」族群。

學界考古發掘研究的成果表明：雲貴高原青銅文化最為發達的時期，這一時期在滇池周邊地區形成發達的青銅文化中心。

司馬遷著《史記——西南夷列傳》中記載：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

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

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

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楚苗裔的莊蹻極善用兵，秦楚相爭之時，其率兵沿長江而上，克且蘭定黔中，向西平定西夷眾國。

後歸楚之路被秦所斷後，「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他當機力斷，帶領楚國苗裔兵馬在雲南稱王。

為了長久立足，改變楚人服裝打扮，融入西南風俗習慣，以做長期立足發展的打算。

因此，時莊蹻為王的滇國，實為楚國滅國後的一個改變了楚國服裝的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國之遺國。

」

「夜郎一哥」注意到，可樂考古遺址的年代，權威認定是戰國至秦漢時期(公元前475年至公元220年)。

楚將莊蹻於頃襄王二十年(前279)經黔中西征西夷地區，正好處於這一時期之中。

從苗族遷入貴州的時間、發明創造、喪葬習俗、語言文字，歷史遷徙考察，在我國歷史上，西部方言苗族主要聚居在川黔滇結合部，可樂考古遺址正好處於中心地帶。

楚莊王苗裔莊蹻西征，苗族需要以軍人的身份進入，至今威寧赫章一帶的苗族，尤其是赫章納雍一帶的小花苗依然保持著色彩鮮艷的盔甲式服飾，跳自由的蘆笙舞，可說是楚風猶在、苗族來自中原大地的古老記憶尚存。

5000年前的九黎部落時代，苗族已經掌握了銅鐵冶煉技術，並發明了兵器。

炎黃蚩尤之戰，歷經重大挫折後，苗族又於2000多年前開創了新的發展局面，成為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之一的楚國的主體民族，銅鐵的冶煉及兵器製造得到更好的提升。

苗族作為一個懂得冶煉銅礦鐵礦的民族，發現和開採銅礦鐵礦有著重大史實，苗族古歌可加以印證。

苗裔莊蹻西征平定西夷眾國後，楚國滅，莊蹻回滇稱王並變服、從俗以長之，這段記載，與學界研究成果：西漢中央王朝開發「西南夷」的時期，正是雲貴高原青銅文化最為發達的時期，這與這一時期在滇池周邊地區形成發達的青銅文化中心高度吻合。

苗族是一個深信入土為安的民族，喪葬習俗主要是土葬。

楚國滅，莊蹻回滇稱王並變服、從俗，從四川興文對僰苗文化研究結果看，當地苗族與可樂考古遺址有著密切的內在文化基因上的聯繫。

「套頭葬」銅釜。

摘自網絡

據張合榮向媒體介紹：「套頭葬」最早是在赫章可樂的墓中發現的，後來考古工作者把1976-1978年的發掘資料整理成《赫章可樂發掘報告》，編寫者認為在清理的168座乙類墓中，有20座墓葬的葬式較為特殊，墓底一端側放一釜(銅、鐵釜均有)或一銅鼓，頭骨置於其中，軀體則放墓底中部。

其中M58葬式尤為罕見，在墓底一端側放一銅釜，內放人頭骨;腳端側放一鐵釜，內有腳趾骨。

他們把這種將死者頭部用大型銅器罩住的特殊葬俗稱之為「套頭葬」，其實，時至今日，這種奇特的葬俗在國內還僅見於赫章可樂，因而「套頭葬」也成為可樂墓地的標誌性文化特徵。

莊蹻西征，苗族部隊以軍人身份進入夜郎。

唐蒙獻策取夜郎十萬精兵浮船牂牁以收服南越。

貴州納雍、赫章、水城、威寧一帶苗族的服飾以盔甲式服飾保留下來，赫章小花苗肩上的黃色等印記，分別代表著黃河，長江、大城等民族的記憶，根據《史記》，進入西夷的莊蹻部隊，是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之一的楚莊王后裔無疑。

2000年以來，對於夜郎文化的研究，主流的學術方向，大多集中於對夜郎青銅文化的破解。

一些考古學者認為，在沒有可樂考古發掘之後的再發掘成果出現之前，夜郎之秘不可攻破。

而「夜郎一哥」多學科、多方面採集神秘夜郎，從晧如煙海的史籍中發現證據，發現夜郎的存在，其最強力證據在於我國最早的西南絲綢之路這條價值最為重大的線索。

《史記——西南夷列傳》完整、巧妙地記載了西南絲綢之路的最為關鍵節點夜郎。

以西南夷眾國滅國的經過，告知人們：夜郎古國在「五尺道」旁，為「牂柯紅線」所牽繫。

古代僰族與楚苗歷史性生態融合，形成了南絲路上特有的「僰苗」。

四川興文為此還成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

僰族「上不頂天，下不辱地，立於山水間，追求生靈的自由與天造人化、天人合一」。

苗族喜土葬，從可樂考古發掘情況看，「套頭葬」銅釜內保存了一部分頭骨，均為仰身直肢葬，也符合僰族這一習性。

也可說或是創新了的古僰葬俗。

而從使用的青銅器作葬品看，或是唯僰苗的王公貴族才能有經濟實力享受此天長地久的葬俗。

目光還得轉到這裡來：可樂「套頭葬」使用了兩類銅釜。

一類是辮索紋耳大銅釜，寬沿外侈，鼓腹，圜底，腹上部縱向安置一對碩大的辮索紋環狀耳。

274號墓出土的一件大銅釜肩腹部裝飾一對圓雕立虎，立虎昂首揚尾，呲牙長嘯，十分威武。

這類銅釜共出土3件，外壁都附有較厚的煙炱。

無疑，這些都要王公貴族才玩得起!

