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超談石刻與中國考古

封面趙超像：劉箏 繪

河南偃師出土的東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

南京老虎山出土的東晉顏謙妻劉氏墓誌

臨漳鄴城遺址城牆東側約三公里處發現的佛教造像埋葬坑中的一枚佛頭

作為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員，趙超先生的研究興趣非常廣泛，不僅涉及中國古代石刻、簡牘帛書、璽印等銘刻資料，對古代壁畫墓以及相關的壁畫、畫像石、雕刻也有極大興趣，另外，他還從事過古代服飾文物的研究，著眼於揭示古代服飾的變化過程與文化背景，出版了《華夏衣冠五千年》等一系列專著。

上世紀八十年代，他曾為北大考古專業講授過「古代石刻」，並據此完成在考古文物界產生了較大影響的《中國古代石刻概論》這一專著。

此後，他又完成了《古代石刻》《二十世紀簡牘帛書的發現與研究》《中國古代墓誌通論》等專著。

由他來談石刻與考古這一話題，可謂本色當行。

石刻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晚清文人學者當中就流行過「金石熱」，現在石刻研究又成了熱門話題。

您怎麼看這種對石刻的持續不斷的關注？

趙超：現在石刻研究也不能算是一個熱門吧。

只是近年來學界關注石刻的人多一點而已。

傳統的金石熱和現代的石刻研究從根本上是不同的。

晚清文人的金石熱主要是一種上層文化消遣，「避席畏談文字獄」，躲開政治，玩玩古物。

傳統國學家搞金石學，把研究的對象限定在文字石刻上，連圖像都不怎麼涉及，主要就看字。

這跟傳統學術的研究範疇有關，所謂金石之學是附著於傳統經學的，目的主要在於「證經補史」。

傳統文人能從石刻里找出一點和經史有關的材料做一番考證，就已經很滿足了。

而現代研究古代石刻，首先應該從屬於考古學。

考古學是伴隨著現代學術發展才在中國出現的，涉及面非常廣，古人留下的一切文化遺蹟都屬於它的研究範疇。

考古學注重實物考察，尤其注重下到田野進行調查發掘。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有一段時間向「老大哥」蘇聯學習，蘇聯的考古學研究所特別唯物主義，不叫考古所，叫「物質文化研究所」。

所以中國的考古學研究曾經也受蘇聯很大影響，注重研究物質文化。

這和專門研究文字的金石學就很對立了。

金石學甚至還被稱為遺老遺少的學科，邊緣化了很多年。

從考古學的角度看，石頭就是一種物質，它在人類社會發展中起到過什麼作用，形成了哪些實用形制，通過石刻如何表達人的各類思想、感情？這些都應該納入現代的石刻研究。

所以，我現在做的石刻研究，基本上是從考古這個角度出發，而不僅僅是傳統的金石之學。

但是文字石刻有自己的特點，尤其古代中國有豐富悠久的文獻記載歷史，所以，僅從物質研究的角度去研究石刻是不夠的，傳統金石學的一些研究還有其價值所在。

近幾十年來，對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比較深入，考古學如何去研究古代思想文化的問題也引起人們的重視。

對石刻資料的關注與研究應該也與學術界研究方向、研究思路的改進有關吧。

研究石刻的人以前比較少，這幾年多了一點，尤其是各個高校裡面，很多做歷史研究與語言文字研究的學者，都開始逐漸注意到了石刻材料。

一方面，這跟新出土的石刻越來越多有一定的關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學術風氣的變化、學術視野的拓寬。

