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勝前：考古學家的演化

考古學是一個日漸廣闊的領域，並不只有一種類型的考古學家。

不要認為考古學家就是 一幫總在野外的探險家，這樣的認識是 19 世紀的，太過時了。

考古學適合不同類型的人。

不論你好文還是好武，不論你喜靜還是喜動，考古學中都有你的位置。

魯迅說：「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考古學家的出現同樣符合這個說法，因為關注的人越來越多，越來越專注，於是就有了專門的研究者，也就是考古學家。

關注是考古學家存在的前提，尤其是社會性關注。

布魯斯·特里格講考古學與西方社會中產階級的崛起密不可分，是很有道理的。

布魯斯·特里格（1937~2006），加拿大麥吉爾大學人類學系教授，被譽為考古學界文藝復興式的人物。

其先後在埃及與蘇丹從事考古學研究。

興趣包括早期文明研究、考古學史、考古學與人類學理論。

著作有《時間與傳統》《考古學思想史》《早期文明：語境中的埃及》《理解早期文明：比較研究》《超越歷史：史前史的方法》等。

中產階級大多是專精於某個方面的人才，有鑽研的科學精神。

大部分王公貴族或是沉湎於玩樂，或是忙於爭權奪利，哪有心思去研究古物；社會下層忙於生存，也不大可能關注這種不能生錢的東西（盜墓者除外）。

傳統中國沒有中產階級，但是有一個相當於中產階級的士大夫階層。

金石學的出現就是士大夫集中關注的產物。

北宋時期，經濟比較繁榮，文人的地位有保障，門閥制度沒落，士大夫階層真正崛起，於是有了金石學。

就這一點而言，中國考古學家的出現是要早於西方的。

威尼齊亞諾的《巴喬·班迪內利的學院》中描繪的文藝復興時期古物愛好

也正是因為這樣的淵源，傳統上中國考古學家都帶有金石學的影子。

近現代西方科學的考古學引入中國，中國考古學的面貌發生了改變。

不過，傳統的影響依然存在，第一代中國考古學家大多有金石學的底子。

金石學貫通經史，按現在的說法是把哲學、歷史、藝術（書法、工藝、雕塑等）融於一爐。

研究者大多有很好的國學基礎，又在西方殖民主義擴張時期受到比較「原汁原味」的影響，所以有學貫中西的美譽（其實是挺痛苦的一件事）。

這一代人早已遠去，但他們開闢的這條路還在，只是走起來難度很大。

威尼齊亞諾的《巴喬·班迪內利的學院》中描繪的文藝復興時期古物愛好者

所謂近現代科學的考古學，主要是田野考古。

玩金石、古物的第一代考古學家都是很少去野外的，也不知道東西確切出自哪裡。

新生代的考古學家是全世界去找東西，在此過程中，受到科學精神的指引，創造出日漸嚴格周密的工作方法，進而形成田野考古學。

沿著這條路產生了一大批考古學家。

他們都是從田野工作中走來，有豐富的野外工作經驗，十分熟悉考古材料。

就像蘇秉琦先生強調的，要多摸陶片，反覆觀摩、琢磨，直到心領神會，以後再看到類似的材料，能夠觸類旁通。

不過，隨著國家建設規模的擴大，發掘項目越來越多，考古材料多到了無暇深入研究的程度，於是就誕生了基建考古，美國稱之為「文化資源管理」。

於是田野考古似乎分化成為了兩支，一種更側重於研究，一種側重於文化遺產搶救。

共同點都是以考古材料為中心的，工作重心基本在於發掘與發現。

歐洲探險家在中美洲發現的古蹟

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李濟（右一）、著名金石學家王國維（中）

長期從事田野考古工作，經常要面對各種各樣的困難，要與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所以這一類考古學家的氣質里都有幾分剽悍。

好萊塢電影《奪寶奇兵》塑造的考古學家的英雄形象就來自他們，雖然是藝術誇張，但也並非毫無根據。

《奪寶奇兵》系列電影海報

弗林德斯·皮特里

早年的考古學家如皮特里就是敢住在墓穴，喝著帶木乃伊碎片的湯，頂著沙漠的暴曬工作；發掘大師皮特·里弗斯將軍、惠勒都是軍人出身；更有甚者，如伍雷之類考古學家敢拿槍逼著中東地方官要發掘權；「阿拉伯的勞倫斯」是考古學家客串軍事領域，那也是名動一時。

培根有雲「學問改變氣質」，不同的研究路徑也會很大程度上影響研究者的氣質。

大約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考古學家中產生了一種新的類型，我們稱之為考古科學家。

隨著考古學研究的深入，各種遺存的鑑定與分析、年代的測量、古環境的重建等，都需要有自然科學背景的研究者參與，或者是具有考古學背景的研究者去學習自然科學的方法。

與此同時，一系列的考古學實驗室建立起來，從格拉漢姆·克拉克在劍橋大學辦考古實驗室算起，考古學家的形象大大改變了。

考古科學家更多是在實驗室工作，穿著白大褂，與一大堆儀器設備打交道，與頂著風吹日曬的田野考古學家形成鮮明的對比。

當代中國，因為自然科學受重視程度更高，研究項目資助力度更大，以及與國際接軌的程度更好，所以考古科學家的日子似乎要更好過一點。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又產生了一批新的考古學家，他們不像田野考古學家那麼生猛，也沒有考古科學家那麼高端。

