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博物館的「十大青銅名器」怎麼會沒有這件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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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看青銅器。
因為年代,因為厚重、因為精美,因為信息……。
總之,我每到一個博物館,最先看的一定是它館藏的青銅器。
我甚至用所藏青銅器的數量與質量來衡量博物館的等級。
但地方隊怎麼也抵不上國家隊。
最好的自然流入國家博物館。
國家博物館的青銅器主要在三個展區,分別是古代中國、青銅館以及近藏薈萃。
偶然看到一篇文章,列出國家博物館的「十大青銅名器」。
它所列自然都是好的,但看下來突然想到有一件也非常重要,怎麼被落下了呢?
國博的展品不說件件都是重器,也差不多吧。
如果非得大個中還選大個,大家的標準是什麼?年代+器型+紋飾以及銘文。
年代久的,個頭大的,器型漂亮的,紋飾精美的,更重要的是銘文,記載歷史事件的。
如果按照這個標準,最後一件是絕對不應該落下。
但如果最後一件入選,又該把哪一件拿下去呢?
好東西太多了,就乾脆寫國家博物館的「十一大青銅名器」好了。
鴞尊
商後期 盛酒器。
1976年出土於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
構思奇巧,整器裝飾綺麗,花紋複雜多樣,是中國古代青銅文化中的精品。
此器由器蓋與器身兩部分組成,器身口內壁鑄銘文「婦好」。
整器為一站立鴞形,器蓋置於鴞首後部,鴞昂首,歧冠高聳,「臣」字狀目,小耳,鉤喙,胸略凸前,雙翅併攏,兩爪粗壯,四趾抓地,寬尾下垂。
器通體以雲雷紋為地,器蓋飾饕餮紋,前端有一立鳥,尖喙,歧冠,鳥後飾一龍,拱身卷尾。
冠面外側飾羽翎紋,冠面內側、頸部兩側飾夔龍紋。
喙與前胸各飾一蟬紋。
兩翼前端各盤曲一條長蛇,身飾菱形紋。
尾部飾有一鴞,圓眼,尖喙,雙足內屈,兩翼平展,作飛翔狀。
此器造型生動傳神,鴞鳥兩足與下垂尾部構成三個穩定支撐點,構思奇巧。
銅尊最早見於商代,主要形制有圓尊、方尊和異型鳥獸尊等。
鳥獸尊種類繁多,有羊尊、牛尊、鴞尊、象尊、豕尊等。
鴞尊在婦好墓中同出2件,整體作站立鴞形,雙足與尾構成了3個支撐點,頭後為器口。
蓋面鑄站立狀的鳥,造型雄奇,花紋絢麗,是中國商代青銅器中的精品。
四羊青銅方尊
商 盛酒器。
1938 年湖南寧鄉黃材出土
在現存商代青銅方尊之中體型最大。
上口最大徑44.4厘米、高58.6厘米、重34.6千克
四羊青銅方尊造型雄奇,肩部、腹部與足部作為一體被巧妙地設計成四隻卷角羊,各據一隅,在莊靜中突出動感,匠心獨運。
整器花紋精麗,線條光潔剛勁。
通體以細密雲雷紋為地,頸部飾由夔龍紋組成的蕉葉紋與帶狀饕餮紋,肩上飾四條高浮雕式盤龍,羊前身飾長冠鳥紋,圈足飾夔龍紋。
方尊邊角及各面中心線,均置聳起的扉棱,既用以掩蓋合范痕跡,又可改善器物邊角的單調,增強了造型氣勢,渾然一體。
此器採用了圓雕與浮雕相結合的裝飾手法,將四羊與器身巧妙地結合為一體,使原本造型死板的器物,變得十分生動,將器用與動物造型有機地結合成一體,並擅於把握平面紋飾與立體雕塑之間的處理,達到了技術與藝術的完美結合。
出土器物的湖南洞庭湖周圍地區在商代是三苗活動區,在此地發現造型與中原近似的銅尊,表明商文化的影響已遠及長江以南的地區。
匽侯盂
西周 盛食器 1955年遼寧喀左出土
整體器具造型莊重,顯示了匽侯身份和地位的尊貴。
這件匽侯盂在遼寧出土,說明西周初年遼寧一帶是在燕國的封地之內。
高24厘米
這件器物是匽侯製作的用來盛飯食的青銅盂。
器侈口,附耳,深腹下斂,微鼓,圈足下緣附邊條。
器通體以雲雷紋為地,腹部飾回首龍紋,圈足飾鳥紋。
燕是周初分封的諸侯,始封之君乃召公奭之長子,封地在薊(今北京)。
在北京房山琉璃河亦發現鑄銘「侯」的青銅器,並發現西周時期的城址及燕國貴族墓地,是推定此處為燕國始封之地的重要依據。
匽侯盂內壁有5字銘文,器內鑄銘文5字:「匽侯作饋盂」。
匽就是「燕」字,燕國是周初分封的諸侯國,北京市房山縣琉璃河有燕國古城址和古墓葬,並出土了不少有「匽侯」銘文的青銅器,證明燕國的政治中心就在北京一帶。
召伯虎簋 又名琱生簋
西周 盛食器
簋通體黝黑,造型美觀大方,給人以富麗堂皇之感。
銘文,記述琱生在一次關於田地的獄訟中,得到本宗族宗主的庇護,達到了多占田地的目的。
銘文所記史實,與《史經•召南•甘棠》所記同,可互為印證。
高22.2、口徑21.9、足徑18厘米