這些學者以前可能從來沒有關注過石刻，慢慢地才發現，這裡面有這麼多可以做的材料、可以做的文章。

舊的材料已經做得差不多了，石刻裡面能夠找到很多新的課題。

但是這些學者的做法與傳統金石學的路數非常接近，還是局限於石刻的文字內容，進行資料考據。

而我做的考古學研究強調的是從各種石刻材料實際的形制情況入手，梳理石刻發展變化的過程。

這是我跟他們最大的一點不同。

以前做傳統石刻研究的人似乎不太考慮石刻的形制問題。

趙超：關於石刻的形制，一般人最經常說的就是碑。

只要提起石刻，就用碑來代替。

因為他平常見到的碑最多，受碑的影響也最大。

實際上，石刻的內容相當豐富，我藉助考古學研究方法去做過具體的分類。

就拿有文字的石刻來說，我們能看到的中國石刻形制也很多，有碑，有墓誌，有造像題記，有買地券、鎮墓券、舍利函等，大致上可以分成十一類。

傳統金石學家的分類比我多得多，晚清學者葉昌熾在《語石》裡面分了幾十類，有些分得特別細，像什麼井闌、香爐，這些東西都給分成一類。

雖然確實形制不同，但由於現存材料不多，顯得有些瑣碎。

所以我們暫時把這些東西都歸為一個大類：器物的附屬銘刻。

實際上，我的分類主要想通過類型變化反映中國古代石刻文字出現、發展、使用的整個過程。

應該說，最早出現的石刻文字，就是器物上的附屬石刻文字，用來表現器物的所有者或製造者。

我們現在看到的比較早的石刻文字，往往都是在一些器物上刻個名，如殷墟小屯出土的石簋，簋耳上刻了一行字，用來反映它屬於某個所有者。

這種附屬石刻跟當時的手工業發展與管理制度是有關係的。

再往後，隨著技術的演變、社會的發展，石刻漸漸變得越來越大，有了專有的固定形制，成為一種大型的、紀念性的石刻。

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具有宣傳意義的石刻。

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著名的秦國石鼓文。

以後秦始皇巡幸天下，到處立石勒銘，這些也是紀念性石刻。

您這種說法，讓我想到了巫鴻在《武梁祠》中說的「紀念碑性」。

趙超：巫鴻提出的「紀念碑性」很有啟發意義。

他主要是從意識形態這個角度去看這些石刻材料的出現，說由於人們產生紀念這個觀念以後，才相應地出現一些具有紀念碑性的建築、石刻，以及其他的一些標誌性的紀念品，這實際上能夠反映當時的意識形態的一個轉變過程。

當然，如果我們具體地考察石刻出現的時間和意識形態的演變過程，這兩者之間的關係跟巫鴻講的並不完全一致，但是他這個說法的確很有啟發意義。

您講到了石刻對所有制的表現，又講到了石刻的宣傳性和紀念性。

要承載這些思想內容，離不開材料和工藝的發展吧？

趙超：材料和工藝的發展在這個過程當中的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們現在都很清楚，人類社會的發展，經過了石器時代（有人說後面還有個玉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幾個重大階段。

石器時代的人們就用石頭這種堅硬的材料來作為生產工具，並開始考慮利用石材建築。

這就是一種工藝的產生。

考古學上分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有打制石器到磨製石器的變化，工具不斷在發展，技術也不斷在演進。