「夜郎一哥」找到的巴蜀大銅釜，外形酷似可樂套頭葬!摘自網絡

不管你認不認，西南夷歷史上，僰族與苗族進行了文化大融合，這是不爭的事實。

「套頭葬」使用銅釜，鐵證「套頭葬」應與苗族有關。

「套頭葬」均為仰身直肢葬，符合僰族「上不頂天，下不辱地，立於山水間，追求生靈的自由與天造人化、天人合一」這一自由自在的生態習性。

故而「夜郎一哥」判斷，夜郎古國鼎盛時期，或已由僰苗「主持工作」。

進入西夷的莊蹻部隊，在回楚國的道路被阻斷後，從軍事的角度看，不可能放棄今夜郎中心昭通彝良奎香這一帶以作機動，與秦抗爭。

最古老的精英僰人生態文化——夜郎生態文明，較早就融入了西南地區各民族的血液。

然而當我們這樣看待楚苗後裔主宰夜郎故里之時，烏蒙山彝族的歷史也同時出現了!

千百年來，烏蒙山一直是彝族人民世代生息繁衍之地,是孕育發展彝族古代文明的搖籃。

彝族在貴州高原的崛起與發展對貴州古代的民族關係有著重大的影響。

彝族和周邊少數民族之間相互比較,歷史文化悠久,有自己古老的民族文字,大批的彝文典藉、金石碑刻傳流至今。

雖然西南地區史前史和族源遷徙,限於漢文文獻資料的殘缺和考古資料的不足,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聚訟紛雲,難於定論。

但是,據彝族文字記載的大量典藉，近年以來已經翻譯出版了相當的史料說明,彝族分布在中國西南地區的歷史十分悠久,它曾經歷漫長的原始社會,以後又進入文明社會的門檻,由君臣師匠的產生直到明清時期的改土歸流,斑斑青史在彝文典藉中均可梳理探求。

彝族古代社會,曾形成過稱「米」的統一的社會政治體系,歷數「武米」、「武哲米」、「篤米」的時期。

並曾使用過統一的天文曆法、統一的文字。

「米」即是"天"，彝語稱為「米」，意即為「天」，是地位在直摩君長之上的王。

早在先秦時期以前,彝族先民的足跡即已活動遍及今川滇黔境內。

有學者這樣認為，彝文文獻著述的幾個古代的主要部落國家,如武賈部落，其生產力和文化都比較發達,從事農耕、冶煉、制陶、制皮革、絲綢等經濟活動,其最早建立的政權,可能是曾在今天四川宜賓、以及雲南昭通地區的「古英侯國」。

「武米」的支格阿魯部落，在今雲南滇池流域，曾建立有古滇王國。

彝稱「吐蘇」之祖的仇婁阿摩部落,曾以今雲南昭通和貴州威寧一帶為中心,建立政權,其後裔有名阿朱提又澤「阿佐赤」、「阿仲赤』、,以後南遷雲南曲靖一帶,又建立「掌扎俄勾」政權。

此外,彝文典藉載有希慕遮『即孟遮氏自耗牛激外入居「工傳之鹵氣鹵與盧通,為彝語「龍」之義。

《括地誌》載「戎府以南告盧地」，戎府即今四川宜賓之地,古有「盧夷」之國,其君稱「徽」,或蒸,應讀為「扯乃」，彝語方言稱君長為「扯慕」的君字,說明在周初的盧國族屬,即為今之彝族先民稱「夷」。

套頭葬出土現場。

摘自網絡

其次,彝族進入貴州高原的歷史,根據彝文典藉的記述先秦時期的英侯國、古滇王國、古盧夷國、古蜀國的彝族先民都有在今貴州高原活動的蛛絲馬跡。

據《彝族源流》記載,古英侯國的武僰部落後來受到六祖部落的攻擊而衰落,漢文獻也記載其部民常被擄掠作為奴隸,稱為「僰憧氣」轉賣他方。

在貴州黔西北地區出土的戰國晚期的一批墓葬器物,青銅器受滇文化的影響,兵器有蜀文化的柳葉形青銅劍,都可反映古滇王國和古蜀國與貴州高原彝族先民間的交往史跡。

秦漢及魏晉南北朝時期,是西南民族大遷徙、大融合的時期。

貴州境內的淡人勢力衰落,夷人崛起雄據,百越向北遷徙,南蠻向西移動,皆在貴州高原會合。

祺人在分化,融合百越為「僚人」，融合夷人則稱「夷」。

當時入境漢人不多,在少數民族的影響下,漸漸「變服易俗」亦被同化,與夷通婚者稱為「逞耶」。

夜郎是戰國晚期即已出現漢文史藉記載由夷人和祺人所建立的國家,位於今滇黔毗鄰之地,其統治民族當為夷人,被統治民族的居民中有大量淡人即杜預《春秋釋例》所稱「無君長總統,各邑落自聚,故稱百璞」的族群。

夜郎的國境和族屬問題,多年來學術界從沒有停息過爭議。

但近年來彝文古藉的翻譯出版和貴州境內的出土文物,為夜郎族屬夷淡說,提供了新的論據。

據《彝族源流》記載《液哪源》說武英氏後裔的一支「液哪氣」即夜郎的譯音。

澤文稱「武英同時出現，武英同時形成，武賈為液那之先，液那是武英氏裔，液那竹子孫，液那發祥於水，泰液水為液那根」。

其早期的譜系是「哭雅蒙一代,蒙雅液二代,液那朵三代,液那朵時代,稱液那勾紀,代表天掌權,代地守基業,液那是天地之子,興起君長制,液那主一方」。

彝文的記述說明「液那」興起與竹和水有淵源關係,並指明液那朵為液那興起的第一代君長。

參證漢文典藉有竹王興於豚水,竹王雄長一方,後竹王被殺「夷淡咸怨」的傳說記載,所稱「液那」即是夜郎,夜郎族屬實為夷與淡也。

如此看來，關於可樂「套頭葬」，究竟起源於液那古國的何族，是彝族?苗族?還是布依族?還是那神秘的僰族?

