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遺產時代的考古學

作 者：曹兵武

作者簡介：曹兵武，中國文物報社

原文出處：《南方文物》(南昌)2014年第20142期 第10-14頁

考古學、博物館學、文化遺產學幾門學科分別從發現與研究、保護、展示、利用等不同角度處理人類遺產，探索人類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問題，因此常常被相提並論。

近來，國內不少高校或者借考古學升格一級學科的機會將考古專業擴充為考古文博系、考古文博學院甚至文化遺產學院，或者新建考古文博專業等，但對幾門學科的相互關係卻探討不多。

近來，筆者先後參加首都師範大學的文化遺產學科建設和中國人民大學考古文博系成立暨學科建設等座談會，茲將會前會後的思考一併草成此文，從考古本位的角度略作申述，以就教於方家。

一、學術史與社會史：雙重視野中的反思

劃分考古學史可以有多種視角和不同的觀點，如果將考古學放在超越其內部視野的社會史角度來說，文化史的考古學(重在科學地復原現代社會人類所渴求的已逝的早期人類歷史)、過程主義的考古學(即新考古學，重在吸收其他學科參與考古學及科學的人類歷史重建工作，完善考古學的理論與方法)和文化遺產的考古學(重在考古資源的社會化共享、傳承與管理)①，大概不僅可以立論，而且可能是當下最具概括力的考古學發展所經歷的三大階段。

文化史階段的考古學以地層學和類型學來立論，以地層學理論指導發掘，出土遺存則以類型學原理整理分析和研究，以文化演變時空框架和譜系建構為主要學術目標。

過程主義考古學即通常所說的新考古學，以古人類的行為、文化演進過程和動力法則為學術目標，並為此探索和確立諸多的考古學中程理論(中間理論)，如考古埋藏學、民族考古學、環境考古學、聚落考古學、社會考古學、性別考古學等等，並大量引入現代科技與其他學科參與人類古代的重建工作。

這套目標與理論方法對於考古同行具有天然的誘惑力。

儘管仍然有不少人反對在中國採納新考古學的標籤，但是實際上我們卻不得不承認，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考古學的理論、方法和實踐，在中國基本上已經是遍地開花。

儘管經濟社會的發展、特別是基本建設中的考古發掘為更多的新發現提供了契機，但這段時間中，發掘手段、方法及資料的處理、理論的武裝等，則多是屬於新考古學的，尤其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國家項目，更是極大地推動了多學科合作的考古發掘與研究。

因此可以說，在蘇秉琦先生的區系類型學說成熟之後，最近一二十年中國考古學的長足發展主要就是集中在新考古學方面。

包括配合基本建設中的考古中，儘管在課題意識、理論方法和學術水平等方面仍然存在諸多欠缺，但如果僅僅是地層學的把握，以土方量來測算申報經費的支持，現在也早已經不再行得通，大家都已經認識到應該包括很多樣品的採集和科技的分析手段，來更準確地把握疊壓打破關係、儘可能多地提取出土器物之外更多的信息和資料以開展綜合研究，年代測定、科技考古、環境考古等手段被普遍運用，不少考古單位還建立了相應的機構，配備了相應的設備乃至田野移動實驗室(車)，原來那種一柄探鏟、一把手鏟包打天下的局面早已結束。

近年來，隨著考古學的快速發展，文物工作諸多方面對考古工作基礎性的要求，加上考古學成為國家教育部認定的一級學科，不僅對於教學、科研資源的配置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業界也更有機會重新檢討考古學的學科架構，以及考古學與文物、博物館、文化遺產諸相關學科的關係。

可以說，現在我們已經走到了文化遺產的考古學的門口甚至開始邁進其門檻。

如果要預測未來一段時間考古學新的增長點、成長點，我認為非要考慮到這樣一個大的時代背景不可。

已開發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我們在進入21世紀、尤其是2006年初國務院下發《關於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通知》，要求進一步加強文化遺產保護，並決定從當年起將每年6月的第二個星期六定為我國的「文化遺產日」後，社會各界的遺產意識普遍覺醒，遺產保護與傳承漸漸成為社會運動。

