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史家的職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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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寬著作集」座談會在滬舉行 走近學者心目中的史學大師

此番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楊寬著作集」,包括了楊寬最具代表性的八部著作。

楊 寬

在70多年的學術生涯里,楊寬留下了專著十餘部,論文360餘篇,還參與了修訂《辭海》古代史條目、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先秦部分、標點《宋史》等工作。

其中,《中國上古史導論》《古史新探》《古史探微》《西周史》《戰國史》《戰國史料編年輯證》《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八部著作最具代表性。

在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高智群看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直到80年代初是復旦大學歷史系鼎盛時期,名家濟濟,成果纍纍。

這些學者之中,就有享譽中外學術界並被公認為一代史學大家的楊寬先生。

9月28日,「楊寬著作集」出版座談會在上海圖書館舉行。

此套著作集包括了楊寬最有代表性的八部著作,分別是《中國上古史導論》《古史新探》《古史探微》《西周史》《戰國史》《戰國史料編年輯證》《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一批(8種10冊)已於今年7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批預定於2017年內出版。

一生留下了專著十餘部

楊寬是中國第一批博士生導師,治學涉及墨子、古史傳說、西周史、戰國史、科技史和制度史等領域。

在70多年的學術生涯里,他留下了專著10餘部,論文360餘篇,還參與了修訂《辭海》古代史條目、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先秦部分、標點《宋史》等工作。

年僅24歲時,楊寬便發表成名作《中國上古史導論》。

《中國上古史導論》主要認為夏以前的古史傳說全部出自殷商時代的神話,這些神話按其來源可分為東(殷人-東夷)、西(周人-西戎)兩大系統,這兩系民族神話經過各自長期的分化演變,最後逐漸混合重組,在商周時代形成了上自黃帝下至夏代的古史傳說系統。

該書成為中國上古史研究領域的開創性著作之一,楊寬由此被顧頡剛、童書業等學者視作是古史辨派最後階段的生力軍。

之後,楊寬的學術興趣由上古史轉向戰國史,潛居故鄉青浦撰寫《戰國史料編年輯證》,為日後完成《戰國史》奠定基礎;20世紀50年代,楊寬開始探索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西周的社會結構和禮制,著有《古史新探》《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的發明和發展》;1980年代完成《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姊妹篇,並在數十年的研究基礎上開始了《西周史》的撰著。

「一個人一生可以完成這麼多,這在學術界很少見。

」 楊寬長子、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楊善群如是說。

能容納不同的學術意見

楊善群回顧父親一生的成就,最想說四點。

「第一,我父親是愛國的。

當日本帝國主義鐵蹄蹂躪中國時,父親絕不為日本人做事,隱居家鄉青浦撰寫《戰國史料編年輯證》。

抗戰結束後,他又為籌建上海博物館忙碌奔波。

第二,父親是堅強的。

『文革』時父親沒有走上自殺之路,他確信這個風暴很快會過去,堅強挺過來了。

第三,父親是勤奮的。

改革開放後,他好像煥發青春,寫作越來越快。

他的大部分著作是在改革開放以後完成的。

第四,父親對著作是精益求精的。

他不斷收集新的學術資料,對很多學術問題有自己的獨立見解。

即使到了國外,他也對國內的學術動態非常關注。

《學術月刊》編審謝寶耿是楊寬的研究生。

在座談會現場,他表示看著恩師著作集出版,眼前浮現了很多和恩師的接觸往事,「那時候我們進了復旦,組織安排楊寬做我們的老師,我們相當開心,覺得三生有幸。

「他對學生的指導很負責。

先開了一批書單,規定多少時間要讀完。

然後布置我們寫專題論文,再逐字逐句改我們的手寫稿。

所以他對我們的指導可以說是手把手的指導。

」謝寶耿說,「他和我們在一起,不僅談學術,也會談家裡的事情。

我們之間可以說是『老師愛學生,學生敬老師』。

他教我們學術是根本,自己也能容納不同的學術意見。

他在我的心目中是史學大師。

6000餘冊藏書捐給上圖

楊寬於1953年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1959年調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所長,1970年又調回復旦大學歷史系工作。

1984年赴美國邁阿密定居至逝世。

上海圖書館館長吳建中感慨他在楊寬身上看到了知識分子的氣節和風骨。

「楊寬的一生就是追求真理的一生。

」1984年赴美前,楊寬還把6000餘冊的個人藏書捐給上海圖書館。

楊寬也是中國博物館事業的先驅。

他參與籌建了上海博物館,還提倡大型博物館應該設立考古部門。

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說:「他(楊寬)是中國文博界重要的開山者之一,是上海博物館重要的創建者。

上博老一輩對楊寬的感情也非常深厚。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王健在座談會上說,楊寬在歷史所工作期間最主要的學術成果便是1965年出版的《古史新探》,《古史新探》中除了發表於1957年的《論西周時代的農業生涯》和《關於西周農業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的討論》之外,其餘12篇論文都是楊寬在歷史所工作期間完成的。

「由於當時的時代背景,《古史新探》的印數只有3000冊,是楊寬生前著作中印數最少的作品,但此書一經出版就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被日本史學泰斗貝冢茂樹譽為二戰後一流作品。

「楊寬在歷史所雖然只有十年左右的時間,中間還受到各種政治風波的干擾,但他仍然為歷史所留下了寶貴的學術遺產。

」王健感慨,「他治學以嚴謹紮實而聞名,每研究一個課題,都要上窮碧落下黃泉,搜羅窮盡資料,從來不發泛泛之言。

他做學術研究也不停留在簡單的材料的搜集整理上,更強調宏觀的學術視野下的綜合研究和融會貫通。

對於中國傳統學術成果,也採取認真借鑑、融會貫通的方法進行研究。

「看楊寬的書,有一條內在的、清晰的治學思路,始終不離史學的本體精神和史家的職業精神。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王家范說,「史學家的第一條就叫尊重客觀事實,第二條仍然是尊重客觀事實。

用我們的行話說就是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從他的書中應該看得清楚,他有一條內在的清晰的史學理論,有發展、有變化,也有若干的自我修訂,但始終不離史學的本體精神和史家的職業精神。

楊寬先生的學術特點,總體來說,我以為一是窮源畢流,二是上溯下實,也就是能夠上溯源頭,從而向下貫通。

雖然他沒有寫通史,但體現出一種通史的精神。

史學的精彩就在於每一個史家都有自己的個性和特長,不接受一家之長,也不固步自封,那麼史壇一定是豐富多彩的。

錄入編輯: 朱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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