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的「守戒」與「破界」

感謝我們的各位老朋友，像今天的鄭岩教授，姜生教授，還有我們的羅二虎教授。

也感謝我們各位新朋友，這其中有學術上新銳的「新」的意義，也有我們以前未曾謀面的「新」的參與者。

今天我想用10分鐘左右的時間，做個開場白，也算我的一個發言吧。

我這個發言如果給它一個題目，那就可以叫做《考古學的「守戒」與「破界」》。

第一個「戒」是清規戒律的那個「戒」，「守戒」；「破界」，是界限的界。

我想，今天我們這個會，它有一個隱含的非常重要的意義。

首先，我想談考古學的本身是有它自己的內在的規定性的，就是說它應該有「戒」要守。

守什麼戒呢？我覺得有三個方面非常重要。

第一個方面，就是它的田野考古的科學方法。

因為我們考古學，從田野資料的科學地獲取，到室內的整理再到綜合研究，它有一套比較合理的方式和方法，以此形成了現代考古學，這個現代考古學就區別了傳統的舊金石學，甚至某種意義上也區別了我們跟文物學之間的關係。

那麼我們知道，這套方法還在不斷的擴展，從過去的我們講的兩個車輪：類型學、地層學，還在不斷地把這些方法再延展、再擴充。

比方從碳十四斷代的運用開始興起的把科技手段引入考古學，形成了我們現在考古學的很多分支學科，像植物考古學、動物考古學、冶金考古學、環境考古學等等，我在這裡就不一一例舉了，這些技術手段的利用都在拓展我們這些方法。

這些方法我有的時候講用「科技考古」這個詞是不準確的，科技是一種手段，我們如果說對這些科技手段要進行一個考古學的研究，我們把它叫「科技考古」，利用科技手段進行考古，它還是我們傳統考古學的一種方法的擴充，一種拓展。

所以這個「戒」，我想應該守住。

那麼，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個考古學田野方法的一種規定性，所以在我們考古材料具體的獲取、研究、闡釋的過程中要引入第二個重要的「戒」。

那就是說，我們是一個系統地觀察和分析的過程。

我們的系統不是說單一的個體不重要，一座墓重要，一個遺址重要，但是僅僅靠一座墓，一個遺址，甚至靠這個墓葬當中出土的一些器物群或者個別器物沒有辦法解決我們一個體系的問題。

這個體系也就是說從歸納到詮釋，這個體系它要用大量的計量，大量的數據，它是一個系統工程。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請注意，才形成了考古學特有的表述方式，也就是說從考古學文化這個定義開始，到考古學文化下面的類型，到考古學文化類型下面的對器物的型和式的劃分，它都是一套特定的表述方式。

這個表述方式，我經常講，我們不要輕易地去濫用，我們一部分同學在不了解這樣的一個方法的時候容易給它貼標籤，那樣的分型分式很隨意。

這個分型分式它需要解決的比方說年代的序列問題，還有更重要的就是這個事物、此事物和彼事物之間它的類聚性的問題，就是說同和異，我們怎麼去區分它，你要怎麼去看待這個同與異，它背後是有什麼樣的一些因素在發揮作用？因此呢，這一點，我們講它是一個系統地觀察和分析。

第三個方面，我覺得我們應該守的一點就是說要有一個本位的回歸。

前不久《考古學報》開了一個會議叫「歷史學視野下的中國考古學」，本來我是要去參加這個會議的，因為《考古學報》的主編馮時先生跟我，我們曾經討論過，在當今有兩種非常危險的傾向。

第一，要麼考古學什麼都是，通通貼上考古學的標籤，包括很多文物販子，所謂的「國寶幫」可能也會利用考古學的這個名聲，實際上他們跟考古學沒什麼關係。

第二，還有一種發自於我們體制內的傾向，就是什麼都不是。

考古學要跟誰劃清界限，我們要跟誰理清關係，我們應該做最純正的最純潔的考古學。

我覺得這兩種傾向都不對。

我們的本位的回歸呢，我覺得應該回歸到一點，考古學它首先是歷史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要研究的考古學本體是以物入手的，但是絕不僅僅限於物，我們要透物見人，要看到背後的人的活動。