崇山峻岭，森林幽幽，岩崖崢嶸，群巒簇擁，千峰競秀，萬山筍立，地下溶洞多而奇，這裡自商周時代就有人類居住，然後造物主卻偏偏讓一個文明的傳承，在經歷了繁華之後又復歸沉寂，究竟是什麼樣的宿怨讓一個民族在它狂妄的紀年裡忽地就變成了廢墟?是什麼樣的詛咒打碎了他們原本就負荷沉重的夢魘?

僰族，一個把歷史沉澱在懸崖上的民族，一個在華夏邊陲開疆拓土幾千年卻又突然間銷聲匿跡了的民族。

僰人懸棺，一個消亡民族的歷史見證，一部被歷史的風霜凍僵了的民族文化史。

高懸在千韌絕壁上的具具棺木，那些承載過刀光劍影的古戰場遺址，那些經歷了歲月的摩挲依然色彩鮮艷的僰人岩畫，那些當地人婦孺皆知的有關僰人懸棺的優美傳說……

僰人是我國古代西南的一個少數民族，因為他們最早棲身的地方荊棘叢生，虎狼出沒。

他們歷盡千辛萬苦，開拓荒野，建造家園，被讚譽為披荊斬棘的人，所以他們的稱呼要在「人」字上加上「棘」字。

僰人的稱呼不是一成不變的，據典籍記載，他們先後經歷了濮人、僰人、都掌人等稱謂。

就葬俗而言，僰族的人死後，既不用土葬、火葬，也不用天葬或水葬，而是將棺材置於懸崖絕壁之上。

關於懸棺，史書上有不少記載，最早見於南朝梁、陳之際學者顧野王所記，《四川通史》記載「珙縣有座棺木山，昔為僰蠻所居，嘗於崖端鑿石拯釘，懸棺其上，以為吉」。

在僰人的心目中，祖先應該永遠活在後人心中，先輩的遺體保存得越長久，就越是能蔭佑後人興旺發達，因而懸棺葬是一種吉祥的象徵。

其實，懸棺葬在我國的浙江、福建、江西、湖北、陝西、重慶、四川、雲南、台灣等省市都有分布，在東南亞和南太平洋的一些島嶼上也先後發現過懸棺葬。

在我國古代的南方民族中百越、干越、夔越、百濮、僚人、僰人(都掌人)民族都有懸棺葬的習俗。

兩千多年前，正當紂王與蘇旦妃沉於逸樂、朝政日漸荒廢、戰爭頻頻、群雄角逐之時，西南少數民族──僰赫然崛起了。

它控制了3000多平方公里的遼闊地域，疆土囊括了今天的川南、滇西、貴州部份廣袤的土地。

古僰侯國人口稠密，商旅發達，繁榮富庶，禮法整傷，經濟發展，文化藝術形成初步的體系，境內文化獨特，風俗奇異，強盛一時。

僰人的生產力達到了相當的水平。

兩千多年前，他們就掌握了較高的冶煉技術，漢晉辭賦家楊雄和左思在各自創作的《蜀都賦》中說：「東有巴賨，綿自百濮(僰)」，「左綿巴中、百濮(僰)所充」。

漢晉時期，僰人還是一個人口眾多，強大的族群。

他們以擁有銅鼓的數量代表財富的多少和權力的大小。

《隋書·地理志》載：「自嶺南二十餘郡……諸僚以鑄銅為大鼓」或用於鳴鼓聚眾，或用於儲藏寶貨，比權量力。

《明史·劉顯傳》劉顯帶兵政下九絲山後，「……，阿大泣曰：鼓聲宏者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號稱王，鼓山巔，群蠻畢集，今已矣。

鼓失，則蠻運終矣」。

拿今天的話來說，僰人的銅鼓就相當於傳國玉璽，是權力的象徵，是財富的象徵。

組織體系內部以銅鼓少的服從銅鼓多的，沒有銅鼓的就為平民。

僰人雖然沒有文字，但他們的民間歌舞和口頭文學藝術發達。

僰人具有能歌善舞的天賦，其歌舞滲透到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

「夏則龍星見而始雩，以壬日祠靈於東南」。

龍星出現的壬辰這一天，僰人就要集聚在東南方供奉炎帝的地方，舉行「樂於赤帝」的大型歌舞儀式。

僰還常常化妝跳神求雨、賽神等大型歌舞活動。

據明朝瀚林院經筵講官任瀚《平蠻碑》記載：「明興二百年間，王師西下討罪，前數百戰，迄無成功。

蓋九絲天險，大軍每望而不敢進。

」記錄了僰人英勇善戰擊潰了明王朝的「數百次征剿」。

僰人英勇善戰，不畏強權，富有正義感。

據歷史典籍記載，從西周到明朝萬曆元年的長達2600餘年的時間裡，僰人為了生存和發展，為了民族自由平等，不知付出了多少艱難萬險和慘重的代價。

明朝隆慶年間，明朝廷強行在僰人聚居區「改土歸流」，漢族官員對僰人施行民族歧視政策，巧取豪奪。

四川命官汪浩誘殺了僰人270個寨主(頭目)，僰人在反亦死，不反亦亡的兩難境地下，揭竿而起。

萬曆元年(公元1573年)起義遭到以張居正、曾省吾等封建地主官僚實力派的血腥屠殺。

在短短的三個月時間裡，官軍先後攻下靈霄山，奇襲都都寨，激戰九絲城，僰人終被明朝所滅，時僰侯國已存世2500餘年，在經歷了漫長的抗爭與炫目的燦爛之後，僰人的黃昏傳奇般地降臨了，留下了一曲悠長而悽美的輓歌和後人難解的謎團。

