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 ▏紅山文化考察記 ——尋找中華文明的初曙

東北地區在中國歷史乃至整個東亞史中的地位至關重要，誠如歷史學家戴逸所言：它地域遼闊，南北貫通，無門庭之限；生態資源豐富，可耕可牧可漁可獵。

這裡，自古以來就是遊牧、漁獵及農耕諸民族世代生息的家園，相互角逐的舞台。

而西遼河流域又可以看作是整個東北地區的一個微縮區域。

它位於蒙古高原、東北平原和華北平原的三角地帶，是一處典型的生態環境過渡帶。

早在距今約6500—5000年，紅山文化就在這裡形成、發展，到紅山文化晚期這裡邁入了文明的門檻，成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中的重要一元。

從1935年紅山後遺址正式發掘算起，紅山文化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已經走過了80多年的歷程。

如今，學界對紅山文化有了怎樣的認識？近年來有何新的發現？帶著這些問題，記者開始了此次採訪。

▌魏家窩鋪遺址：規模最大的早中期聚落遺址

從赤峰市區沿著一條往南的公路直行約18公里，我們來到了魏家窩鋪遺址的所在地文鍾鎮魏家窩鋪村。

就在記者來此採訪的幾天前，一場大雪覆蓋了赤峰地區。

我們踏著雪走到一塊靠近山坡頂部的丘陵台地上，台地的南邊和北邊均是農田，東部有一片谷地，對面則是緩緩起伏的丘陵。

6000年前，紅山先民就在這裡繁衍生息。

魏家窩鋪遺址是2008年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時被發現的。

從2009年起，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組成聯合考古隊，對魏家窩鋪遺址進行了歷時4年的考古發掘，成果令人驚嘆。

發掘總計清理房址103座，灶址12座，灰坑201個，環壕4條。

遺址的總面積約9.3萬平方米，是目前中國發現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紅山文化早中期聚落遺址。

此前，發現比較多的是紅山文化的大型祭祀遺址、建築基址群，紅山文化房址僅發現60餘座。

紅山先民如何生活這一謎團一直困擾著考古工作者。

現在，在遺址展示區，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一個個半地穴式房址，在房址周圍分布著星星點點的小灰坑，是先民丟垃圾的地方。

房址深淺不一，深的可達一米多，淺的僅有幾十公分。

由於水土流失的原因，房址的居住面多已不存在，但其簡潔而精細的設計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房址周圍，考古工作者還發現了兩條環壕。

類似的環壕在赤峰市敖漢旗的西台遺址也曾發現過，它們將聚落遺址分割成兩個獨立的區域。

而魏家窩鋪的環壕則體現了聚落的擴張過程。

人們可以通過房址的朝向和疊壓打破關係了解到聚落髮展、廢棄的過程。

事實上，在赤峰地區更為常見的是大大小小的紅山文化遺址聚落群。

20世紀80年代，敖漢旗博物館在全旗進行文物普查時共發現紅山文化遺址502處，這些遺址多緣水分布在地勢平緩的台地。

在敖漢旗的教來河、孟克河、蚌河、老虎山河流域，常常能發現這樣的遺址群，它們往往呈現出沿河一線排列的態勢。

每一個遺址群中包括4—5個相鄰的遺址，最多的可達20餘個。

有一些群落還有面積較大的中心遺址。

在西拉沐倫河北部，考古工作者發現一處規模宏大的中心性聚落，即總面積達150萬平方米的那斯台遺址。

該遺址不僅有大量紅山文化的房址和圍壕，考古工作者還徵集、採集到紅山文化玉器80餘件。

無論就聚落面積還是房址數量而言，在紅山文化之前的興隆窪文化和趙寶溝文化都很難與其比肩。

專家據此推測，紅山文化遺址分布密集，是人口迅猛增長的標誌，而聚落間的分級和超大規模中心性聚落的出現，則是社會組織複雜化的印證。

這或許可以證明，當時的社會已經步入了較高的發展階段。

自紅山文化發現以來，考古工作者在西遼河流域找到了近千處聚落遺址點，但一直無法找到紅山先民的墓葬。

紅山文化的墓葬究竟是何形制？直到20世紀80年代，牛河梁遺址的發現終於使得謎團公之於天下。

黃昏時分，我們驅車來到了位於遼寧省朝陽市建平、凌源與內蒙古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三縣交界處——牛河梁遺址群所在地。