現在我們發現，世界各地的岩畫是人最早通過石頭來表達思想意識的一種藝術形式，這裡面就能夠清晰地體現材料和工藝的發展。

在岩壁上怎麼畫呢？最開始是塗了顏料來畫，還有的是嘴裡含著顏料吹上去的。

然後就逐漸發展成用硬一點的石頭在岩壁上刻畫，反覆地摩擦、打鑿。

這些都是早期石刻採用的工藝，因為沒有金屬工具，只能用硬一點的石頭。

進入青銅時代，出現了青銅工具之後，對石頭的加工就更強一點了。

而碑、墓誌等石刻要進行石材加工，這一整套工藝的形成，基本上要等到戰國末期出現鐵器以後了。

現在看到的比較早的石刻，往往不太加工外形，岩石是什麼形，石刻就是什麼形，刻石基本就是卵石形，摩崖就是一片大崖壁，等等。

相對於用青銅工具鑿刻的工藝來說，通過研磨加工文字這種方法可能出現得更早，在對石材的加工中，打磨的效果也更好。

我們去看國內外的一些早期石刻，表面都很光滑，不少大概就是磨出來的。

我們知道，西方幾個文明古國很早就出現了文字石刻，而中國出現的時間晚上許多，在您看來，這是為什麼呢？

趙超：時間上的確晚很多，要晚幾千年。

這還是一個材料和工藝的問題。

石刻說到底，就是把岩石加工成某種固定的形狀，實際上這取決於建築用材的發展。

因為建築石材對加工的要求很高，比如石質的階梯、裝飾的石板等等。

文字石刻往往是在建築石刻的影響下產生的。

中國石刻產生得比較晚、發展得也比較慢，這種情況可能跟石材在中國建築中出現得比較晚，而且一直不占重要地位有關係。

現在所見的古代建築遺址中，石材發現較少，大多是土木結構。

之所以如此，或許跟中國古文明中心——也就是夏商周三代——處在河谷平原地區有關，大型石材的開採、運輸、加工，都很不方便。

而木材相對較易取得。

這可以和兩河流域以及埃及的古文明的成果做個比較。

現在看來，有些成果的確屬於文明之謎，比如金字塔，需要的石塊那麼多而且大，對它們的運輸、開採、建築上使用了什麼工藝技術？很多西方學者在研究探索這個問題。

具體就岩石構造而言，中國常用的石材和西方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平常接觸到的一些碑石的石材，和古埃及、歐洲早期國家的石材相比，硬度要大得多，像很多古羅馬的雕像用的就是大理石，我去歐洲看過，很多地方出土很好的大理石，強度並不是很大，加工起來比較容易。

古埃及很多石雕、金字塔是砂岩製作，那就更鬆軟了。

中國南方地區，像四川那一帶是有砂岩的，這種地方的石刻開鑿起來就不像北方的雲岡、龍門石窟那麼費力，但是風化、腐蝕起來也快。

北方幾個文化中心用的石材，現在來看硬度都比較大，只有等到金屬工具出現以後，才能夠比較細緻地雕琢、打磨，做到精加工。

這或許是影響中國石刻出現較晚的一個原因。

基本上從戰國晚期開始，石材才得到大量運用。

到了漢代，就出現了很多有文字記載、刻畫的石材，東漢時期更是普遍出現各式各樣碑刻，形制也非常完整、成熟了。

另外，造成中國古代石刻出現晚的原因可能還有意識觀念和文化習慣上的不同。

其實，不單是你提到的幾個文明古國有文字石刻，全世界基本上都有，比如美洲的瑪雅文化就有石碑。

當然，不同地域的石刻表現出來的文化上的區域性、差異性是非常明顯的。

這裡面也有非常獨特的形制，比如埃及的方尖碑，在中國就沒發現過類似的石刻。

同樣的，中國一些石刻的形制，像螭首（就是碑石上的盤龍碑頭）、龜座，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產物。

但有一點很有意思，有一些石刻雖然地理上相隔很遠，形制上卻很相似。

古埃及石刻裡面有很多墓碑，如果撇開文字不看，單看形狀，和很多漢碑是一樣的。

那麼，既然中國的文字石刻比西方晚那麼多年，有沒有可能在發展的過程當中，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的呢？

趙超：以前不少人都說，中國的傳統文化是獨立自主的。

我倒一直覺得，中國石刻的發展是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而且受到不止一次外來文化的影響。

具體來說，我是有這麼一個想法。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一個地方文化（尤其是早期的原始文化）的演變，如果不受外來文化的影響，自己可能也會在逐漸發展變化，但是這個變化是比較緩慢的，而且有跡可循。

如果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就會發生一個比較突然、迅速的變化。

不管是一種器物的產生、一種形制的變化，還是一種文化習俗的發展，都遵循這個規律。

就拿日常我們使用的杯子來舉例。

現在我們看到的中國最早的杯子是新石器文化中的陶杯，戰國秦漢流行雙耳杯，耳杯之後，逐漸出現了淺口的圓杯，杯底下發展出了圈足，圈足隨後逐漸變高……這種形制是隨著飲食文化的變化而變化的。

這個時候，如果突然出現一個高腳杯，我們就得考慮一下，它的出現是不是受到了外來文化的影響？石刻也是一樣。

在它的發展過程當中，比如在還處於原始摩崖雕刻的時期，如果突然出現一種新的形制，比如很完善的碑石，那就很有可能是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