考古發掘現場圖。

摘自網絡

僰與「白」同音。

《水經注》卷33《江水一》引《地理風俗記》謂僰「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從人。

」所謂「仁」，指文明、進步，即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較高。

《華陽國志》卷3《蜀志》記載：公元前400年左右，蜀攻青衣(今四川蘆山縣至雅安市一帶，相傳為青衣羌居地)，「雄長僚、僰」。

《漢書》卷28上《地理志》犍為郡僰道縣下顏師古注引應劭曰：「故僰侯國」(今宜賓市)。

《水經注》卷33《江水一》「僰道縣，本僰人居之，《秦紀》謂僰僮之富者也」。

三國時，在僰道縣西南，今雲南東北部昭通地區的平埧中，住有不少僰人，那裡有千頃池和龍池，僰人用以溉田種稻。

漢武帝時，從僰道往南開了一條經過僰族聚居區通向益州郡味縣(今雲南曲靖市)的道路。

味縣是蜀漢庲降都督和建寧郡的共同駐在地，其附近僰族人口也不少。

今雲南峨山、石屏、建水等縣及滇西的楚雄州也分布著僰人。

當然，僰人最集中的居地還是在滇池周圍的平埧地帶。

僰人，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較高，擁有銅鼓的數量代表財富的多少和權力的大小。

這些，似乎說明可樂出土「套頭葬」與僰族有直接關係。

但僰人卻被指指沒有文字，僰族的人死後，既不用土葬、火葬，也不用天葬或水葬，而是將棺材置於懸崖絕壁之上。

難到這一點不矛盾嗎?

王莽天鳳元年(14年)，益州郡發生了以僰人為主力的反莽大起義，王莽調動大軍前來鎮壓，並把勝休縣改稱勝僰縣，說明滇國的主體民族正是僰人。

由於僰族居住在宜於農耕的壩子地區，所以與漢民接觸最多，逐漸融合，後來僰族在史籍中越來越少見。

據彝文古籍記載，滇國由彝族先民所建。

歷史緣何會留下如此眾多的疑問?

5000年前的九黎部落時代，苗族已經掌握了銅鐵冶煉技術，並發明了兵器。

炎黃蚩尤之戰，歷經重大挫折後，苗族又於2000多年前開創了新的發展局面，成為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之一的楚國的主體民族，銅鐵的冶煉及兵器製造得到更好的提升。

苗族作為一個懂得冶煉銅礦鐵礦的民族，發現和開採銅礦鐵礦有著重大史實，苗族古歌可加以印證。

苗裔莊蹻西征平定西夷眾國後，楚國滅，莊蹻回滇稱王並變服、從俗以長之，這段記載，與學界研究成果：「西漢中央王朝開發「西南夷」的時期，正是雲貴高原青銅文化最為發達的時期，這一時期在滇池周邊地區形成發達的青銅文化中心」高度吻合。

苗族是一個深信入土為安的民族，喪葬習俗主要是土葬。

楚國滅，莊蹻回滇稱王並變服、從俗，從四川興文對僰苗文化研究結果看，當地苗族與可樂考古遺址有著密切關係。

但彝族古代的喪葬習俗，據彝文獻記載有土葬、石棺葬、銅葬等各種葬俗,火葬顯然是接受氏羌文化影響而興盛起來的。

因此,「套頭葬」的葬俗也不排除其為夜郎境內夷人的某種特殊喪葬習俗的可能性。

可樂考古已發掘墓葬共271 座,戰國晚期 108座, 其中20座墓是套頭葬。

一是用辮索紋耳大銅釜釜套在人頭部, 再就是用用鼓形銅釜套在人頭部。

戰國晚期「套頭葬」主要用鼓型銅釜作葬具,不用鐵釜。

西漢前期的「套頭葬」主要用鐵釜作葬具。

夜郎滅亡以後,西漢晚期即無規律, 以後「套頭葬」的習俗逐步消失。

但後來柬埔寨波赫考古，卻出現了東漢時期的「陶罐套頭葬」。

僰人神秘消失為一說，那為啥後來會在波赫發現「陶罐套頭葬」?

再來看，僰指喀斯特地區，貴州古稱黑洋大箐。

生活在這一地區的少數民族被稱為「僰」。

司馬遷在其《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僰道」、西南夷，靡莫、氐類、僰僮、楚莊王苗裔莊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

由此看，在此段重大歷史中，楚苗應與彝族進行了大融合。

但彝文古籍卻沒有這段歷史記載。

雖然苗族沒有文字記載，但其語言中「舊城」，指可樂(彝語柯倮洛姆)還有土葬習俗，青銅文化等，都說明苗族與「套頭葬」有關。

那麼，在彝族與苗族之外，據《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

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也就是金貴州金沙，四川敘永這一帶，是白馬國，民族為氐族。

據資料，關於氐族的起源，主要有兩說：一說氐、羌同源而異流;另一說氐、羌雖自古關係密切，然而從來都是兩個不同民族。

第一說認為，殷和西周，氐族尚未從羌族中分化出來。

《尚書牧誓》提及商末期周率「蜀、羌、髳、微、盧、彭、濮人」伐商，有羌無氐。

殷周甲骨卜辭中，雖已出現氐字，如在武丁時的卜辭「雀取氐馬羌」、「牧氐羌」、「氐羌芻五十」，等等，非族稱。

春秋戰國時開始以氐作為族稱，如《山海經·大荒西經》載：「有互人之國，炎帝之孫，名曰靈，靈生互人，是能上下於天。

」據郝懿行《山海經箋疏》註：「互人國即《海內南經》氐人國。

氐、互一字蓋以形近而訛，以俗『氐』正作『互』字也。

」說明春秋戰國時已有「氐人」存在。

但在先秦史籍中往往氐羌連用或並稱。

如《詩經·商頌·殷武》云：「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逸周書·王會篇》曰：「氐羌以鸞鳥」;《竹書紀年》提及：成湯十九年「氐羌來賓」，武丁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氐羌來賓」等。