目前，已發現的20多個地點遺址群就坐落在努魯兒虎山山谷間，它們依山樑而建，大體呈東北—西南走向，與自然景觀渾然一體。

這些遺址群的分布範圍廣達50平方公里，是迄今所知規模最大的紅山文化晚期埋葬與祭祀中心。

1983年，考古學家蘇秉琦在位於遼寧省朝陽市喀左縣的東山嘴遺址考察後表示，要在三縣交匯處多下功夫。

不久後，考古工作者便在距東三嘴以北30公里的牛河梁發現了紅山文化的壇冢遺址，這就是令世人震驚的牛河梁第二地點。

如今，牛河梁第二地點已經罩上了橢圓形的鋼結構保護棚。

據講解員介紹，這個剛落成不久的展館由清華大學建築研究院聯合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共同設計，造型別具一格，展館的燈光開啟時，在夜空俯瞰，就像是一塊通體發光的玉豬龍。

在館內，我們看到6個原始建築單元沿東西方向鋪開，包括四冢二壇。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居中的一壇一冢。

石壇呈圓形，由淡紅色圭狀石樁砌成十分規整的同心三重圓圈，每層台基由外向內層層高起，頂上鋪石。

這座祭壇與主冢緊鄰，在整個墓地中的地位最為重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馮時發現，這三重圓圈的直徑關係與《周髀》復原的蓋圖幾乎完全一致，應當是迄今所見史前最完整的蓋天宇宙論圖解。

緊鄰石壇是一座方形冢，冢的中心是一座設有方形冢台的大墓，這種墓葬的形制很特別，墓下埋人，墓上封土砌石，再由經過加工的石塊砌出冢界，學界稱其為「積石冢」。

後來發現的紅山墓葬也都是此種形制。

有趣的是，如果將石築方台與一旁的圓形石壇放在一起，就是「天圓地方」的象徵。

馮時進一步推測，這也許就是古人祭祀天地的場所，也是後世圜丘與方丘的雛形。

更令考古工作者驚嘆的是，在牛河梁主梁的東北端，發現了一座紅山文化時期的女神廟。

經過考古發掘，我們可以看到一座平面呈「亞」字形的半地穴式房址。

人們在這座面積相當於一座房子的遺址內，發現了一尊泥塑女神頭像，仰面朝天，面頰豐滿，嘴角微揚，眼眶內嵌的玉片讓人感到目光炯然，極富美感和生命力。

那麼這尊塑像代表的是自然神還是祖先神？在蘇秉琦看來，這尊神像是模擬真人塑造，應當是紅山人的女祖。

考古學家郭大順也據此表示，牛河梁女神廟發現的重要意義在於，不僅發現了明確的廟宇，更發現了廟內供奉的神像，它已具備宗廟雛形。

這改變了中國奉祀祖像的宗廟從上古到近古迄無例證的狀況。

牛河梁這種壇、廟、冢三合一的獨特組合引起了人們的無限遐想。

紅山人祭祖、祭神、祭天是否同時存在？這與中國古人「郊」、「燎」的祭祀傳統有何關係？這些謎題都等待學界發現和解讀。

女神廟及積石冢群的發現，說明我國在5000年以前就已經進入較為高級的社會組織形式，這一發現把中華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中華文明的初曙在這裡冉冉升起。

▌農業經濟為文化興起奠定基礎

在西遼河流域，數以千計的紅山文化聚落遺址和規模宏大的祭祀遺蹟向我們昭示著史前先民生產、生活的歷史。

很多人會問，在5000年前的史前社會，先民如何在酷寒的東北地區生活？

近年來，日益興起的環境考古學研究為我們找到了答案。

事實上，在距今7000—6000年左右，地球正處於全新世氣候的適宜期，西遼河流域的氣候與植被迥異於現在，胡桃楸和樺樹組成的闊葉林覆蓋著這片土地。

在溫暖濕潤的氣候中，趙寶溝文化孕育、發展，為後來紅山文化的興起準備了條件。

直到距今6500年左右，中國北方出現了波動性的降溫。

此時海平面下降、湖泊乾涸，闊葉林逐漸減少，針葉樹種繁盛起來。

同時，便於直接採集的動植物資源減少。

學者推測，人們很難在這樣的環境下通過採集、漁獵的方式獲取食物，為了繁衍生息，原始農業開始興盛起來。

在赤峰市博物館，我們看到一組紅山文化時期的生產工具。

在紅山文化之前的小河西文化時期和興隆窪文化時期，生產工具多為石鏟，到了紅山文化時期，出現了更為精緻的窄柄弧形石耜，類似於現在的犁，鬆土效率比之前大大提高。

此外，紅山文化時期還出現了成組的磨盤和磨棒，用於研磨穀物。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國祥表示，紅山文化中期以後，出現了配套的掘土、收割、加工農具，這表明紅山文化時期的農業經濟有了顯著發展，已經趨於成熟，為人口的迅速增長奠定了基礎。