如此一來，關注包括古蹟遺址在內的考古遺存等遺產已不僅僅是學術性問題，也是一個事關社會發展和公共資源管理與利用的社會性問題。

作為發展較為成熟的考古學與博物館學，為適應這一潮流，較早就提出公共考古學和新博物館學(公共博物館學)②以適應時代之需。

公共考古學在我國多被稱為公眾考古學，其研究領域已經涉及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公眾考古教育、文化遺產所有權、文化遺產的闡述與展示權、專業考古界與公眾之間的溝通等諸多領域。

而公共博物館學以研究博物館如何服務觀眾、服務社會，而且區別於傳統的研究博物館內部業務的普通博物館學，並在上世紀70年代之後，隨著生態博物館、社區博物館等理論與實踐的崛起，而成為博物館界的主流。

但是現在看來這些仍然遠遠不夠，時代呼喚具有整體性的文化遺產學科建設，考古學也必須進行整體性的理論反思和學科調整。

文化遺產時代的考古學，並不是要拋棄作為考古學基礎理論和方法的地層學與類型學，更不是說新考古學確立的研究人類行為、文化過程和社會文化變化背後的動力法則的學術目標過時了，相反，其需求的古代遺存的年代定位應愈益精確，學術的研究要更加深入，但是這些都遠遠不夠了，考古學應該要更加關注學科和社會的關係，關注古代遺存的現代價值及其作用，這已經不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大眾考古學或者公眾考古學所可以概括、容納的。

這也不完全是考古知識普及、考古信息共享、考古配合基本建設等問題，而是考古學與社會共同進步，融入乃至推動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並反過來為考古學提供更多可能性等更深層次的問題。

因此，考古學在探討學科的基礎理論、基本方法和古代社會經濟文化等內容之外，應該考慮到考古信息、考古知識、考古資源的社會應用問題。

考古學應該響亮地提出應用考古學這個名字，探討建立應用考古學這門新的分支學科，以對學科結構尤其是人才培養等進行調整和整合。

二、從考古資料到人類遺產：考古學的延伸和應用考古學的維度

文化遺產尤其是物質文化遺產其實與傳統所說的文物就是同義語，其相關內容可分為發現(如考古調查、發掘)、研究、保護及傳承利用等不同工作環節或者領域，已經寫入《文物保護法》的「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針就是在當下中國國情中對其相互關係的科學闡釋。

但是，對於文物本體的認識、價值的評估乃是所有這些工作的基礎、前提，因此考古學實乃文化遺產領域的基礎性、核心性學科，而且考古學不應該固守象牙塔，僅僅關心學科自身有興趣的資料發現與研究問題。

文物工作——文化遺產對考古學的依賴幾乎是全面性的。

比如，近年我國所開展的不可移動文物普查工作，是摸清文化遺產家底的重要手段，主要就是依靠考古調查等技術手段和力量來進行的，不僅諸如古代遺址、墓葬等地下遺存是這樣，包括諸如石窟寺、古建築等傳統遺產以及巨型的線路、景觀、村落、城鎮以及工業遺產等新型遺產類型的發現、登錄等也是這樣。

其中，對新發現遺產年代的確定、測量和記錄、評估等，基本上就採用的是常規的考古方法和做法。

還有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中作為前提條件的價值評估，也早已不是傳統的學術研究的資料性價值所能概括。

遺產的價值，是對人與遺產關係的一種界定，其資料性價值只是遺產與學術研究者之間關係的體現，隨著多元主體、多種文化、多重利益相關遺產意識的覺醒，對遺產價值評估變得空前複雜和動態化。

除了通常所說的歷史價值、科學價值、藝術價值等，為了更好地予以保護和利用，還需要在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的宏闊背景之下進行綜合評估，甚至是不同群體乃至代際之間利益的權衡與博弈。

