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紋飾：培育考古學科增長點

許倬雲、李學勤等學者曾經從全局角度出發，對20世紀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進展進行過總結，他們都傾向於認為考古學是其中進步最顯著的學科。

這個判斷和認識是符合實際的。

總體來說，目前考古發掘的規模和基本情況與中國遼闊的國土、自傳說時代（石器時代）至今綿延不斷的歷史是基本吻合的。

從考古材料和考古學文化角度看，重要的缺環、空白已經較少；史前考古學文化至夏商周及其以下的文化譜系已基本建立。

突破「研究滯後」

考古學研究的核心時間段是史前—夏商周時期，這主要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各時期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二是中國民族文化、民族歷史，從史前至夏商周—秦漢的貫通。

但是目前，尤其是史前時期，除了物質文化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以及中國民族文化、民族歷史都是研究的薄弱環節。

考古學基本理論與方法自西方引進。

蘇秉琦在考古發掘和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中國考古學的「區系類型」理論，並用於指導發掘和研究，可視為對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理論的進一步完善。

其他關於古代國家和社會、文明起源的理論或認識，還在探索和檢驗過程中。

當前，考古學研究還存在兩方面明顯不足。

其一，考古發掘資料整理及考古報告出版滯後。

據不完全統計，近30年來，國家批准的考古發掘項目已出版與未出版報告的比例「當在對半開或者四六開」。

據公開發表資料推算：1984年後，國家審批發掘項目年均500—600項，粗略算來，總共有近2萬項。

此外，還有兩種情況：一是未經國家審批的發掘項目，「其數量不在少數」；二是1980年以前的30年間，也有部分發掘項目未出版報告，如1959—1973年先後進行14次考古發掘的阿斯塔那古墓群，1972—1973年兩次發掘的草鞋山遺址等。

加上後兩種情況，目前未整理、出版報告的發掘項目當在1萬項左右，其中80%以上屬於「陳年老帳」。

其二，古代紋飾資料整理和相關研究滯後。

古代紋飾自舊石器晚期、新石器初期萌芽，到新石器中晚期距今7000—4000年間，以彩陶紋飾、玉器紋飾為代表，達到第一個高峰；夏商周時期，以青銅器紋飾為代表，達到第二個高峰；春秋戰國至秦漢，則成為陶器、青銅器、玉器、漆器、絲帛等各種不同類型器物紋飾的大匯聚時期。

秦漢以降，紋飾發展趨於穩定普遍，逶迤、綿延不絕。

古代紋飾浩如煙海，但迄今卻少有從科研角度進行的系統整理、出版，系統研究與解讀則更為稀見。

因受考古學理論、方法所限，長期以來，紋飾主要是物質遺存研究的一個附屬物。

實際上，無論彩陶紋飾還是青銅器紋飾，其文化內涵都遠遠大過器物本身的文化信息。

器物、紋飾、文字文獻可視為人類歷史上先後啟動、並行不悖的古代文化文明傳承的「三駕馬車」，而紋飾資料整理和相關研究嚴重滯後於其他二者。

搶救「文化遺存」

考古學雖被定義為研究物質遺存，但長期以來，其研究對象和範疇不僅限於物質遺存，還有「文化遺存」。

古代研究的主要內容和範疇無非三個方面：物質的、精神的、制度的。

用「文明」說，就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用「文化」說，就是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

同時，還必然包括史前時代與歷史時期的關係，與相關地域和民族的關係，與文獻及有關神話傳說的關係。

考古學和古代研究的主要任務和目標無非這四個方面。

這四個方面研究清楚了，古代社會、古代史也就大體上清楚了，所謂文明起源、國家起源自然也清晰可循了。

根據難易程度和相互間的學理、邏輯關係，上述研究範疇和任務的排序應該是：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文明起源；考古學（考古材料）→民族文化、民族歷史（神話與傳說）→文明起源。

所謂「古代文明起源」，具體到某個民族、國家，如「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無非是這兩方面研究的合流和其最核心的追求之一。

除了根據物質遺存來了解和推測史前精神文化，更需讀懂史前刻畫紋飾和遺蹟；而民族歷史和文化，溯其源流，除了有關文獻和神話傳說，也需讀懂相關紋飾和遺蹟。

即古代紋飾釋讀和研究是上述所有研究範疇和任務中關鍵的一環。

由於古代紋飾資料整理和相關研究嚴重滯後於器物研究和文獻研究，它必然影響考古學、歷史學在主要研究範疇和任務中預期目標的實現；由於發掘資料整理及考古報告出版的滯後，它不僅會對整個古代研究、史前研究帶來負面影響，甚至可能引發考古遺產、中華文化遺產的災難——發掘資料積壓多年，甚至十幾年、幾十年無法整理、出版，可能導致其學術價值銳減，甚至資料報廢。

因此，中國考古學和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當務之急，應是對已發掘而尚未整理資料、出版考古報告的上萬個項目的發掘資料進行搶救性保護整理和出版。

建立科研平台

建議有關部門迅速開展考古遺產搶救性保護工程。

2006—2011年，在國家文物局大力支持和督察下，全國編輯出版考古報告200餘部。

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因此讚揚考古界「逐步改變了『重發掘，輕整理』的局面，考古資料整理和公布工作得到顯著提高」。

但相對於每年五六百項的發掘項目，相對於已積壓的近萬項的考古發掘項目，形勢依然嚴峻。

那些已積壓的發掘項目的資料整理、出版工作相當繁重，也相當重要，絕大部分屬於搶救性工作。

國家應該將其當作文物考古界、遺產保護領域的搶救性重大文化工程來對待，通過調整相關法規、政策和激勵措施、辦法，協調組織全國文物考古界以及大學相關專業的力量，力爭及時解決，不留下歷史性遺憾。

同時，至少十年內應暫停主動性發掘項目的審批——即便如此，每年仍有四五百項基本建設和搶救性考古發掘產生，未來十年必須完成的考古項目資料整理和出版工作依然繁重不堪。

保守估計，大部分僅發表簡報資料，需要出版考古報告的每年也將有數百項。

這是一個龐大、艱巨的工程，需要文物考古界全力以赴。

古代紋飾資料整理和相關研究應引起學界充分重視。

從古代紋飾的重要性、體量和研究難度來看，全國應該有一批相應的研究機構、學術期刊、學術組織、人才培養等科研平台。

尤其是古代紋飾資料系統整理、出版這種基礎性工作，應該有組織、有規劃地循序開展。

但目前，這些工作和平台建設都還沒有開始。

古往今來，重要學問和理論大都源於未知領域。

古代紋飾研究無疑正是這樣的未知領域，而且全世界的古代紋飾研究都是如此。

中國考古學以及人文社會科學欲在世界範圍內產生重要影響、走在前列，古代紋飾研究是一個可能的機會。

這也是學術界應該重視的理由。

國家應該對考古遺產和古代研究加大投入。

由於近30來搶救性考古發掘在全國範圍內持續性全面鋪開，深埋地下千年、萬年累積的中華文化遺產得以全局性發掘。

這些文化遺產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永久的驕傲，以及未來生存發展的強大精神資源與不竭動力。

與此同時，它們也給全國文物考古界帶來了巨大的工作壓力和一些積重難返的難題。

因此，建議國家從人才培養、使用到遺產保護、研究，繼續加大投入，保障足夠的人財物順利開展古代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研究工作，不負時代所託。

（作者單位：重慶文理學院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