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利用植物考古學研究紅山時期的農業經濟狀況。

我們來到位於赤峰學院的植物考古實驗室，該校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孫永剛正帶領學生利用浮選法辨識史前植物遺存。

土壤中的植物種子很容易炭化腐蝕，而經過炙烤的植物炭化遺存卻可以歷經千年而不朽。

所謂浮選法，是通過水的浮力將土壤和植物迅速分解，從而獲得植物種子的炭化遺存，再通過顯微鏡的觀察辨認出其種類。

孫永剛告訴記者，2009—2010年，考古隊對魏家窩鋪遺址進行考古發掘過程中，他們每發現一處遺蹟，就採集一份浮選樣品，先後共採集浮選土樣127份，在這些樣品中發現了部分粟和黍等農作物遺存，從粟和黍的籽粒大小、性狀特徵看，屬於栽培種，這說明農業在紅山文化生業方式中占有一定地位。

21世紀以來，浮選法的普遍運用使學界對粟和黍的起源有了進一步認識。

在距離魏家窩鋪遺址不遠處，距今8000—7500年的敖漢旗興隆溝遺址中，考古工作者也發現了粟和黍的植物遺存，這是目前歐亞大陸上所發現的具有直接測年數據的最早的小米遺存。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趙志軍認為，這證明興隆溝的先民已經開始種植粟和黍等農作物，1000年後的紅山先民繼承了這種生產方式。

北方旱作農業的起源和形成過程漸漸明朗起來。

這項重要發現在2015年舉辦的第二屆「世界考古論壇」上獲得了考古研究成果獎。

不過，有學者也提出，西遼河上游地區的生業形態與中原地區有著顯著不同，西遼河上游地區位於蒙古高原、東北平原和華北平原的三角地帶，是一處典型的生態環境過渡帶。

在紅山文化的很多遺址中還能看到用於狩獵的石鏃。

在魏家窩鋪遺址的浮選中，也發現了大量的魚骨和部分動物骨骼，這說明漁獵、採集也是紅山先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陶器見證文化傳承與演變

經過幾十年的努力，考古學家根據發掘資料構建出西遼河上游地區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框架體系，已經正式命名的考古學文化包括小河西文化、興隆窪文化、趙寶溝文化、富河文化、紅山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和夏家店上層文化。

在沒有文字留存的史前時代，了解文化的面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同的文化之間有怎樣的存續關係？它們之間如何影響？考古工作者在深埋於地下的遺蹟與遺物中尋覓著答案。

在先民留下的種種遺物中，陶器的使用周期短，紋飾變化明顯，是反映不同考古學文化面貌的重要證據。

自舊石器時代以來，中國大陸南方與北方就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石器技術譜系。

華中至華南一帶發現的初期陶器多為圜底釜，而東北部至遠東地區則盛產平底筒形罐。

在赤峰學院紅山文化中心陳列館裡，擺放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赤峰地區發掘的成果。

在這裡可以看到很多極具區域特色的筒形罐。

這些筒形罐多以平坦的泥板為底，再用泥圈層層套接成罐形，為加固器壁、增大摩擦力，同時出於美觀考量，先民在罐身上施以各種紋飾，最常見的是一種「之」字形紋飾。

考古工作者通過復原實驗了解到，手持一薄片狀的工具在未乾的陶胎上連續壓印即可呈現出這種紋飾。

這種「之」字紋飾最早出現在興隆窪文化中期，至晚期已成為興隆窪文化的主要紋飾，並一直延續到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時期，成為紅山文化陶器的典型紋飾，其影響波及東北地區，甚至遠到日本列島、朝鮮半島等遠東地區。