當然，現在沒有直接的、明確的實物材料來支持我這個想法。

但我覺得，中國的石刻發展到漢代，尤其是發展到西漢晚期和東漢的時候，突然有了一個巨大的變化，普遍出現了很多成熟的形制，尤其以碑為代表。

如果是獨立發展的話，一般不會出現這樣劇烈的變化。

因為在此之前，我們看西漢那些石刻，基本上沒有這麼完善、成熟的形制，不過幾十年時間，怎麼可能中國人突然一拍腦袋，搞出來一個完善的碑石形制呢？我們梳理一下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整個過程，正好也是從漢武帝時期開始，出現了比較大規模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動。

那在漢武帝之前，更早期的時候，中國的石刻有沒有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呢？

趙超：現在來看，的確還可以推到更早的時候。

不光是我，我的師兄李零老師和陳平老師，都在談這個問題。

事實上，利用石材來加工石刻，用石材給人的生活來提供便利這種做法，早就出現在秦文化裡面了。

和東方六國相比，秦文化使用石材作為紀念物要早得多。

這一方面文獻當中也有記載。

秦國人的祖先在殷商的時候，是給紂王做石棺的。

當然，這種記載不能全信，但起碼有這樣一個說法。

秦國之所以發展出這種石刻文化，很有可能是在西北地區接觸到了來自更西面的民族文化。

因為西北民族地區的山比較多，接觸石材也比較方便，可能利用石材的歷史也就比較早了。

先不說域外，就拿新疆來說，草原上現在就發現了很多石人、石樁。

這種立石的風俗可以追溯到很早。

再往西，到中亞、兩河流域、埃及一帶，這一片早期人類文明的核心地帶，石刻發展成熟的時間就更早了，尤其是利用石雕進行建築、裝飾和紀念的歷史，比我們早得多得多。

埃及最早的石碑比我們要早出將近三千年。

可能在西周、東周的時候，秦國人就吸收了很多西北遊牧民族的文化，其中就包括對石料、石材的利用。

我們現在欠缺的，就是對早期石刻的整理，尤其是從西方傳到東方中間這一段。

現在正在做的草原絲綢之路考古，要是能夠發現比較早期的石刻的話，就可以把這個環節給填補上。

感覺您這是在談中國石刻發展的「內亞性」了，現在有中國學者在做這方面的研究嗎？西方學者應該很早就關注到了吧。

趙超：西北大學的考古隊現在正在烏茲別克斯坦做考古發掘，我們考古所的同事也去了一個隊，在那邊做有關絲綢之路古國的考古工作。

歐洲對這個問題的關注比我們早得多，很早的時候就在中亞做考察了。

德國的考古隊很早就在巴基斯坦、阿富汗那一帶做發掘，當時他們是沿著中巴公路沿線調查過去的，曾經發現過北魏時期的中國人在那裡留下的石刻題記，年代寫得清清楚楚。

我們跟西方學者對絲綢之路的關注點很不一樣，我們一提陸上絲綢之路，老是提從新疆、阿富汗，走中亞烏茲別克斯坦的這條線，很多西方學者更重視的是北方的草原之路，就是從蒙古穿過西伯利亞的這條線。

實際上，草原騎馬民族走的這條絲綢之路可能比新疆、阿富汗、烏茲別克斯坦這條路更早，可惜中國學者做的研究相對不足。

日本學者對騎馬民族這個問題也很感興趣，江上波夫就寫過《馬背上的民族》這樣的研究專著。

草原之路其實是比較好走的一條路，後來的中俄邊境貿易，也就是茶葉交易，大量地利用這條路。

談到外來文化影響，佛教石刻是繞不開的話題。

趙超：佛教石刻是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這些年來也比較受到關注。

要是按中國傳統石刻的路線走下來的話，主要就是碑、墓誌和墓葬雕刻這麼幾大類型。

但是佛教進來以後，給中國石刻的發展打開了很大的空間，帶來了很多新的表現題材。

佛教剛剛傳入中國的時候，石刻加工技藝已經有了很大的提高，可是石刻也在逐漸受到限制。

早在漢代的時候，厚葬風氣就非常盛行了，甚至到了影響國計民生這種程度。

那個時候不是講「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嘛，可想而知，有多麼巨大的財富花在了墓葬上。