但是，無論如何，遺產價值的判定離不開對遺產本體的認識，也離不開其中所包含的歷史、科學等方面的信息及其釋讀，其價值正是這些內容在不同時空背景下人們對其認知的程度及其在經濟社會中互動的勢位。

新考古學有所謂的context archaeology(背景考古學)，特別關心考古遺存形成和存在的背景，強調在特定的背景下來分析和認識考古遺存，和基於多元利益與多重關係的遺產價值評估的做法就很有幾分相似。

就遺產的保護來說，更多的時候不僅僅是個技術和工程等能力問題，更是價值的選擇、取捨或博弈。

因此，不僅價值是否應該以及如何保護的重要依據，考古發掘本身也早已引進了保護的理念和手段，對出土遺物遺蹟的現場保護，既為了現場和今後更好的觀察與研究，也為了今後展示傳播和其他社會作用的發揮，它們已經是與考古工作相互依託的構成部分。

而拋開保護過程中價值取捨的複雜考量不說，考古發現及現場處理也是科學的保護措施的診斷性基礎。

現在大家越來越認識到展示已經成為越來越重要的遺產信息與價值傳播的新的手段。

原來讓公眾了解出土文物與遺蹟等相關信息，可能更多的是專家們寫科普性文章，甚至是利用影視傳播等手段，現在公眾更喜歡參與和體驗，需要有更多的直面遺產本體的機會。

但是，無論是何種傳播，依然需要對遺產本體之外信息與價值的適當的呈現，需要有專業人士的詮釋和解讀，甚至需要為公眾的參與和體驗提供專業性引導和其他服務。

因此，展示不僅僅是簡單的文物擺放和遺蹟遺址開放，而是一項綜合的複雜性工作。

相信如果考古發掘、研究及相關工作能夠考慮到這個問題，遺產展示的信息量和水平都會有較大的改觀。

再有我們經常提到的遺址保護、展示和考古遺址公園建設規劃中考古學與規劃學科的兩張皮問題，其實不論原因何在，根本上大家還是希望考古學應該有更多、更實質性的參與。

因為，無論是遺址的保護還是展示，人們都希望使其價值受到合理對待，希望將其可看之處以適當的形式呈現給觀者，這裡邊當然也包括考古發現和研究的成果。

因此，所有這些遺產工作的相關環節無論是內容還是方法，都和考古學有關，也是考古學可以應用並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地方。

而誠如文物工作方針中以「加強管理」作為收官，因為所有這些問題歸根結蒂就是個管理的問題，如果說文物工作的基礎是價值判斷，是考古學研究等，而整個文化遺產工作的核心就是管理，是對遺產資源及其價值的科學合理合法的配置，兼顧專業與公眾、過去現在與未來，因此，管理具有提綱挈領、綱舉目張的效應。

公共考古學中有考古資源管理的內容，應該放在文化遺產的大平台上和文物工作的全流程中去進行重構。

其實從考古學誕生以來，就一直注意吸收其他學科的成果，連其最基本的地層學與類型學都是分別借自地質學和生物學，考古學從來就不完全是書齋中的考據性學問，而是充滿了田野的芬芳和實踐性的探索。

進入新考古學階段的考古學已經具有了自覺的開放性，成為很多不同學科施展才華、開展合作的共同平台，並產生了一些新的理論和方法。

有學者精闢地將它們概括為考古學的中間理論或者中程理論③，這一方面促成了一批相關的新的交叉學科，同時也極大地豐富了考古學整體性的理論與方法寶庫，使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考古學及相關學科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使得我們所認識的人類古代愈加清晰。

進入文化遺產時代的應用考古學，要求考古學不僅應該吸收更多的學科參與考古，更應該注重走出去、融進去並展開新的價值發現環節，並經過新的跨學科實踐，再產生一批新的理論和學科發展的增長點。

但是傳統的考古學多是採用拿來主義為我所用，是內向的，是為了將人類消失在時空黑洞中的過去看得更為清晰。

在文化遺產時代和生態文明的建設中，考古學應該攜帶自己的積累與歷史的經驗向前看，向外看，加大應用研究和實踐，不僅要復原過去，而且要復活歷史，讓古代人類的生存信息、經驗與智慧加入現代生態文明的合唱。