有經驗的技師很容易就能通過紋飾分辨出陶器所屬的考古學文化。

帶領我們參觀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技師王東風說，興隆窪文化、趙寶溝文化和紅山文化的「之」字紋飾很相近，但也有細微的區別。

如興隆窪文化晚期的筒形罐壓痕較直，而紅山文化陶器的弧線較多，且後期出現了網格紋。

在陳列館的紅山文化展區，還陳列著一種有別於「之」字紋筒形罐的陶器——泥質紅陶缽。

經過歲月的磨洗，仍可以清楚地看到紅色器身上一道道短而斜的黑彩，這些優美的圖案是用天然礦物質描繪後再入窯焙燒而成的。

劉國祥告訴記者，彩陶是紅山文化最富代表性的施紋工藝，它不僅廣泛應用於日常生活的器物，也用於祭祀的禮器。

比如在一些紅山文化的積石冢邊，就埋有一排排無底的彩陶，它們起到烘托莊嚴氣氛的作用。

彩陶工藝還被用在陶人製作上，眼球是小圓片，塗黑彩燒制之後嵌入眼眶之中。

總的來說，紅山文化對於彩陶的應用在整個中國新石器時代很具有代表性。

考古工作者發現，這種彩陶紋飾與仰韶文化的後岡類型極為相似。

劉國祥說，在遼西地區早於紅山文化的小河西文化、興隆窪文化、富河文化和趙寶溝文化中均未發現彩陶，紅山文化彩陶的出現無疑是吸納了黃河流域彩陶因素的結果，紅山文化的彩陶工藝技術最有可能是由後岡一期文化傳入遼西地區的。

不過，紅山文化典型的彩陶紋飾，如平行線紋、單勾紋、雙勾紋、勾連紋、垂弧紋、菱形格紋等，都可以在興隆窪文化和趙寶溝文化的陶器紋飾中找到根源，這說明彩陶的演變也深受本地固有文化傳統的影響。

而到了小河沿文化時期，印有「之」字紋飾的筒形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印有繩紋的鼓腹罐；燒制黑彩的技藝也逐漸被淘汰，人們開始直接用礦物質在陶器上繪製紋飾，一種圖案更為繁複、精緻的彩繪陶器就出現了。

但是，從興隆窪文化單一的筒形罐，到紅山文化時期筒形罐與彩陶器共存，再到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盂形鬲，直至春秋戰國時期的燕文化仍然可以尋找到當地早期筒形器的影子。

文化基因如何傳承與變異，並且碰撞出火花，可以從陶器的演變中窺見一斑。

▌區域文化間的文明火花

具有仰韶文化因素的彩陶與具有細石器文化特徵的陶器同時存在，這是紅山文化一個極為重要的特徵，也是了解中華文明起源脈絡的一把鑰匙。

不同地域、不同特色的文化如何碰撞、融合，最終匯聚成璀璨的中華文明？中原地區和東北地區的文明有何關係？當考古學家將手電筒照向長城以北的遼西地區，謎底漸漸浮現。

早在20世紀30年代，考古學家梁思永就已經意識到紅山文化具有南北文化雙重特性，在長城南北沿邊文化接觸區域進行考古發掘，進而將上古史與考古學進行對比研究是梁思永一直計劃卻未能完成的夙願。

後來，蘇秉琦將遼河流域考古工作放在了重要地位。

蘇秉琦在1985年召開的山西省侯馬晉文化學術研討會上寫下詩作：「華山玫瑰燕山龍，大青山下斝與瓮。

汾河灣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晉文公。

」詩中「華山玫瑰」和「燕山龍」分別指的是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和紅山文化的代表性因素，象徵著中國古文化的兩個重要區系。

遼河文明與黃河文明究竟如何發生作用？隨著20世紀以來紅山文化研究的不斷推進，這一線索也越來越清晰。

蘇秉琦認識到，仰韶文化與紅山文化在距今6000年前各自從自己的祖先衍生或裂變出優生支系，它們在河北北部的桑乾河上游相遇，在大凌河流域重合，產生了以壇廟冢為象徵的文明火花，後南下在四五千年間於晉南與來自四方的其他文化相聚，共同形成中國本土的基礎。

在距今約5000年左右，西遼河流域的環境轉向乾冷，一度繁榮的紅山文化急劇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小河沿文化。

紅山文化昔日的光輝雖已沉埋於地下，但它的基因卻早已注入文明的主動脈，為中華文明的最終誕生積蓄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