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考古學學科目標和文化遺產的核心價值

摘 要：承載文化與文明發生髮展過程中核心基因的物質文化遺產，是不同時期宇宙觀、社會治理體系及核心價值觀三者相互作用的產物，是不同時期統領社會進程的核心價值觀影響下的產物，它體現的是全社會成員在核心價值觀指導下所形成的物質形態及其展現出來的觀念體系。

文化遺產不僅具有與生俱來的歷史、藝術和科學等價值，還蘊含超越這三大價值之上的核心價值即文化價值。

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迄今並未得到深入的發掘和系統的詮釋，與中國考古學學科目標及人才培養體系僅探求文化遺產的三大價值理念有關。

突破傳統價值認知框架的局限，創新考古學學科定位，形成長時段觀察文化和文明的研究理念，探索發現和闡釋文化遺產文化價值的研究路徑和研究方法，弘揚中國文化和文明發展演變過程中優秀文化的當代價值，方可在全社會形成文化遺產就像生命中的空氣、陽光和水一樣須臾不可或缺的共識，讓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活起來，有助於形成未來中國社會發展的文化軟實力。

一、文化遺產的傳統價值

（一）我國文化遺產事業發展的現狀

我國文化遺產事業起步晚、發展水平低，遺產價值觀和保護意識仍不成熟，全民性的文化遺產保護理念和態勢亟待確立。

改革開放以來，文化遺產保護領域最明顯的特徵是實踐探索多於理論總結，傳承利用中經濟需求大於文化需求。

由於缺乏資金、保護觀念還未深入人心等原因，對遺產的價值、性質、功能和傳承性缺乏充分認識，特別是不能深刻認識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致使文化遺產事業時常陷入保護與開發孰輕孰重的兩難困境。

當前的中國正處於一個城市化進程加速和大規模城鄉建設互相疊加的特殊歷史階段，因此，文化遺產保護也處在了一個最艱苦、最嚴峻、最緊迫的歷史階段［1］53。

近百年來，中國考古學雖然取得了巨大的學術成就，但是文化遺產事業仍然沒有得到全社會的充分認知，也尚未及時有效地將這些成果轉化成為國家、社會及個體觀察五千年文明的能力與智慧，文化遺產遠未發揮出其對當代社會發展應有的啟迪和指引作用。

對文化遺產價值認知的偏頗可能是造成文化遺產保護不力的重要因素，對文化價值的忽視可能是近幾十年來影響中國文化遺產事業發展的根本原因。

（二）探究文化的概念內涵

文化是當今世界上最複雜的一個概念。

文化和空氣一樣，無所不在，它沒有形狀，所以無法描述；它沒有範圍，所以很難界定。

然而文化卻包羅萬象，幾乎要把人類的一切包含進去［2］1，它滲透在我們每天的生活當中，我們一刻也離不開它。

在中國古代，「文化」指人文教化，「人文」是族群共同體在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系列觀念性文化體系，「教化」是共同規範產生、傳承、傳播以及得到認同的過程和手段［3］。

在西方，學術意義上文化的概念出現在19世紀中葉，或認為是一定民族的生活方式；或認為是人類學習和製造工具特別是製造定型工具的過程；或認為是人作為社會成員所獲得的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音樂、風俗、法律及其他種種能力的複合體；或認為是人類在社會歷史過程中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

狹義上的「文化」單指精神文化，即社會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典章制度、政治、社會組織、風俗習慣、學術思想、宗教信仰、文學藝術等。

自文化的概念形成後，立即受到不同學科的青睞，內涵也隨之不斷變化，雖然外延有廣有狹，迄今理解並不完全一致，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不外乎典章制度、社會習俗、文化藝術、文學創作、哲學宗教、科學技術等［4］494。

（三）反思文化遺產的價值認知

2013年和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曾兩次對保護文化遺產作了重要論述，展示出新時期黨和國家對文化遺產價值前所未見的認知高度。

正如總書記所言，文化遺產不僅是專家眼裡的古董，也不僅是那個時代的精美物件，更應該讓其中蘊藏的精神鮮活起來……為人類提供正確的精神指引和強大的精神動力。

這種認知超越了以往僅從「合理利用」的技術層面思考文化遺產的認知局限，標誌著黨和國家將文化遺產事業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標誌著我們對文化遺產價值認知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可以預見，它必將成為影響和指導未來中國文化遺產事業發展最核心和最有力的理論依據。