由於羌先見於記載，氐羌又往往連用或混用，如白馬氐，又稱白馬羌等。

再據《大荒西經》，氐與羌均被認為是炎帝之後裔，炎帝為姜姓，氐人酋帥與羌人同，亦多姜姓。

因而認為氐羌同源，氐出於羌。

范曄在《《後漢書·西羌傳贊》明云：「金行氣剛，播生西羌。

氐豪分種，遂用殷強」。

宋丁度等《集韻》亦云：「氐，黎都切，音低，羌也」。

或雲氐族是漢化了的羌人。

氐族最終形成單一的民族，是由於有些羌人部落從高原遷於河谷，由遊牧轉向農耕，並在與周圍漢族日益頻繁的接觸中，受漢族先進經濟與文化的影響，使其語言、經濟、文化發生變化所致。

第二說認為，氐、羌是既有密切聯繫，又有重大區別的兩個民族。

由於古代氐與羌都是西戎，居住在西方，境地相鄰，且多錯居雜處，關係十分密切。

但從羌、氐的原始分布、經濟生活、服飾習慣等方面看，兩者差別很大，氐有自己獨特的語言、風俗習慣、心理狀態，與羌不同，故自古就是兩個獨立的民族。

氐族先人究竟來自何方，魚豢《魏略·西戎傳》稱氐人「乃昔所謂西戎在於街、冀、獂道者」。

街、冀、獂道均屬天水郡，街，即街泉縣、治今甘肅省莊浪縣東南;冀縣，治今甘肅甘谷縣東;獂道縣，治今甘肅省隴西縣東南、魚豢所云氐先人為街、冀、獂道地區諸戎，正與氐族的傳統地區相符。

上述諸戎歷史可追溯到春秋時期。

《史記·秦本紀》載前361年(秦孝公元年)秦孝公西斬戎之獂王事，獂王疑即是氐王。

可知街、冀、獂道之戎，似為氐族源流之一。

另外，或認為，氐與古老的三苗有淵源關係。

三苗是我國古代傳說中的重要部落集團，與華夏族先民有極為密切的聯繫，在《尚書》的《舜典》、《大禹謨》、《臯陶謨》、《禹貢》、《呂刑》諸篇中均記有三苗之事跡。

三苗最早分布地帶北達長江以北、淮河以南，與作為華夏文化來源的仰韶文化分布區是緊密相連的，由於華夏集團向南擴張，三苗不得不向西向南遷徙。

一支沿漢水向西北遷徙，即《舜典》提及的「竄三畝於三危」，遷徙到渭水上游和岷山以北的地區，亦即後來氐族的原始分布中心;而另一支向南遷徙至鄱陽、洞庭湖之間，後復向西移，逐漸分布於湘西、黔東一帶，其中一部分成為今天苗族的先人。

因此，或認為三苗西徙和南遷的兩支分別成為氐族和苗族的淵源之一。

從氐族和苗族都有相同的創始傳說，與以服色為部落區分標誌的共同特徵、共同的農耕方式、氐族地區留有苗族的遺痕等方面均可得到證實。

據《魏略·西戎傳》載：氐人「其種非一，稱盤瓠之後」，而在三苗後裔的武陵蠻中也有盤瓠為始祖的傳說;同書又雲氐人「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或號蚺氐……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而苗族亦以服色分為黑苗、白苗、紅苗、青苗、花苗等;氐人從先秦以降就是農耕民族，三苗的後裔武陵蠻也是農耕民族;據《水經注·渭水》條云：「渭水又東歷大利，又東南流苗谷水注之，」清孫星衍云：「涇谷、伯陽穀、苗谷三水今清水縣界。

」清水縣所屬略陽郡正是氐族比較集中的地帶。

苗谷之來源，可能與「三危三苗所處」有關。

因此，氐與三苗似有淵源關係。

氐族始見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史籍中。

其來源可能與三畝及街、冀、獂道之戎有關。

同時，由於與羌族相鄰，又雜居共處，也吸收一些羌族成分。

漢魏後，氐族已形成一個較強大的共同體。

一般認為從春秋戰國至秦漢，氐人活動在西起隴西，東至略陽，南達岷山以北的地區，約相當於魏晉的隴西、南安、天水、略陽、武都、陰平六郡及其南鄰，即今甘肅省東南、陝西省西南、四川省西北交界處，包括渭水、漢水、嘉陵江、岷江、涪江諸水源頭。

起初主要聚居地區在西漢水、白龍江流域，此外，還與它族雜處。

正如《史記·西南夷傳》所云：「自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

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

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

」

漢代在氐族聚居區設有武都郡、隴西郡、陰平郡等，並置十三氐道。

一此制始於秦。

《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提及：縣「有蠻夷曰道」。

《後漢書·百官志》亦云：「凡縣主蠻夷曰道。

」據《漢書·地理志》及《水經注·漾水》等記載，漢代在氐族聚居區設置的道、縣有河池縣、武都道、氐道、故道、平樂道、沮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甸氐道、陰平道、剛氐道、湔氐道、略陽道等。

