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中國需要更多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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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塑造民族靈魂，文化引領國家復興。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我國幅員遼闊的大地上散落著燦若繁星的文化遺產。

在這其中，大遺址作為最為直觀和最具代表性的一種文化遺產類別，不僅是古代先民不斷勞動創造和改造自然的重要遺蹟，更蘊含了豐富的歷史信息。

透過大遺址我們有可能復原和重現出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等方方面面。

原文 ：《架起文化遺產核心價值轉化的橋樑》

作者 |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 張冬寧

圖片 |網絡

近十年的探索實踐證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是一種成功的文化遺產保護模式，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重要舉措。

其作為一種大規模、綜合性的文化遺產保護方案，非常符合當下中國的現實國情：一方面能為城市發展建設與文化遺產保護中的人地矛盾提供一個合理的解決途徑，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另一方面更能充分激發文化遺產自身的活力，真正發揮其愛國教育和人文遊憩功能，增強公眾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文化遺產核心價值是堅定文化自信的有力抓手

文化遺產是中華文明血脈得以延續發展的文化基因。

縱觀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所篩選出的大遺址，無一不是具有突出普遍性的中華文明典型代表，他們是國家層面不可替代的歷史記憶，是中華民族起源發展、傳承融合的重要見證，更是我們的根與魂。

如代表亞洲大陸古人類進化的周口店遺址，證明中華五千年歷史文明的良渚遺址、擁有中國最早系統文字的商都殷墟、中國「大一統」王朝開創者的墓地秦始皇陵、「政啟開元，治宏貞觀」的神都隋唐洛陽城等等。

一座座氣勢恢弘的大遺址背後，所體現出的不僅僅是當時的生產水平、社會制度、族群關係、宗教信仰和社會風俗，其所承載的文化遺產核心價值即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之重大貢獻，更是不同時期人們價值觀、宇宙觀和社會治理觀的綜合產物。

縱觀中華文明數千年的發展演變，無論是早期以血緣為基礎的王國階段，還是之後以地緣為基礎的帝國階段，人們的行為處事準則都是以「禮」和「規矩」為核心的價值觀所決定的；而在構建天、地、人三者之間相互關係時，人們的宇宙觀則經歷了從「四方中心」到「陰陽五行」的演變軌跡；價值觀與宇宙觀又共同保證了具有普遍約束力的社會治理觀的行之有效。

不同的文明擁有不同「三觀」，正是這種中華文明的獨特三觀智慧，才形成了我們「獨一無二」的文明形態，作出了對世界文明的突出貢獻。

可以說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通過深入分析不同時期人們價值觀、宇宙觀和社會治理觀對其所產生的深層影響，可以最終梳理總結出其所代表的中華文明對於整個人類社會的關鍵貢獻之所在。

這種貢獻見證了中華文明對於人類文明發展所奠定的基礎，確保了在世界範圍內對於中華文明的廣泛認同，證實了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歷史厚度，更進一步證明了我們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

實現文化遺產核心價值的有效轉化

創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一方面能深入發掘遺址的考古研究潛力，另一方面更能發揚其應有社會現實效應。

考古公園除了具有科研、教育、遊憩等基本功能外，最核心的意義在於能將遺址的文化遺產核心價值和考古最新發現成果在園區內進行有效的大眾化、通俗化的轉化。

考古公園不僅可以對遺址原貌進行真實性的展示，展現其所擁有的歷史文化、科學技術、藝術審美等基礎價值，更能將其所蘊含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闡釋為公眾聽得懂、看得明、說得清的「中國故事」，最終讓每一位來到園區的公民都能充分領略到該處文化遺產對於中華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發展的貢獻。

鑒於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受眾層次的複雜性，在將遺址劃分為不同功能區域的基礎上，要想講好中國故事，實現文化遺產核心價值的有效轉化，需要充分創新多種媒介載體和傳播方式。

除去傳統的博物館展示和園區導覽以外，還需依託自身的空間優勢加強實景演出、現場互動、虛擬現實等新興傳播手段。

尤其是VR和AR等虛擬現實技術作為一種突出沉浸性和交互性的新興科技手段和智能信息終端，可以很好地對現實環境進行數字化模擬和存儲，並再現和重塑本已消逝了的歷史信息，讓公眾重新走入當時的歷史環境，真正實現與文化遺產的深入連結。

此外，結合網際網路技術創建能在線遊覽的數字化園區亦可實現遺產價值的全球化傳播。

總之，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作為文化遺產活態保護的一種重要模式，能充分發掘遺址本身的文化遺產核心價值，並將其轉化成為代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中國故事，堅定我們的文化自信，有力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精神動力。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25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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