所以漢代之後，歷代皇帝開始禁止立碑，這個是從西晉就開始的。

從現在看到的石刻保存情況來說，官方的禁令是起到了一定效果的，西晉時期的碑刻的確不是太多。

墓誌的產生也是受到禁碑的影響——地面上不讓立碑了，那就埋土裡吧。

到了南北朝時候，佛教比較普遍地流行開來了，首先就是催生了大量的佛像崇拜。

當然，偶像崇拜主要是受東羅馬文化的影響。

等到佛教從西域進入中原的時候，佛像崇拜已經非常成熟了。

因為當時在阿富汗和印度北部建造了很多佛像，也大量開鑿了石窟，這樣就給中國佛教石刻的發展提供了藍本。

新疆那邊開鑿得就比較早，然後這種做法被完整地就複製到了中原，被官方當作一種重要的宣傳和教育的手段。

佛教相對於儒家有一個最大的優勢，就是它的信眾不僅僅局限於文化人，也就是識字的讀書人。

所謂樹碑立傳這種官方行為，往往是針對上層社會的精英的，普通老百姓根本看不懂，也不關心。

但是，佛像崇拜可以滲透到全社會，官方建造石窟也就具有了普遍意義。

所以，佛教傳入帶來了全新的石刻內容和石刻形制，對石刻原本的範疇形成了巨大衝擊。

中國以前建碑，常常採用集資的辦法。

比如墓碑，往往是死者的門生弟子，每個人捐點錢，一起立一座碑。

地方給官員立的功德碑也是這樣。

佛教傳入以後，就利用了這種民間集資的方法，發展得非常迅速。

佛教石刻都是大量地勸化集資，信眾就算只給一點小錢也要。

你去看唐代那些宣揚佛教的勸善故事，有一個故事就講一個很窮的老太太，只捐了一個銅錢去參與鑄佛像，結果等到佛像鑄成，她捐的那個銅錢正好貼在鑄出的佛像胸前。

寓意是你捐的錢哪怕數量微薄也無妨，只要心誠就行。

可見佛教在當時的宣傳有多厲害。

這種大量的、普遍的民間集資，直接刺激了佛教石刻的發展。

石刻作為一項專門技藝，是需要代代相傳的，一旦發生戰亂或者官方禁碑，石工就丟了飯碗，技藝就會失傳，然後石刻就會退化。

東漢那些碑刻非常精美，畫像石也遍地都是，不僅書手的字寫得好，刻工也非常精緻，包括畫像石在內，很多刻得特別漂亮。

經過三國戰亂，曹魏、兩晉時期的石刻就差得遠了，尤其在遠離政治、文化中心的地方，石刻技藝退化得特別厲害。

用今天的話來講，是佛教的傳入，刺激了市場需求，創造了就業條件，才帶來石刻的復興。

關於佛教石刻，現在有哪些考古發現呢？

趙超：中國考古學中的佛教考古還是以石窟考古為主，另外再涉及一些佛教造像、佛教建築之類的課題。

這些年來佛教雕像發掘了不少，常常一挖就是幾百上千件。

2012年河北臨漳發現了一個佛教窖藏，大概有兩千多件佛像碎塊，拼出來將近一千件佛像，非常漂亮，主要是北朝晚期的造像，在臨漳縣還辦了一個佛像展覽館。

上世紀末山東青州出土那個佛像窖藏也非常有名，出土的佛像中有很多精美的大型造像。

近年甘肅涇川也有佛像窖藏出土。

而且佛教發展不僅僅帶動雕像，跟佛教有關的石刻出現得就更多了。

你要建佛塔，瘞埋舍利，要做石質的舍利函，佛塔內部還有石刻裝飾，比如有些石板上有題記、造像。

佛教造像畫，長方形的、橫長條形的都有，往往嵌在佛塔內。

唐朝以後大量出現佛教經幢。

還有單獨的造像碑、石窟造像、題記。

僧人死了以後還有灰身塔，塔上也刻塔銘。

塔銘跟世俗的墓誌一樣，稍有不同的是，它嵌在塔上，是一塊石板。

另外，建佛寺的時候，還有各種各樣的關於建廟經過，募地、勸善的，說明廟產的碑刻，數量都很大。

再有一個，就是佛教刻經，數量極其驚人，光房山刻經就有一萬多件。

這些年國內又發現了不少摩崖刻經、石窟刻經。

邯鄲西邊有一個縣叫涉縣，涉縣媧皇宮的北齊摩崖刻經就非常漂亮，在整塊岩壁上都刻滿了《法華經》。

岩壁都打磨得光光的，估計經過了精加工，然後刻上特別漂亮的字。