多年來，以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為核心的技術價值認知體系主導了文化遺產事業的發展。

我們研究和工作的目的，更多地停留在與大眾分享文物、文字和遺存等這些留存至今的文化遺產的屬性、時代、出土地點及年代等基本歷史信息上，而在弘揚其中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以及回應與滿足公眾對於精神的高層次追求時則顯得捉襟見肘、力不從心。

由於客觀上迴避了從人本、文化的角度來探討文化遺產價值的工作，因而缺少通過對文物遺存的研究來探討中國文化、中國文明發生的動機、機理、規律的認識，不能很清晰地闡釋多元一體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的規律，說不清楚對國家、社會、民眾，包括從業者具有啟迪作用的文化價值是什麼；說不清楚傳統文化中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價值是什麼。

由於文化遺產對誰（個體、村社、區域等）基本上都還屬於他者範疇，或大或小破壞文化遺產的行為屢見不鮮，尤其是法人違法、地方政府破壞文物的現象屢禁不止。

誠然，文化遺產三大價值是文化遺產保護實踐活動開展的基礎，通過對文化遺產價值的認知、揭示和傳播，我們構建了考古學意義上的時空框架，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大眾對歷史知識的渴求。

但是，倘若文化遺產的價值發掘僅僅停留在這一層面，而不能上升到哲學意義的高度，並且在實踐中延續這樣的思維定勢，我們仍舊很難自覺地去發現和提煉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既找不到讓文化遺產活起來的內容，更找不到讓它活起來的方法。

因此，以三大價值為核心的認知框架欠缺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歷史縱向維度，公眾的遺產價值觀和保護意識亟待走向成熟。

文化遺產是歷史上不同時代人類文化和智慧的結晶。

文明的真諦是人文精神和文化價值［5］8～37，作為文明的過去式［6］，文化遺產蘊藏著不同時代的人文精神及文化價值，文化價值居於文化遺產價值體系的核心位置，發揮著文化遺產最主要和最重大的功能。

但是，長期以來我們的注意力停留在文化遺產與生俱來的歷史、藝術和科學等一般價值的層面，忽視了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沒有充分認識到文化價值是人類文明最根本的價值屬性。

如果僅關注物質層面的形態變遷，僅追求物質文化遺產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我們便難以發現和闡釋隱藏在物質文化背後制約社會成員行為能力與行為方式的文化價值，當然，讓文化遺產中仍具當代價值的內容「活起來」便無從談起。

如果繼續沿用此前的思維方式和研究路徑，我們既無法有效化解當下中國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出現的管理體制制約、經濟槓桿導向和利益階層分割等困境，也無法給參與者、體驗者以文化意義上的思考和啟迪，更遑論為民族和國家發展提供正確的精神指引和強大的精神動力。

二、文化遺產的核心價值（文化價值）

（一）創新文化遺產的價值認知

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由於長期以來我們關於文化遺產的價值訴求僅僅局限在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的層面上，才造成考古學學科和文化遺產事業的困境。

在讓文化遺產活起來的呼喚下，我們的疑問必然又回到學科的出發點，即考古學考什麼，怎麼考？文物保護保什麼，怎麼保？文化遺產傳承什麼，怎麼傳？我們認為，讓文化遺產「活起來」的不應該僅是歷史、藝術和科學三大基礎價值，而應當是讓超越三大價值的核心價值——文化價值活起來。

一般而言，人們已經接受把相對複雜的「文化」概念從觀念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和物質文化三個層面來理解和看待。

觀念文化在某種程度上相當於價值層面上的核心文化價值，是指一個民族為判斷事物所形成的價值體系，它是介於哲學和意識形態之間的一種深層次的文化，包括文化心態、文化心理、文化觀念、文化思想和文化信念等，觀念文化是影響人類繼續生存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可以視作影響民族文化形成發展過程中最核心的DNA；制度文化指在觀念文化的影響下，形成於歷史發展過程的調節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的各種制度；物質文化是在觀念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制約下所創造出來的體現一定生活方式的物化的存在［7］235。