他們也做發掘，但數量不多；他們也去調查，但形式更像是旅行（他們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取主觀感受，就像藝術欣賞一樣）；他們更多像哲學家那樣去沉思，像傳統學者那樣搜抉文獻。

有時叫他們理論考古學家，有時又戲稱沙發考古學家，其實都不那麼準確，因為他們也做田野工作，也會去做實驗工作，只不過他們的興趣更在於解釋，解釋的角度大多不是從環境變化的角度出發的，而是側重於社會的內因或者把人本身作為動因。

從理論差異的角度來說，或可以稱為後過程考古學家，但這種標籤還是不準確，比如做行為考古學的Schiffer，人稱沙發考古學家，卻是更多偏重於過程考古學。

有趣的是，後過程考古學家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過程考古學家，因為他們關心社會、文化等內在機制。

這一類考古學家的誕生使得考古學多了幾分人文氣息，仿佛又回到了考古學當初崛起的時候。

其實，當科學漫天遍野、肆無忌憚的時候，沒有一點人文加以約束與指導，是很可怕的，就像毒氣、核武器一樣。

新類型的考古學家還在不斷湧現，比如說，以後可能產生一批國際考古學家，專門在不同國家進行考古的人（千萬不要叫外國考古學家，這個名稱相當有排斥性）；還會有考古學術活動家，專門從事考古學科內引外聯的人，日漸複雜的考古學需要專門的人從事這樣的工作。

隨著考古學成果社會應用的需要，現在還產生了文化遺產這樣的一個方向，以後也許會出現一種「應用考古學家」（就像應用人類學一樣），即專門把考古學成果推向社會的人。

還有網絡時代的飛速發展，也許會產生一類「網絡考古學家」，利用網絡進行考古活動的人。

學科與社會的發展會不斷帶來新的需求，可以想像未來還會產生不少新興類型的考古學家。

當然，每一種新事物的誕生都不會只有掌聲，也會有噓聲；不會只有成功，沒有失敗。

所以，我們不妨對新事物寬容一點，這樣我們的學科才有更多的生機與活力。

如果再仔細推究一下的話，還會發現當下存在一些灰色過渡地帶，如民族與實驗考古學家，通常稱之為中程理論研究者，他們的角色也似乎處在中間狀態，並不確切地屬於上面的哪一類型。

還有一些考古學家橫跨若干個領域，可能會以某個領域為主，或是說在其學術生涯的不同階段會擔當不同類型的角色。

所以，沒有必要將這些類型標籤化，這是個動態的東西。

這裡說考古學家在演化，其實更像是分化，這個過程也是考古學不斷專業化的過程，也就是專業分工的細化。

雖然從時間上，不同類型考古學家的出現存在早晚關係，但不是說後來者就更先進，甚至都不能說更時髦。

因為社會形勢改變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你很難知道下一階段會流行什麼。

所以，從分化的角度來理解要更合適一些。

基建考古現場

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

有趣的是，在現實工作中不同類型的考古學家所偏好的工作環境也有所不同。

如那些偏好金石傳統的考古學家，他們更多會選擇在博物館工作，那裡能夠看到傳世的珍品。

從田野考古中走出來的考古學家大多是在考古研究所工作。

從實驗室里走出來的考古學家更多在研究所與大學之中。

而比較偏好理論研究的研究者多來自大學。

當然，事情並不盡然如此。

早期中國大學的考古專業更多是在生產實踐中學習，比考古所更像考古所，所以那個時代大學走出來的考古學家也多是田野考古學家；還有一個原因是那個時代各個地方都非常缺乏專業考古人員，這麼培養可能也是時代的需要吧！如今，中國大學中創辦考古以及相關專業的學校越來越多，可以想見將來會出現更多的分化（同質化是死路一條）。

回顧一下考古學家的演化史，對於即將走入考古學工作領域的同學來說可能有點幫助。

多年前，賓福德也曾寫過一篇類似的東西，不過帶著嘲諷的語氣，我在這裡更願意採用包容的態度。

考古學領域是一個日漸廣闊的區域，並不只有一種類型的考古學家，不要認為考古學家就是一幫總在野外的探險家，這樣的認識是19世紀的，太過時了。

考古學適合不同類型的人，如果你有藝術氣質且不大適應野外工作，去博物館從事與傳統文化相關的研究工作是很合適的；如果你總有一個成為科學家的夢想，那麼考古科學領域是不二的選擇；如果你總喜歡關注一些大到沒有邊際或是特別本源的問題，那麼大學能夠接受這樣的人；如果你不喜歡辦公室生活，不喜歡沒有變化的生活，那麼恭喜你，考古學還有一個非常廣闊的領域供你選擇。

總之，不論你好文還是好武，不論你喜靜還是喜動，考古學中都有你的位置。

---

文章來源：《大眾考古》2017年04期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博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