所以最根本的是要研究人，要研究個體的人到群體的人，再到群體的人組成的這個社會，以及這個社會的發展演變和它的流動。

這些「戒」非守不可，不守就不成其為考古學，那就有可能形成什麼都是，什麼都不是，陷入一個非常混亂的局面。

但是我講了這些以後，並不等於說考古學要自命清高，我們要釐清界限做孤家寡人。

所以，第二個我想說的是考古學還要「破界」，要打破，一個「破」字就是要打破學科之間的藩籬。

其實我們想一想，如果說從做學術來講，我們來考察它的話，中國古代我們就沒有那麼多的清規戒律，從來文史哲是不分家的，六經皆史，處處皆可做文章。

而且那個時候的知識體系它是一個非常完備的知識體系，就是以我們舊傳統的金石學而論，其實你也可以看到它當中也閃爍了很多我們現代考古學的光芒。

我舉個例子，如果說去讀清人徐乾學的《讀禮通考》，請看他的第82到第100卷，他是集中的觀察了墓葬。

從墓葬的葬法葬制，從平民墓葬到皇家帝陵，從它的棺槨制度到它的明器制度，他形成了他的一個系統，這個裡面包含的信息量非常廣大。

徐乾學做什麼的？他是考古學人嗎？他不是，他有這樣的清規戒律嗎？他要把什麼什麼劃出去嗎？我想他不會有這個想法。

他是一個我認為非常成熟對傳統文化研究的一個範例。

徐乾學的這個《讀禮通考》，我們的老師，張勳燎先生，從我和羅二虎老師讀書的時候，就叫我們要去讀，我們現在也讓我們的學生去讀，我們就可以看到古來從無要把學科之間搞得非常壁壘森嚴的這樣一個局面。

另外我還想說，我們今天所有的地下考古的遺存是必須有田野考古領隊資格，有考古發掘執照，你才能進行地下發掘。

這是因為考古學有田野考古工作方法的科學性，被賦予了國民和國家對你的信任，但並不等於所有的發掘物是你考古學者的私利，是你的專利，你可以壟斷考古資料，你可以壟斷髮表，拒絕其他學科借用進行研究。

這個時代過去有過，但今天早已不復存在。

所以我們站在今天講，我認為考古學一定要「破界」，不「破界」考古學會走到自己的一個學科發展的死胡同裡面，沒有新的路徑。

我想這裡有一個例子，就是我今天特別想講的，以墓葬研究為例，今天我們會議的主題仍然是研究墓葬。

那麼想一想，這個墓葬的研究除了我剛才講的考古學家們，我們可以對這個墓葬進行批量的分析，進行分期排年，進行地域性的特點歸納以外，一些個別的墓葬，比方說隋煬帝的墓葬，曹操的墓葬……這種個體的名人墓，我覺得呢它已經完全不必要再使用這套我們類型學的方法給它定位，但是還需要用其他的方法，比方歷史學的方法，我們才能夠對這兩座墓葬和類似的這些考古遺存進行非常好的解讀。

所以從來就是歷史學、考古學、宗教學、美術史我們都可以並肩作戰來開展墓葬研究。

近年來，我特別認為，這裡我要非常感謝鄭岩先生，他譯介了以巫鴻、汪悅進一批西方美術史界學者的著作以後，對我們考古學界，尤其是歷史時期考古和美術考古這個領域衝擊甚大。

因為他讓我們至少看到了，比方說我們大家過去不太注意的其實在「三禮」，就是《周禮》、《儀禮》、《禮記》當中早已經提到的從殯到葬到祭三個階段的劃分。

還有，通過他們的研究我覺得更重要的還拓展了我們的思路。

我們不僅看到了為死者所做的一切，還應該關懷生者和他們的關聯度，比方說怎麼立之於後世，這些祭祀的後人，他們跟墓葬之間形成了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還包括像工匠、製作者，你看四川的畫像石、畫像磚，畫像磚的製作那是帶有商業性質的，這些工匠、製作者甚至包括贊助人，那麼更不要說，從墓葬的形式構造，棺槨制度當中所蘊含的線條、色彩、空間，若干概念的引入，我覺得這一點是美術史帶給我們考古學的很大的空間。

因此我曾經讓我的一個學生做一個題目，他做得不是很完美，但至少，我覺得這是受到啟發給了我們這一個題目，就是你做一做漢墓它的祭祀空間的問題，這個應該說是直接來源於我們美術史帶給我們新的啟發。

因此，我最後幾句話，我們青年沙龍今天辦到了第三期，怎麼辦能夠越辦越好，王煜他剛才提了一些想法，這些想法大家還可以探討。

但我覺得今天出現了一個好的氣象就是說，今天不僅僅是青年在參加這個沙龍，我們今天非常感謝我們還有不那麼年輕的，算中年甚至我們可以算老年了，比方我，比方羅二虎教授，我們可能要算作老年了，按照現今算法，姜老師和鄭老師你們應該算到中年，然後我們再坐的，像耿朔、袁泉、陳長虹，包括王煜，他們要算到青年。

所以現在我們老中青三代人，我們經歷了不同的考古學發展的時段的歷練，我們再回過頭去反觀我們走過的路，我想將來的路應該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寬廣。

這就是我對這次沙龍的一個祝詞。

另外，最近我注意到，川大的明遠考古社採訪了鄭岩教授。

我非常感謝，兩方面的感謝。

第一，感謝鄭岩教授百忙之中能夠接待川大的這幾個年輕人，講得多好啊，建議大家一定要讀一讀；第二，也感謝明古社的這幾位年輕的我們的同學，你們已經有這樣的一種理念，我相信你們會成為我們非常重要的生力軍。

謝謝各位！

霍巍教授簡介：

1957年2月25日生，河北邢台人，教授，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四川大學博物館館長、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所長，研究方向為中國西南考古（西藏考古）、漢唐考古、文物學與藝術史、文化遺產與博物館學等。

（ 整理人：邱雅婕、鍾勝 指導老師：王煜 審稿：霍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