文化遺產事業以發現、保護遺蹟遺存為主要任務，以物質文化為工作對象，期望達到「透物見人」，通過對物質遺存的了解達到研究物質文化背後的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從而發現文化、文明演變發展規律，發現不同歷史時期的核心文化價值。

但是，繼續秉承目前的學科目標和價值訴求的話，已有的實踐已經告訴我們，上述的理想依然很難實現。

近年來，一些致力於文化遺產價值研究的學者，已經開始意識到對文化遺產價值認知的偏頗可能是造成文化遺產保護不力局面的重要因素。

比如陸建松認為文化遺產最本質的屬性是文化資源和知識資源，其價值主要體現在社會教育、歷史借鑑和供人研究、鑑賞上，經濟價值是其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衍生物［8］；李曉東提出文物核心價值體系是文化，核心內容是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和科學價值［9］；葛承雍指出文化遺產是活的歷史的記憶，它的本體價值與民族、民眾的物質生活息息相關，文化價值則與精神生活密不可分［10］。

呂舟等也將文化遺產的價值從原來的三大價值擴展到包含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在內的五大價值，認為社會價值包括了記憶、情感、教育等內容，文化價值包含了文化多樣性、文化傳統的延續及非物質文化遺產要素等相關內容①。

此外，文化景觀、文化線路等還可能涉及相關自然要素的價值。

（二）挖掘文化遺產的核心價值（文化價值）

於人類而言，如果將文化價值比喻為人體的「魂」，那麼歷史、藝術、科學等三大價值則相當於人體的「魄」。

文化價值讓每一個民族具有獨具一格的精、氣、神，是一個時期、一個區域內的人們之間形成的、共同認可並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準則。

物質文化遺產的形態、組成、分布以及彼此間的關係等都是文化價值約束下的產物。

長期以來，由於「文化」在使用中不斷地泛化，致使我們雖然意識到文化遺產三大價值的局限性，也意識到文化遺產價值中應當還有更重要的超越三大價值之上的核心價值，即文化價值，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裡我們所指的「文化價值」在某種程度上講仍然是技術層面上的價值。

文化的核心是價值問題，不同時代和不同民族的文化有不同的價值體系和價值觀［11］。

文化價值觀是指一些國家或地區絕大多數人認同並長期傳承的價值觀。

文化價值觀的構成有兩個要素：其一，被一些國家或地區絕大多數人所認同；其二，長期傳承而持久不衰。

這些被普遍認同的價值觀由於植根於國家或地區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土壤之中，所以被稱之為文化價值觀［12］。

任何社會歷史時期都有屬於該社會發展階段的核心價值觀，它是經過較長發展時段逐漸形成的統領和反映包括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等在內的一整套價值（規則）體系；它意味著身份象徵、文化認同等，體現在物質文明中，固化在精神生活里，對全社會成員具有普遍的約束力，能幫助引領族群達成共同的理想，是構成族群文化自信的基石。

通過對文化遺產進行全面的分析研究，探究蘊含在文化遺產中的文化價值，有助於認識和理解一定歷史時期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變化的互動關係和互動結果。

（三）創建研究文化遺產核心價值（文化價值）的新理念

文化遺產事業主要包括考古研究、文物保護和遺產管理三項既相互獨立又相互銜接的工作過程和內容，在中國文化、中華文明視野的觀照下，三者各有獨立的研究理論、知識體系和技能要求，但在探究文化遺產文化價值的目標上三者能夠統籌起來，相輔相成構成一個整體，多學科綜合、相互融合成為文化遺產保護最主要的學科和行業特徵。

如何構建由文化遺產價值認知、價值保存和價值實現組成的文化遺產價值的學科體系；如何培養具有研究中國文明的學術視野，胸懷探索文化遺產三大價值之上的文化價值的學術理想；如何讓中國文明形成過程中的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在當代中國發揮更大的凝聚力，形成實現中國夢的創新能力等，發現和研究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是我們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國文化遺產事業當仁不讓的職責和歷史使命。