此器又名六年琱生簋。
圓口,沿外折,腹微鼓,下有喇叭形高圈足。
腹兩側有鳥形雙耳。
器身前後飾大扉棱兩道,通體以雲雷紋填地,飾變形獸面紋。
簋通體黝黑,造型美觀大方,給人以富麗堂皇之感。
這是貴族琱生為其祖先製作的宗廟祭祀時使用的青銅器。
器內鑄有104字銘文,記述琱生在一次關於田地的獄訟中,得到本宗族宗主的庇護,達到了多占田地的目的。
銘文所記史實,與《史經·召南·甘棠》所記同,可互為印證。
龍虎紋青銅尊
商 淮夷 盛酒器 1957年安徽阜南月兒河出土
紋飾的主題為「虎口銜人」,意義深刻,此器也是與四羊方尊齊名的珍品。
高50.5厘米,口徑44.9厘米,足徑24厘米, 重26.2千克
器口侈大,直徑過肩,頸部較高,下部收縮,呈大喇叭狀。
肩部微鼓,下折為腹,呈弧形收斂作圜底,圈足,上飾十字鏤空。
器肩部飾三條曲身龍紋,圓雕龍首,探出肩外,活靈活現;腹部以雲雷紋為地,裝飾三組虎食人紋,寓意詭秘;圈足飾饕餮紋。
整器工藝精湛,花紋線條洗鍊,是商代青銅器中的精品。
龍虎紋青銅尊腹部的虎食人紋以浮雕虎首為中心,左右雙身,口含一人。
人無衣冠,身飾花紋。
採用這一構圖意在從正面表現猛虎的完整形象,但正面又無法體現虎的雄偉身軀,於是便採取軸對稱的布局使虎身向兩側伸展,商代饕餮紋也是運用此種構圖。
此外,在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青銅鉞上、「后母戊」青銅方鼎耳外側及山西渾源李峪村出土的春秋晚期鳥獸龍紋壺腹部,均有類似的虎食人像。
今藏於日本泉屋博古館的虎食人青銅卣,整器為猛虎食人的立體形象,更為逼真。
在商代玉器上也見虎食人像。
東漢王充《論衡·訂鬼篇》引《山海經》佚文,記有虎噬鬼魅之說。
此種虎食人像或許是取於此意,藉以震懾邪祟。
今安徽阜南地區在商代是淮夷部族的聚居地,此地出土青銅器的形制、紋飾明顯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響,龍虎紋青銅尊即是其中較為典型的一例。
青銅冰鑒
戰國 冰酒器 1978年湖北省隨縣擂鼓墩1號墓出土
世界上發現的最早的冰箱,部分採用失蠟法鑄造的較早的典範作品。
長寬均為76厘米、高63.2厘米
這件青銅冰鑒是由一個方鑒和一件方尊缶組成的青銅套器,方尊缶置於方鑒內,其底部一側有兩個長方形榫眼,另一側有一個長方形榫眼,安裝時,把這三個榫眼與方鑒內底的三個彎鉤扣合,其中一個彎鉤的活動倒鉤自動倒下後,可把方壺固定在方鑒里而不晃動,製作十分巧妙。
與青銅冰鑒配套的還有一把長柄青銅勺,勺的長度足以探到尊缶內底。
該鑒外表華麗、體態厚重、結構精巧、工藝精美,令人驚嘆不已。
《周禮·凌人》記載:「春始治鑒,凡外內饔之膳羞鑒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鑒。
」原來這種器物是古人用來冰酒的,尊缶內裝酒,鑒、缶壁之間的空間放置冰塊,在春夏之季就可以喝到冰爽的酒。
這件青銅冰鑒堪稱世界上最早的冰箱,也是當時祭祀中一種重要的禮器。
如此奢華的器物,在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時期只能是貴族才享用得起。
「虢季子白」青銅盤
西周 宣王時期 水器 清道光年間陝西寶雞虢川司出土(今屬寶雞市陳倉區)
銘文如詩,字體漂亮
長137.2厘米,寬86.5厘米, 高39.5厘米,重215.3千克
器作長方形,直口,方唇,腹壁斜下內收,微鼓,四壁各置一對獸首銜環耳,四足作矩形,是目前所見商周時期最大的水器。
器口緣下部周飾窮曲紋,腹部環飾波曲紋。
銘文凡8行111字,記述了作器者虢季子白率軍在洛水之北與玁狁作戰,斬敵首500,俘虜50人,戰後獻馘,周宣王宴饗虢季子白,並賞賜車馬、弓矢、斧鉞以資勉勵。
《虢季子白盤》中語句以4字為主,且修飾用韻,文辭優美,行文與《詩》全似,是一篇藏在金文中的詩。
同時,《虢季子白盤》字體修長,筆畫勻稱,書風如水中之月,恬靜、淡然,在西周晚期獨樹一幟,從中亦可窺見其後秦《石鼓文》及秦小篆之源。
「曾仲斿父」青銅方壺
春秋 盛酒或盛水器 1966年湖北省京山縣出土
高66.7厘米
此器蓋內與壺內壁均有銘文12字,為曾仲游父作器。
據文獻記載,「曾」有三個,一個在今山東省嶧縣,一個在今河南省柘城縣北,另一個則在今湖北省江漢流域。
這個曾仲游父壺應屬後者所鑄。
此曾國與黃國、江國互通婚姻,京山發現的97件銅器中,6件有曾國銘文,2件有黃國銘文,說明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這個曾國與黃國已經有了密切的聯姻關係。
這件青銅壺由壺蓋和壺身兩部分組成,器體橫截面呈圓角長方形。