其中剛氐道、甸氐道屬廣漢郡，湔氐道屬蜀郡。

上述十三道俱在隴以南，漢中以西，洮岷以東及冉駹以東北，與《史記》、《漢書》有關記載相吻合。

從西漢至三國，氐人經歷了兩次較大的遷徙。

第一次是前108年(漢武帝元封三年)。

前111年(元鼎六年)，漢武帝劉徹開拓西南境，遣中郎將郭昌等攻滅氐王，置武都郡。

創郡立縣後，氐人受排擠，便向境外的山谷間移動。

前108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

《魏略·西戎傳》概括之曰：「氐人有王，所從來久矣。

自漢開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福祿(應為『祿福』)，或在、隴左右。

」一部分移至河西祿福，一部分遷至關中水、隴山之間。

漢武帝出兵鎮壓氐人反抗，遷徙一部分氐人於酒泉郡，即酒泉祿福之氐。

第二次遷徙是發生於219年(東漢建安二十四年)。

東漢末，群雄割據，爭戰連年。

氐區介於曹操、劉備兩集團之間，往往成為兩者爭奪人力物力的對象。

氐族豪帥亦乘機而起，在武都地區形成四股勢力：一是興國氐王阿貴，居興國城(今甘肅省秦安縣東北);二是百頃氐王楊千萬，居仇池山(今甘肅省西和縣西南，一說成縣西北);三是下辨(或作下辯，治今甘肅省成縣西，時稱武街城)等地氐帥雷定等七部(各氐王皆擁有氐眾萬餘落);四是河池(治今甘肅省徽縣西銀杏鎮)附近氐王竇茂，擁氐眾萬餘人。

四者各自稱雄，不附漢、魏。

211年(東漢建安十六年)，阿貴、楊千萬等隨馬超反曹操。

越兩年，操命夏侯淵西征。

次年，滅阿貴，千萬率眾投馬超，隨超南入蜀，投奔劉備。

其部落不能去者皆降於操，操對被征服之氐人區別對待，「前後兩端者」，徒置於扶風、美陽;「守善者」，分留天水、南安界。

215年(東漢建安二十年)，曹操領兵征討漢中張魯，將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被操遣將擊破之。

操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竇茂率眾據險抵抗，為操攻滅。

次年，夏侯淵「還擊武都氐羌下辯，收氐谷十餘萬斛」。

219年(建安二十四年)，曹操至漢中，以夏侯淵已被劉備所殺，武都孤遠，恐氐部為備軍所用，遂令雍州刺史張既至武都，徒氐人5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二郡界內。

未幾，劉備占領漢中，進逼下辯，魏武都太守楊阜又前後徙武都漢民、氐、傁(或作氐傁)萬餘戶於京兆、雍、天水、南安、廣魏等郡縣之內。

從220年(東漢建安二十五年)至240年(曹魏正始元年)，武都郡的氐人被強制遷徙或歸附曹魏者又有3000餘落及6000餘人，被安置於關中。

在魏蜀爭奪中，也有一些氐人徙居蜀漢。

因而，至魏晉，氐人除原在武都、陰平二郡外，又在關中、隴右一些郡縣形成與漢人及其它各族交錯雜處的聚居區，一是以京兆、扶風、始平三郡為中心，尤以扶風郡為多，集中在雍(今陝西省鳳翔縣西南)、美陽(陝西省武功縣西北)、(今陝西省隴縣東南)、隃麋(今陝西省千陽縣東)等縣。

另一分布中心是隴右的天水(今甘肅省天水市)、南安(治今隴西縣東南)、廣魏(治今秦安縣東南)三郡。

廣魏郡晉時改為略陽郡，其中最著名的如略陽蒲(苻)氏、呂氐，其先人都是從武都遷來的。

十六國時，漢國、前趙、後趙、前秦等多次將氐人遷往關東河北等地，氐族分布地區日益擴大。

如石虎徙氐、羌15萬落於司、冀兩州，苻堅將關中氐族15000餘戶遷於冀州鄴城、并州晉陽、河州枹罕、豫州洛陽、雍州蒲坂等地。

氐族強盛時，人口將近百萬。

氐族是一個以定居農業為主的民族，其定居農耕生活可追溯到東周。

板屋是古代。

西部漢族和氐族住宅建築的普遍形式。

《詩經·秦風·小戎》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東漢班固撰《漢書·地理志》有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

」天水、隴西二郡，尤其是天水以南武都郡春秋以降為氐族聚居區，「民以板為室屋」，當然包括氐人在內。

而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渭水》條提及氐人傳統分布區上邽一帶「鄉居悉以板蓋屋」。

《南齊書·氐傳》亦云：「氐於(仇池)上平地立宮室、果園、倉庫，無貴賤皆為板屋土牆，所治處名洛谷。

」與羌族「俗皆土著，居有屋宇。

其屋，織氂牛尾及羖羊毛覆之」截然不同。

在漢代，氐人已有較為發達的農業經濟。

《後漢書·西南夷傳》云：「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

」魚豢《魏略》亦云：氐「俗能織布，善田種，畜養豕、牛、馬、驢、騾」。

《華陽國志》談到武都郡的情況時又云：「土地險阻，有麻田，氐傁，多羌戎之民。

其人半秦，多勇戇。

出名馬、牛、羊、漆、蜜。

有瞿堆百頃險勢，氐傁常依之為叛」。

瞿堆百頃即指仇池山，在今甘肅省西和縣南，「其上有豐水泉，煮土成鹽」。

仇池山上土地豐饒，聚集人口達數萬戶，為氐人重要農業區。

南北朝時，除了外徙的氏人逐漸被漢化外，秦嶺以西、宕昌以東的氐族農業也有發展。

《梁書·諸夷傳》云：武興國「地植九穀……種桑麻。

出紬、絹、精布、漆、蠟、椒等。

山出銅鐵」。

隨著農業的發展，紡織工藝水平也有很大提高。

早在東漢時，氐人的紡織品已輸往內地。

《說文》云：「絣，氐人殊縷布也」;「紕，氐人也」。

氐人利用麻縷，織為異色相間的「殊縷布」，暢銷內地。

漆、蠟的生產，亦說明氐人的手工藝達到一定水平。

前秦時涇水渠的開鑿及區種法的推行，均有助於氐、漢等民族農業的發展。

關於氐人早期社會組織情況，西漢初，氐人各部已「自有君長」，有眾多分支，各有稱號，作為統治階級中代表人物的「王」、「侯」已經形成。

《魏略·西戎傳》提及：「氐人有王，所從來久矣。

」諸部「各有王侯，多受中國封拜」，「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

即氐人雖大量移入關中或留居原地，受郡縣統轄，但仍保留了自己的部落組織，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受豪帥或小帥的支配。