文化遺產是人民大眾的事業，探究文化遺產文化價值的義務和權利屬於全體人民，它存在於文化遺產事業的所有工作環節中，與我們每一個人都密切相關。

文化遺產價值的闡釋沒有停止符，需要在保護傳承過程中持續地發掘和揭示。

我們不僅應把真實完整的文化遺產傳承給後代，更應該在保護的基礎上從不同的層面發現文化遺產價值中的當代價值，使文化遺產不斷產生對現代文化生活更多更大的社會效益。

只有在新形勢下構建順應國際文化遺產領域發展、適應中國文化遺產事業發展的學科理念，才能以更具前瞻性和國際性的視野不斷創新文化遺產研究、保護和管理的各項工作。

三、考古學學科定位

（一）中國考古學的歷史成就和使命

經過近百年的發展，中國考古學已經形成較為成熟的理論和技術方法體系，成為整個文化遺產領域的基礎性學科。

考古學的理論、方法及學科目標不僅影響考古學自身的發展，對文物保護以及文化遺產管理也有著強大的影響力，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中國文化遺產事業的發展，這是中國文化遺產事業發展歷史所形成的。

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發展，不僅能夠告訴我們過去關於歷史文化的看法有的不夠正確，有些偏見應該糾正，許多不知道的事情需要補充，而且更重要的是應當為我們認識古代歷史、追朔文化傳統，提出創新性的方法和手段［13］。

近百年來通過考古學構建中國歷史的物質文化框架使命已經基本完成，考古學家蘇秉琦認為，考古的根本任務在於要對中國文化、文明的起源與發展，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作出正確的回答。

數十年過去後，蘇先生的願望依然沒有實現，現有文化遺產保護和管理的教育理念、學科發展和人員素養已明顯不能適應和滿足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快速發展。

（二）原有學科定位的歷史局限性

學科是人們為了認識、了解自然與人文及社會等客體，並將這些「客體」進行「人為」的「分割」而創設的［14］。

歷史證明，越來越細化的學科劃分在對學術產生積極影響的同時，的確也對學術發展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不僅不利於研究的前進，甚至成為探索文明的障礙。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受前蘇聯考古學理論與模式的影響，我們構建了「斷代考古式」的考古學學科框架和研究體系。

「斷代考古式」的考古學理念影響到考古學的教育教學模式、課程體系、人才培養目標以及專業人才隊伍構成等各個方面，這樣的學科目標設定以及迫不及待地希望撇清歷史與現實關聯度認識的傾向，使得我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學術理想、學術評估限定在證經補史的藩籬中而不能自拔。

我們關於考古學的學科定位始終局限在研究古代社會的層面上，「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以研究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科學」［15］②的學科定位，代表了近百年來中國考古學人對考古學的認知。

我們遵循此學科定義，通過對古代遺存的了解，探究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特定遺存所代表的人類行為模式和生活方式，建立了不同地區古代遺存的編年序列，逐步構建完成特定地區的物質文化演進史，並基本構建完成了960萬平方公里範圍內古代文明物質文化演進的時空框架。

當基本完成區域性、全國性的物質文化譜系框架的構建任務之後，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缺陷便不斷地顯現出來。

由於方法論以及研究路徑等問題，研究者未能全面深刻地看到文化遺產的物化外殼和形式之下古代社會發展演變過程中人類取得的最主要的文化成就和演變規律，更難清楚地認識和了解其中還存在著哪些尚未得到充分表達的代表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也缺乏探究文化遺產中具有當代價值的能力。

在完成物質文化譜系框架的構建任務後，我們需要從文化發展的縱向視角，考慮建構發現文化遺產文化價值的研究體系；要從具體問題中「跳出來」看全局、看整體、看關係，通過對物質文化遺存的研究，達到認識該物質遺存存續期間的文化價值體系的目的；嘗試總結和歸納出這些表象內在及相互間的關係，抽象、概括出規律性的內容，進而探討中國文化、中華文明發展的規律。

（三）考古學學科定位的時代創新

近百年來中國考古學發展歷程表明，將學科目標定位為通過物質遺存研究古代社會歷史的追求，必然導致我們用一系列體系化的、可以觸及的物質遺存代替本應生動鮮活的歷史的行為，無法通過對這些物質遺存背後人的文化行為的探究，描繪出一幅幅展現中國豐富多彩的文化和厚重歷史的網絡［16］。

