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夏商周青銅器看中國禮制思想

史鼎，商，通高18cm，寬15.5cm

獸面紋鼎，通高21cm，寬18.3cm，重1.04kg

青銅禮器的體制是青銅文化的核心內涵。

通常所說的青銅禮器，一般泛指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

此外，樂器也在禮器之列。

青銅禮器為王室及上層貴族所專用，其組合與數量的差異是劃分權利和地位區別的重要表象，從而形成等級森嚴的禮制。

在《周禮》和《儀禮》等文獻中，具體記載了西周青銅器的禮制。

考古發掘所獲的實物資料，為研究青銅器禮制提供了確鑿的證據，具有重要學術意義。

友尊，商，高13.2cm，口徑20.7cm，重2.72kg

獸面紋大鉞，商，高34.3cm，寬36.5cm，重5.8kg

夏商周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青銅時代。

夏代是中國青銅時代的初始期。

考古發掘所見的夏代青銅禮器的品類和數量有限，對其青銅器的禮制也不甚明了。

相當於夏代晚期的二里頭文化遺址出土的青銅禮器，見於公開報導的資料，合計有鼎1件、爵13件、斝3件、盉1件，說明飪食器與酒器是最早的青銅禮器組合。

乳釘三耳簋，商，通高19.1cm，口徑30.5cm，重6.94kg

田告方鼎，商，通高15.6cm，寬15cm，重1.68kg

商晚期是青銅時代的興盛期。

以河南安陽小屯為中心的殷墟出土的青銅禮器品類豐富，數量也比較多。

殷墟婦好墓是迄今所見規格最高的商王室貴族墓葬。

婦好墓出土青銅器共468件，其中禮器196件，包括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占總數的44.8%,品類有鼎、甗、簋、彝、尊、觥、壺、瓿、卣、罍、缶、斝、盉、觶、觚、爵、斗、盂、盤、罐等。

父乙鼎，通高28.7cm，口徑24cm，重6.88kg

作尊彝尊，通高27.6cm，寬22.5cm，重3.35kg

鼎是最重要的器類，婦好墓出土有方鼎5件、圓鼎26件，其他器物以酒器為主，數量多寡不一。

觚的數量最大，達53件，其次為爵40件、斝12件。

由此可知，在殷商時期，上層貴族飲酒成風。

當時青銅器的禮制似未成定例，而是依重器（主要是鼎）及酒器品類和數量的多寡，來區分墓主人地位之高低。

水鼎，西周 高23cm，口徑59cm，銘文1字 1929年陝西寶雞鬥雞台出土。

虎父乙鼎，西周 口徑16.8cm，高20cm

西周是青銅禮器制度的成熟期。

西周的青銅禮器大體延續了商晚期青銅禮器的品類，但有所增減。

突出的變化在於，西周酒器無論品類還是數量都明顯衰減。

此外，又出現匜、盨、簠、鍾等新器物。

據文獻記載，西周的青銅禮器以鼎、簋的數量組合為典型代表，各級別差異已有定製。

在宴饗和祭祀時，鼎、簋分別以奇數和偶數組合搭配使用。

天子九鼎八簋、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

堇臨簋，高16.7cm，寬33.5cm，口徑21cm，重3.66kg

史斿父鼎，通高41cm，寬19.5cm，重2.52kg

迄今為止，西周的天子墓並未發現，相關情況不得而知。

諸侯國君的墓葬，考古發掘則多有進行。

晉侯墓地位於山西臨汾曲沃天馬—曲村，共發現9組晉侯及其夫人墓葬。

晉侯墓地隨葬的青銅禮器大都用5件鼎、4件簋、2件方壺，甗、盤、匜（盉）各1件和一兩套編鐘等。

晉侯夫人墓多為3件鼎、2件簋、2件圓壺和盤、匜（盉）各1件。

魯侯爵，高20cm，寬16.2cm，重0.76kg

史宜父鼎，西周晚期，通高37.5 ，寬37cm

但上述情況不可一概而論。

晉侯墓地M91共出土35件青銅禮器，其中鼎7件、簋5件，另有編鐘7件。

該墓葬的年代在西周晚期，墓主人當為晉侯喜父。

考古發掘的資料表明，諸侯國君享用的青銅禮器與禮書關於西周禮器制度的記載大體接近，但普遍遵行就低不就高的原則。

師酉簋，高22.9cm，寬32.8cm，重4.94kg

東周時期，周王室衰微。

諸侯割據，戰亂頻繁。

與此同時，列國青銅器數量激增。

諸侯、卿大夫，甚至家臣，競相鑄造青銅器，以此顯示權力和財富。

隨著青銅禮器制度的破壞，青銅器的使用更加廣泛，不僅限於王室和上層貴族，而是已深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鳳鳥紋爵，西周中期，通高22cm，最寬17.1cm

位於安徽壽縣的蔡侯墓出土青銅器486件。

其中禮器和生活用器90餘件，含鑊鼎1件、升鼎7件、帶蓋鼎10件、簋8件、鬲8件，其他如簠、敦、豆、籩、方壺、缶、鑒、盤等均為偶數。

此外，出土樂器32件，含甬鍾12件、編鐘9件、編鎛8件。

關於墓主人屬哪一代諸侯，尚存爭議，而以昭侯申（前518—前491）說較為可信。

當時，作為小國的蔡國，介於相互爭霸的吳、楚兩大國之間，處境十分艱難。

然而，蔡侯隨葬的青銅禮器仍十分豐盛奢侈，僭越禮制若此，可見「禮崩樂壞」風氣之烈。

微師耳尊，高25.7cm，寬23.2cm，重3.48kg

概言之，夏商周青銅禮器制度的發展經歷了初始、成制和衰亡的過程。

青銅禮器的品類、形制、紋飾乃至鑄造工藝也由簡單到複雜、低級到高級，是夏商周青銅時代真實、精髓的縮影，為後世傳留下光輝燦爛的文化遺產，因而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歷程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具有深遠的歷史文化意義。

（dengwentao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