氐人有自己的語言，由於與漢族等雜居共處，又兼通漢語。

《魏略·西戎傳》云：「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氐語。

」又云：「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羌雜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

」疑有訛文。

《通典》作：「其俗、語不與中國及羌、胡同」，似較確切，說明氐語雖屬漢藏語系，但與漢語及羌語等還有不同。

分布於四川省平武縣、甘肅省文縣境內的白馬藏人或即氐人的遺裔。

由於長期受漢、羌、藏等民族的影響，語言已十分混雜，但仍保留了本民族一些語言的特點，如野獸、皮子、房子、菜、大、小、粗、細、看、說、給、砸、逃跑、身體、屁股、尿等基本詞彙，與藏、羌語有所不同，可能沿襲了古氐語的某些因素。

氐人的服飾也有自己的特點，尚青、絳及白色。

善織殊縷布，喜穿麻布衣。

《魏略·西戎傳》云：「其婦人嫁時著衽露，其緣飾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國袍。

皆編髮。

」《南史·武興國傳》亦提及氐人「著烏串突騎帽，長身小袖袍，小口褲，皮靴」。

與羌人「皆衣裘褐」、「披氈為上飾」，「被(披)發覆面」有所不同。

氐人早期婚嫁之俗與羌族相似。

《後漢書·西羌傳》云：「其俗氐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

十二世後，相與婚姻。

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嫂)。

」《魏略·西戎傳》亦云：「其嫁娶有似於羌。

」也許與《西羌傳》所記相似。

不過至5—6世紀，由於與漢族等雜居，氐人的婚俗和文化有所變化，「婚姻備六禮，知書疏」，與羌族的習俗相去甚遠。

魏晉統治者從封建階級的利益出發，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的思想支配下，對內屬氐族的統治上層，一方面封官賜爵，予以羈摩拉攏;另一方面置護西戎校尉，駐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市西北)，管理關中氐、羌、雜胡事務，並派漢人司馬、護軍等加以監督。

氐族人民除了受本族大小帥統治，還受晉朝官吏的壓榨。

晉初規定：「凡民丁課田，夫五十畝，收祖四斛，戶絹三匹，綿三斤。

」較曹魏時的田祖多了一倍。

並規定「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

近夷「服事供職，同於編戶」，負擔甚重。

而且，「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啖利，妄加討戮」，更加深內遷各族人民所受的壓迫和剝削。

內遷諸族人民往往淪為依附農民或相當於依附農民的世兵，甚至被大批掠賣為奴婢。

殘暴的統治，引起內遷諸民族對晉王朝的反抗，294年(元康四年)秋八月，秦、雍的氐，羌悉反，立氐帥齊萬年為帝。

僰族、彝族、苗族在文化上的共同點，交集性，排異性，似可排除可樂考古套頭葬為這幾個民族所為。

古白馬國與夜郎國距離僅百餘公里，氐人有自己的語言，由於與漢族等雜居共處，又兼通漢語。

與夜郎為近鄰，極易通過枸醬從民間商道上互通來往，這是否說明，可樂考古套頭葬，為氐族所為。

讓我們回頭細看網際網路上可樂「套頭葬」左邊是銅釜加露臉的頭骨，右邊是套腳的小釜。

從左邊銅釜到右邊小銅釜，以位置看，僅有一個正常成年人頭部到肚腹位置長。

右邊小銅釜處，腳趾骨等不是很明顯可以看到。

其中部位置，沒有胸腔、腹腔，骨盆、大腿骨等人類應完備的遺骨。

套頭葬顯示的人臉骨與銅釜關係。

摘自網絡

這足以說明，「套頭葬」墓里，埋藏的是首級加腳趾骨等，並不是一個裝有人類完整的屍骨的墓葬。

身首異處，是可樂「套頭葬」的最大特徵。

然而專家張合榮的說明，「無情」地否定了我們單從照片上看到的情景。

回頭思考僰族、彝族、苗族、氐族等少數民族在生態文化上的共同點，交集性，排異性，可排除可樂考古套頭葬不是這幾個民族所為。

夜郎故里的各民族古樸善良，講究「天造人化、天人合一」，敬奉祖先，敬畏天地神靈，絕不會將祖宗屍骨身首異處再行土葬。

那麼，到底是什麼情況，才會有「套頭葬」出現?

老百姓告訴「夜郎一哥」，除有充滿深仇大恨，才會將人身首異處。

在夜郎故里的赫章，當地群眾傳承千古喪葬習俗，老人去世當天，臉用白紙蒙上，胸部還得壓上一塊鐵鏵口。

棺木下葬當天，墓坑裡是絕對不得放置鐵等金屬的。

這就是說，我們看到的可樂「套頭葬」，非當地群眾所為。

地面沒有成型的大墓，當年發掘時乃深埋地下。

那麼，墓內死者是誰?可樂是漢武駐兵駐防之地。

回頭看《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了這樣一個情況：

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餉。

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

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

還對，言其不便。

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

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

這足以證實，公元前135年，唐蒙結盟夜郎後，從巴蜀四郡修建通向西南夷的道路，經過幾年，道路修不通，修路的士兵還餓死逃亡病死了很多，這個時候，西南夷又發生數次反叛，漢武帝就發兵興擊，漢朝耗費了大量資財，沒有大的收益。