正是由於缺乏上下五千年中華文明史的學術視野以及深刻洞察文明和文化的人文情懷，沒有構建完成透過這些物質遺存去覺察和發現蘊含在其中的、屬於那個特定歷史發展時期的文化價值體系的意願，使得物質遺產的文化價值迄今並未得到深入的發掘和系統的詮釋，客觀上滿足不了文化遺產事業發展過程中，個人、區域、社會和國家對通過文化遺產價值的探索來提高文化軟實力的願望和要求。

現代考古學更關注對人類的行為表現和文化發展之間的互動關係的研究，探索不同地區古代社會長時段發展演進的一般規律，尤其是通過對古代文化演進規律的探究，嘗試為當代以及未來國家、社會、區域、社區乃至個體的生存和發展等方面，提供富有建設性的啟發和思考，以及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和理論支撐。

我們需要將關注點從一個具體的時代和對象，擴展到系統地關注形成不同地域長時段文化演變的一般規律性的發現和認識上來。

此外，如果能夠把人類在各個歷史階段的各種人類文明進行橫向比較，在更宏大的背景下觀照中國考古學，將其建立成更趨完整的學科體系，將使得我們的學術研究能更好地適應時代的需求。

正是基於上述的認識，我們認為，考古學是通過對古代物質遺存的了解，研究不同時期天、地、人相互關係及人類社會發展演變規律的一門學科。

考古學以古代人們生產生活過程中遺留下來的物質文化遺存為研究對象，通過對物質遺存本體及其相互間關係的分析和研究，探討不同時期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通過對天、地、人互動模式的理解，分析文化和文明的發生、發展與演變規律，從而為當代的社會發展提供精神動力與智慧啟迪。

這一學科定位，強調研究者需要有對上下五千年中國文明發生髮展積極探索的學術理想，需要有相對精深的文化洞察力與解析能力，需要有透過文物遺存的研究來探討中國文明發生髮展動機、機理和規律性認識的願望，以此來觸摸和感知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探究和發揮它的作用與功能。

只有如此，才符合考古學的學科地位和歷史使命，更有助於保持學術研究的完整性。

與考古學學科目標定位相適應的還有文博人才培養理念和培養體系的調整與革新，要摒棄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所形成的斷代式考古的理念與方法，努力使受教育者形成以探索中國文化、中華文明發展演變過程及規律的理想，培養受教育者形成長時段觀察、理解、研究物質文化遺產的思維，形成將具體的研究對象置於中國文化發展過程的整體框架下進行思考的學術自覺。

四、宇宙觀、政體觀、核心價值觀下考古學目標的實現

（一）文化遺產是宇宙觀、政體觀和核心價值觀相互作用和影響的結果

文化遺產是一個民族、國家或群體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這種財富構成了該民族、國家或族群區別於其他民族、國家或族群的重要文化特徵。

文化遺產是人的心思智力運用自然界的質與力的作品，它凝結了一個國家（民族）的聰明才智、感情和理想［16］。

文化的變化是全面的，物質文化上的變化必然與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變化互相關聯［17］。

物質文化或者精神文化，是在統領社會發展的核心價值觀約束下的產物，表現的是社會成員在核心價值觀約束、指導下所形成的物質形態及其展現出來的觀念。

由物質遺存的形態特徵，包括同類因素間大小多少及空間布局等表現出來的內容，均是核心文化價值觀在物質層面的體現。

當我們不了解產生物質遺存時期社會的核心文化價值，不了解那個時期社會大眾的所思所想以及精神訴求，則很難探究那個時期人們所信奉的價值觀。

不對隱藏在這些物質遺存背後的文化價值予以揭示，發現和解析其間內在的邏輯，也很難獲得對物質因素之間互動關係的科學解釋。

物質文化遺產的形式與內涵，表達和反應特定時代人類對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總體認識，蘊含和體現特定社會歷史時期的思想、觀念和精神。

我們可以將承載文化發生和發展過程中核心基因的物質文化遺產看作是由不同時期宇宙觀（天地人相互關係認知體系）、政體觀（社會治理體系）及核心價值觀（文化價值體系）三者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特定產物。

（二）在宇宙觀、政體觀和核心價值觀視域下，創新和實現考古學的新目標、新發展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③。