蓋身上寬下窄,下有子口以納入壺體中,上有波帶「蓮瓣」狀捉手(共有10個波帶),蓋面中空。
壺侈口、方唇,束頸,頸兩側有立角獸首銜環耳;鼓腹略下垂;底部圈足外侈。
壺蓋緣和頸部各飾一周「S」形窮曲紋,口頸間飾一周波帶紋,腹部上下飾兩周波帶紋,圈足飾一周垂鱗紋。
器蓋內和壺內壁均鑄有銘文12字:「曾〔仲〕斿父用吉金自作寶尊壺」。
顯示此壺為曾仲斿父所作。
與此壺同出的一件青銅鼎銘作「曾侯仲子斿父」,「曾侯仲子斿父」即曾仲斿父,可知其為曾侯之子,是曾國重要的貴族。
除「曾仲斿父」青銅壺外,蘇家壠墓葬共出九鼎七簋等大量曾國器物,這說明當時這一帶屬於曾國疆域。
大盂鼎
西周 康王時期 炊器 清道光年間陝西郿縣禮村出土
鼎腹內記載了康王向孟舒述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國經驗,為史學家所重視。
通高101.9厘米 口徑77.8厘米 重153.5千克
大盂鼎系清道光初年出土於陝西郿縣禮村,先後為當地鄉紳郭氏、縣令周廣盛以及左宗棠、潘祖蔭等所有,1951年潘氏後人潘達於女士將其捐贈予上海博物館,1959年入藏中國歷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
而另一尊同為盂所鑄之鼎,形制略小,習稱「小盂鼎」,器上銘文涉及西周與鬼方之間的戰事,但此器在輾轉收藏的過程中已不見蹤跡,僅於著錄中保存銘文拓本。
大盂鼎器壁較厚,立耳微外撇,折沿,斂口,腹部橫向寬大,壁斜外張,近足外底處曲率較小,成垂腹狀,下承三蹄足。
器以雲雷紋為地,頸部飾帶狀饕餮紋,足上端飾浮雕式饕餮紋,下襯兩周凸弦紋,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樣,雄偉凝重。
銘文凡19行291字,記述了西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作器者盂所受之「冊命」。
后母戊鼎
商後期 食器 1939年河南省安陽市武官村出土
是商代青銅文化頂峰的代表作,是迄今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銅禮器。
高133厘米、口長112厘米、口寬79.2厘米
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長方形,下承四柱足。
器腹四轉角、上下緣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
以雲雷紋為地,器耳上飾一列浮雕式魚紋,耳外側飾浮雕式雙虎食人首紋,腹部周緣飾饕餮紋,柱足上部飾浮雕式饕餮紋,下部飾兩周凸弦紋。
「后母戊」青銅方鼎(曾稱「司母戊鼎」),形制巨大,雄偉莊嚴,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國古代最重的青銅器。
器腹部內壁鑄銘「后母戊「,是商王母親的廟號。
「后母戊」青銅方鼎器身與四足為整體鑄造,鼎耳則是在鼎身鑄成之後再裝范澆鑄而成。
鑄造此鼎,所需金屬原料超過1000千克。
製作如此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環節中,存在一系列複雜的技術問題。
「后母戊」青銅鼎的鑄造,充分說明商代後期的青銅鑄造不僅規模宏大,而且組織嚴密,分工細緻,足以代表高度發達的商代青銅文化。
此外,經光譜定性分析與化學分析的沉澱法所進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青銅鼎含銅84.77%、錫11.64%、鉛2.79%,與戰國時期成書的《考工記·築氏》所記鼎的銅錫比例基本相符,從中可見我國古代青銅文明的內在傳承。
絕對不應該落下的——「利」青銅簋
西周 武王時期 盛食器 1976年陝西臨潼零口出土
「武王伐紂」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
高28厘米,口徑22厘米,方座長、寬20.2厘米
器侈口,獸首雙耳垂珥,垂腹,圈足下連鑄方座。
器身、方座飾饕餮紋,方座平面四角飾蟬紋。
此種方座青銅 始見於西周初年。
銘文凡4 行32 字,即是史載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紂」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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