通過考古學學會向後看併科學地發現和揭示的歷史，這是文藝復興運動以來人類最偉大的進步之一。

學會用已經發現和認識的古代及其蘊含的知識、智慧向前看，科學地處理當代生存與發展的寶貴資源，也許是考古學的另外一個重要的貢獻。

著需考古學家的探索。

三、公共考古學或應用考古學：內容與框架

其實從考古資源受到盜掘、基礎設施建設與環境變化等威脅開始，考古學就已經開始介入社會了，並提出考古知識普及及公共考古學等問題，但是卻往往是被動地搶救、應對，或者呼籲各界的關注，儘管考古發掘的背景、考古隊伍的組成和任務以及學科結構本身都發生了很大變化④，但因為缺乏主動的接納和理論提升，因而仍然存在著很多的隔閡，作用受到很大的局限。

因此，考古學應該自覺迎接文化遺產時代和生態文明社會的到來，明確地提出應用考古學這個概念和這個發展的方向，應該系統梳理，總結提煉若干理論和方法，放在文化遺產的大平台上，成為公器，為社會所用。

在當下中國的語境中，無論是公眾考古學也罷，還是公共考古學也好，其實主要問題都是一個：考古學應該走出自我封閉的環境，學以致用，或許應用考古學這一稱謂更能體現一種主動的精神並概括其實質。

從內容方面來說，文化遺產時代的應用考古學大概應該涵蓋以下方面：

一是考古知識應由專家知識成為公共知識乃至公民常識，以提高公眾的歷史與科學文化素質。

考古信息的公開與傳播在業內有行業性的共識和標準，但是考古知識的普及儘管有很多專家做過不少努力，但是遠未成為行業的自覺和要求。

考古學家應該認識到，文化遺產時代，考古信息也是公民諸多的知情權之一，是資訊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歷史維度所必備的人文基礎之一。

因此，這裡不僅有大眾媒體、專業媒體的責任，更有政府部門、考古專家自身以及媒體的責任在內。

二是在發揮考古資源作為學術資料的科學價值的作用之外，也要努力使其能夠融入地方和經濟發展之中，成為社會發展資源和文化建設資源。

考古資源管理和科學合理配置，出土文物、古蹟遺址的保護與展示，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等，不僅和這個有關，而且也都應該是為了這個目的。

文化遺產如果不能轉化為社會發展的資源，真正成為被公眾所接受和認可的遺產，不能傳承，那就會失去其作為遺產的價值。

三是考古資源所攜帶的豐富的古代信息、經驗、生存智慧能夠為現代乃至未來社會提供鏡鑒，真正實現遺產的現代與未來價值。

這也是上述的資源共享形式到內涵與價值的真正內化，是更難的過程和事業，需要我們開展圍繞考古資源的多元利益、多重信息、多種價值以及其所包含的真善美的充分交流和對話，達成公共或者包容性的價值認知與群體認同，以使文化遺產融入社會並成為當代人文精神的有機組成部分。

四是實現考古學的擴張或者轉向。

當然，這不是要拋棄固有的考古學基本理論和方法，以及學科自身的目標與基礎工作，而是在專業的基礎上的社會化與大眾化，是考古學的延伸，從而讓考古遺存與考古信息以及考古工作在推動社會與文明向博物館化生存、向信息生態化生存的科學發展與新型生態文明中，成為重要的信息源和調節閥。

這也是考古學在迅速變化的時代和社會中加深加寬自己安身立命之存在基礎的內在需要。

就當下的緊迫任務來說，考古學應理順專業與普及、學術考古與基建考古以及考古和博物館、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文物保護與文化遺產工作等的關係——這些論題每個都值得以專文申說，而這些也正是科學考古學和應用考古學，或者傳統考古學與文化遺產時代考古學的關係，不僅需要從本體論、認識論角度進行理論廓清，更需要從資源的產業鏈角度思考和處理不同的需求及問題，完善這個鏈條上的薄弱環節。