「宇宙」是萬物的總稱，是時間和空間的統一，宇宙觀是關於天、地、人之間互動關係的認知體系，宇宙觀最基本的特徵是視天地萬物為一個有序的系統，它囊括神、人、動物、精靈與魔鬼等所有事物，人們相信日月星辰的天體運轉規律會影響到人世間的生老病死，宇宙觀包括宇宙的起源、天地等運行規則、天地規則對人世間的影響方式以及途徑、人世間在天的支配下的應對等。

不同時期宇宙觀最核心的功能是為社會治理體系健康順利運轉提供合理性與合法性支撐，這一支撐不僅僅在文明時期如此，即使是在文明社會產生之前也是如此。

不同時代宇宙觀有所不同，受此影響，聚落形態中重要中心聚落的某些功能區劃設計是以當時的宇宙觀為指導的［18］68。

中國古代宇宙觀依次發生過三次變化，即顓頊之前的人人通天觀、顓頊至商周時期的四方中心觀以及戰國晚期至鴉片戰爭期間的陰陽五行宇宙觀，相對應地，社會治理體系經歷了從部落聯盟（酋邦或萬國）到王國再到帝國的發展演變，核心價值觀經歷從史前時期核心價值觀（？）到禮（周文化核心價值觀）再到規矩（漢文化核心價值觀）的發展嬗變。

顓頊絕地天通後，國家開始從部落聯盟中脫胎誕生。

那時的人們認為，天上有一位統御宇宙的上帝，王是上帝在人間的合法代理人，以商王、周王和他的祖先為中心，王藉助祖先崇拜而壟斷神權，通過祭祀祖先達到和上帝直接溝通的目的，王成為集治權與神權為一體的化身，政治地理的四方邊緣異族政體拱衛著王的中心性［19］44～94，此階段的宇宙觀為四方中心宇宙觀。

商周階段作為最高等級的王所使用的「亞「字形大墓，就是這種宇宙觀的體現［20］，墓室中央棺槨中的王，就是上帝在人間的代表，四條墓道代表著四面八方的方國。

戰國之後的宇宙觀是由陰陽、四方、五行和八卦等概念相互關聯而形成的龐大和複雜的體系，這一體系將人類世界的各種概念範疇，如身體、行為、道德、社會秩序和歷史變化與天地、空間及季節轉換、自然現象相互關聯起來。

不論是史前，還是王國，或是帝國時期，觀測天象制定日曆的觀象授時，不單是一項純粹的天文技術，更是一項獨占獨尊的政治權利，觀象授時與祭天特權，成為顯示王或皇帝不僅是塵世間最高的統治者，而且是天命的唯一傳達者和執行者，擁有無可置疑的通天法力。

觀測天象的技術和理念會在社會生活中打下深深的烙印。

社會治理體系包括政治制度、政府組織和選舉制度等，是一套形式上的安排，它的不斷的解構與建構，正是為適應社會發展面臨的挑戰和變化。

除卻本身在技術層面不斷補充和完善外，它也需要從宇宙觀層面尋求合理性與合法性的理論支持。

一個社會在完成宇宙觀、社會治理體系的建立之後，另一項重要和必然的任務，即為保障社會治理體系的健康運轉而構建出約束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相互關係的核心價值觀。

任何一個統治階級為了自身利益都要有所提倡並有所反對，所提倡的東西就是希望人們追求的一種價值理想，它具有價值導向作用；相應的，人們會根據理性認識和自由意志、精神的和物質的生產能力，在全面的多樣化的發展需要、個性原則和集體主義相互促進原則之下，做出一定的價值選擇，由此，社會價值導向引導個體具有了一定的價值取向［21］221。

核心價值觀是在一個相對長的時期，一個社會所形成的，在宇宙觀指導下，符合社會治理體系需求的全社會成員之間形成的、彼此認可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則；包括相對一致的思想、行為規則、目標等價值判斷體系，它用來約束和指導全社會成員的所思所想和行為處事。

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時空範圍內，構成社會的各種因素一般來說總是相互協調的，處於大致和諧的狀態。

通常情況下，屬於這一社會的個體都是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通過同樣的標準來協調彼此行為的，人們在行動中遵循同樣的價值觀並扮演著社會規定的各種角色［22］21。