這是否意味著，「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

·····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

還對，言其不便。

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

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

」由此還足可證實，漢武在據河逐胡的時候，必須「攘外必先安內」，這個時候，他在西南夷採取了保留夜郎兩縣一都尉的策略，讓犍為暫時作自保，這個時候，對反抗漢王朝的僰人進行殘酷鎮壓，是為要務。

「金縷玉衣」。

摘自網絡

接下來，我們似乎就應看到了這樣一幅幅悲壯而殘烈的歷史畫面：那些反抗者的頭領等，被抓到「漢陽縣」斬首剁足示眾，屍身被拋至荒郊野外餵了虎狼。

同時，也會有漢之官吏士兵，被僰人斬殺，而死於非命。

可樂「套頭葬」的死者，墓坑底部四周用未經加工的石塊壘砌一圈。

依身份，頭部被套上一件大銅釜，用一件大銅釜套腳，臉上蓋一件銅洗，腳下也被有大銅洗墊著，雙臂上也放置有銅洗。

右臂墊一件銅洗，左臂旁側立一件銅洗。

後葬於墓坑，死者頭仰視，似在遙想著那久別的故鄉。

從這個墓葬形式看，僰人信風水鬼神，這樣的墓葬方式，深埋於地下後，靈魂從此就飛不出銅釜，足被套上小銅釜後，到了陰曹地府，既不能行走，靈魂也飛不出去!查苗族、彝族、僰族、氐族，其生態文化，幾乎與「套頭葬」俗無緣。

那麼，他們是誰?我們想起了，那些早年為開發西南絲綢之路的先行者，在可樂任職的西漢官吏。

似乎，「套頭」這樣的葬俗，與歷史上的「金縷玉衣」，有著或多或少的直接關係!

那麼，當我們漸次排除了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青銅文化，感覺可樂考古發掘的「套頭葬」似應出現在非少數民族的漢族身上這個應用後，我們才會更加的感到人類「文化」精準定義中生態智慧鏈思維公式的極端重要。

其實，後來柬埔寨波赫考古出現東漢時期的陶罐「套頭葬」後，我們的大腦中就應有這個反應：漢族也可應用你僰地的青銅文化啊!

其實，《史記——西南夷列傳》里，記載著一大群漢族，他們是秦官常頞，漢使王然於、柏始昌、呂越人等。

張騫、唐蒙、王恢、蜀郡人司馬相如、公孫弘，還有漢朝的八個校尉。

還有那樣大一群漢朝派往西南夷拓土開疆的官吏，軍士等。

對於夜郎故里來說，漢人是公元前135年後新增的一大族群。

這一大族群，在有人死亡後，他們就用你西南夷的青銅文化，進行對中原「金縷玉衣」的移植，生態改造，那麼好的液那青銅重器，不用是傻子，漢族就用了，變成液那故國的「金縷玉衣」。

從中原到夜郎的人，初來乍到，他就不信你夜郎僰族的風水。

他就用液那青銅套了漢族的頭，蓋了漢族的身，這樣就造成了神秘的「套頭葬」。

或換句話說，從中原過來的人，他是把中原的文化，帶到夜郎來，對夜郎文化進行改造的，在他們眼裡，夜郎生態資源雖好，但「文化」落後，他們來夜郎的目的，就是要用好資源，是新的開發者。

所以，在青銅文化之秘的破解上，我們把夜郎青銅文化與巴蜀青銅，與滇青銅，還有中原青銅文化反覆作比較後，越發摸不著北!就是因為一看到哪種文化體現形式，馬上就對號入座，好比苗族就不能說拉丁語一樣!

這就是我們的生態智慧鏈思維公式出了問題。

缺乏理性、生態、鏈式傳動、互聯互通的思維理念。

「農民是幹啥的?當然是種地的!」

農民，就不能當記者。

六十歲的老大娘，就不能嫁給21歲的男人。

這幾乎是我們這個社會的習慣思維方式。

研究「文化」，看來必須得用好用活「文化」的靈魂，來進行學術研究。

「夜郎之秘神秘不可攻破」說明，人類精準定義「文化」之義何等重要!又是何等的關鍵!

任性而固執的我們，一葉障目，不見森林。

都不曾想過，放下過我們的想法。

所以說，性格決定成敗。

成功，方法，就是放下。

就如「夜郎一哥」從記者，放下自己不是研究夜郎文化的專家的想法，到最後成為能研究夜郎秘題的土專家。

就是放下。

今天，可樂「套頭葬」墓的主人，他們的是非功罪，留給歷史評說。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楮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液那被稱作「夜郎」，最先見於《史記——西南夷列傳》，大略就是這個謎。

司馬遷公元前111年隨軍征討西南夷，何不知西南夷中最大的「液那」?故而巧妙地借「滇小邑，最寵焉!」來為「液那」鳴不平!

翻閱史籍，液那僰人與歷代王朝的抗爭，從未停息。

然千古沉冤，總要得雪，這是自然規律，更是社會發展規律。

進入新的世紀，僰族後裔盼來了大救星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

從1935年中國工農紅軍長徵到達夜郎故里，進入四川大涼山，彝族、苗族人民大力支持工農紅軍，支持中國革命，最後建立了新中國，中華民族永遠站立起來了!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僰族後裔永遠站立起來了!

揭秘夜郎，揭秘僰人懸棺，揭秘套頭葬，挖掘出「漢源僰根」，精準定義人類「文化」之義，我們走的是黨指引的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站在烏江北，真想大聲唱起那首《唱支山歌給黨聽!》

唱支山歌給黨聽

我把黨來比母親

母親只生了我的身

黨的光輝照我心

舊社會鞭子抽我身

母親只會淚淋淋

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

奪過鞭子抽敵人

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

奪過鞭子奪過鞭子揍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