就具體的考古學家來說，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基礎上，還有以下幾點應予關注甚至積極地躬身參與：第一是做適當的知識普及，第二是保護好資源，第三是參與資源的規劃、開發和利用傳承等工作。

總之，公共考古學不僅要在考古從業者與公眾之間分享考古資源所具有的歷史、科學、藝術等價值，而且應主動、系統地承擔起挖掘、建構其社會價值、經濟價值等責任。

為此，從理論與方法論建設的角度來說，考古學需要探索考古傳播學、考古評估學、考古規劃學、考古保護學、考古展示學，以及考古(包括考古資源)管理學等。

這些既是應用考古學或者說公共考古學重要的構成部分，也是非考古學家莫屬的工作。

因此，擴大考古學結構範圍，甚至構架統一的、更具整合性的文化遺產學是十分必要的。

越來越多的高校除了傳統的考古學科，已開始設立文化遺產專業、博物館專業，甚至將它們歸併在一起，設立考古文博系(例如新成立的中國人民大學考古文博系)乃至考古文博學院(北京大學)和文化遺產學院(西北大學)，因此，對這些學科關係的系統梳理與反思、對這個背景之下考古學科建設進行反思和重新設計就是非常必要的。

因為作為一級學科的考古學是直接面向本科的教學與人才培養，這個階段是一個人走向專業領域和職業生涯的重要的分水嶺。

四年的大學本科教育，當然不可能什麼都學深學透，熟練掌握，但是這是走進這個行業最關鍵的階段，而入職以後的基本的觀念和概念，基礎性的知識，基本的技能，都應該是在這個階段奠定的。

因此，相關的知識架構、課程設置、學科建設等，都顯得尤其重要。

如果僅僅以固有的考古單位以會不會挖來衡量今天的考古學專業的學生，實在是太狹隘了。

不會發掘或者發掘不夠熟練，經過幾年的實際鍛鍊應該基本上都沒有太大問題，基本功可以再去練，但是這樣一個人的知識結構和與學科發展相關的思想觀念、問題意識等，以及和其他學科、和社會需求大勢的對接能力，則會確定其長遠的發展格局和與進步空間。

我們明顯感覺到近年來應用考古學方面人才的需求是非常可觀的。

全國具有考古發掘資質的考古所等單位只有近百個，其人才吸納能力相當有限，而其他文博單位、基層文物部門如博物館、文管所等則非常需要既懂考古等相關專業、也有一定其他知識準備的年輕業務骨幹，這樣的單位則數以千計。

再如全國有近5000處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如果按照有關法律規定，每一個都有專門機構或者專人進行管理，那麼，什麼樣的人適合去做？如何管理？大概具備應用考古學相關知識的人才應是不二的人選吧？

因此，無論從考古學學科建設與發展還是滿足社會需求等方面看，確實是到了應該提倡公共考古學——更確切地說是——應用考古學的時候了。

①通常的考古學史則將考古學劃分為文化史的考古學(傳統考古學)、新考古學(過程主義考古學)和後新考古學(後過程主義考古學)。

②這一點，博物館界似乎來得更徹底些，新博物館學主要就是從以物為本向以人為本的公共博物館學的轉型，而新考古學儘管與公共考古學的出現密切相關，但主要仍然是學科內部範式的突破。

③新考古學的代表人物賓福德認為，從具體的考古遺存到關於已經消失的過去的社會、文化、精神等抽象認識，不能僅僅依靠共同的感覺基礎，或者常識，而是需要有中間性理論和方法作為推導的範式，主要有兩個分支學科，一個是實驗考古學，一個是民族考古學。

這也是他提出過程主義考古學之後著力最大的兩個領域。

④比如國外的合同考古(contact archaeology)和國內的配合基本建設考古，無論考古學界如何認識和定位，都已經成為考古調查與發掘的主要構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