人類所製作的器物和創造的文化，是在社會性因素制約下形成的，它反映了全社會共同的生產技術水平和思想文化傳統。

我們認為，在特定的時期，為使社會按照一定的模式有序運轉，社會的管理階層要創造出一套具有普遍約束力、能反映主要社會成員意志、且行之有效的社會治理體系（政體觀）；為使這套管理體系的運轉具有合法性與合理性，需要構建一套與之相適應的較為完備的認識天、地、人之間相互關係的理論體系，為社會治理體系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依據的宇宙觀；為使這套社會治理體系獲得全社會成員的普遍認可，還需要構建出一套能夠引導和約束全社會成員行為處事方式的核心價值觀（文化價值體系）。

歷史證明，若三者之間能形成高效有序運轉的態勢，則表明此體系之下的社會是相對和諧的，反之就會出現動盪。

探究不同時期一定社會中社會治理體系與核心價值觀、宇宙觀之間的互動關係及互動模式，或許能夠幫助我們發現隱藏在文化遺產背後的文化價值，而不僅僅只是發現蘊含其間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

文化價值是一種具有抽象意義的綜合價值［23］2355~2357，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就像空氣、陽光和水一樣，是我們生命中須臾不可或缺的，無論個人還是社區，區域還是民族，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能充分和全面地回答「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去」的蘇格拉底之問。

它能促成區域、民族、國家在未來發展問題上達成廣泛的共識，能形成對國家、民族歷史進程的基礎性和方向性判斷能力，實現對未來社會發展的把握能力；有助於提升對國家、民族的自信心及文化認同，提高社會成員整體素質，包括增強國家和民族間跨文化的溝通和理解。

此外，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不是一人一時一地可以解讀清楚的，也不是一次性發掘完成的；不是某一學科的能力可以獨立完全勝任的，而應該是各專業的核心學科目標。

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是一個漸進式的發現、揭示、闡釋與傳播的過程，它對於人性的提高和社會的進步意義深遠，我們必須深入了解，實時更新，不斷創新，這也正是文化遺產永恆魅力之所在。

注釋:

①參見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中國國家委員會制定：《中國文物古蹟保護準則》，2015年，「第3條 文物古蹟的價值包括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科學價值以及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

②相近的定義還有：根據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物質資料，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的歷史。

③參見《尸子》。

參考文獻:

［1］單霽翔.文化遺產·思行文叢［M］.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2012.

［2］石曉娜.中國文化一本通［M］.北京：朝華出版社，2008.

［3］王威孚，朱磊.關於對「文化」定義的綜述［J］.江淮論壇，2006（2）.

［4］譚家健.中國文化史概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

［5］彭樹智.我的文明觀［M］.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3.

［6］張中奎.第二屆世界遺產論壇綜述［J］.重慶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2）.

［7］《馬克思主義哲學》編寫組.馬克思主義哲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

［8］陸建松.文化遺產豈能「貼現」［N］.解放日報，2003-06-30.

［9］李曉東.略論文物核心價值體系［N］.中國文物報，2008-06-02.

［10］葛承雍.中華文化遺產的歷史形態與當代意義［J］.中國文化研究，2011（2）.

［11］李志林.中國傳統價值觀的兩重性及其近代變革［J］.探索與爭鳴，1992（4）.

［12］張利華.論文化價值觀的兩重性［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5（1）.

［13］李學勤.文物中的古文明［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14］劉慶柱.21世紀中國考古學面臨的任務［N］.科技導報，2014（31）.

［15］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考古學》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

［16］胡適.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M］//胡適文選.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85.

［17］張光直.論「中國文明的起源」［J］.文物，2004（1）.

［18］何駑.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論與實踐探索［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

［19］王愛河.中國古代宇宙觀與政治文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0］a張光直.說殷代的「亞」形［M］//考古與歷史文化——慶祝高去尋先生八十大壽論文集（下）.台北:正中書局，1991；b艾蘭著，汪濤譯.龜之謎——商代神話、祭祀、藝術和宇宙觀研究（增訂版）［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21］韋政通.中國文化概論［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

［22］［德］諾貝特·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M］.王佩莉，袁志英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

［23］王欣，鄒統釺，楊文華.遺產文化價值的創意構建與體驗［J］.資源科學，2013（12）.

作者簡介：段清波，男，歷史學博士，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陝西西安 710069），主要從事秦漢考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