很有意思的是，經上刻錯的文字還會得到修補，比如說某個字刻錯了，石工就把這一塊岩壁鑿掉，再嵌上一塊石片，做得特別精細。

之所以這麼不惜工本，可能跟皇家工程有關，因為媧皇宮地理位置就處在鄴城通向山西的大路上。

現在漢唐考古中的石刻研究也是一大熱門。

趙超：石刻研究和這些考古領域的確有著很密切的聯繫。

首先，石刻本來就是考古發掘的一個重要資料來源，有文字，有圖像，尤其是在實際考古發掘過程中，如果地層沒有受到擾動，我們能夠比較確定出土的石刻就是那個時代留下的實物的話，那麼它上面的文字就是當時情況的真實記載。

所以，從考古學的角度來說，出土的石刻材料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幫助斷代。

分期斷代是考古最基本的工作內容，光憑發掘出土的器物材料本身，往往不可能做出很精確的判斷，最多只能得出一個大概的結論，比如唐代早期或者北齊、北魏的。

但是具體來說，這些東西屬於誰、是什麼年代，只有靠出土的文字材料斷定，石刻就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挖出一塊墓誌來，如果這座墓沒被盜過，那麼，這個墓葬就是墓誌記載的這個年代，斷代問題從根本上得到了解決。

而且，從墓里挖出的、有明確的斷代特徵的材料，可以用來推導、判斷其他的考古發現的年代。

這種類型學方法是考古發掘研究的基本方法。

尤其是漢唐時期的考古，很多出土材料都需要我們利用古代的歷史文化知識和相應的文獻記載進行解釋，石刻材料可以幫助我們很好地解決這些問題，墓主人的身份、履歷常常是在石刻上有記載的，這就提供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線索。

研究古代建築，也同樣要利用石刻研究。

石質構件是一些比較典型的古代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比較典型的像佛塔，塔有塔基，塔基有舍利函，從這些方面就可以判斷它的年代，它的名稱，等等。

漢代的建築遺址、唐代的宮殿遺址的石質構件上有石刻文字，也有題記，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斷代。

而且這些石制構件的形制本身就是了解這個建築形制的重要工具。

最後，想請您談談石刻研究和美術考古之間的關係。

趙超：美術考古範圍太廣。

這裡只能簡單地就我感興趣的研究領域談幾句。

比如墓室壁畫，這是美術考古研究裡面必須涉及的。

其實，早期石刻裡面的畫像石就是一種墓室壁畫，也是墓室的裝飾形式，只不過壁畫是畫出來的，它是刻出來的，區別僅此而已。

要研究畫像石，就得研究漢代墓葬的建築規律和建築形式，以及畫像石在墓葬中所在位置、排列順序和表現內容，進而探討它要表現的思想意識、禮儀制度等。

壁畫實際上也是一樣，在墓室中同樣起著裝飾的意義，表達當時的宗教思想、禮儀思想的。

畫像石現在是很大的一個研究課題，很多人對畫像石非常感興趣，尤其是從藝術角度來說。

現在已經出了很多畫像石全集，北大的朱青生就在做漢畫全集，想把所有的漢畫材料按科學的方法搜集公布出來，這是很大的一個工程。

漢代畫像石本身表現的文化內容太豐富了，其他各個朝代也有類似的繪畫材料，比如唐代的墓葬壁畫，但是沒有哪個朝代留下的繪畫材料能跟漢畫像石相比，它幾乎可以說是漢代生活的化石，以前就有一本書專門講漢代畫像石反映的漢代社會。

漢代社會的方方面面，實際的生活景象，官吏的出行活動，大莊園裡人們的生活，勞動、捕獵的場景，包括當時人的思想意識，例如歷代的忠臣孝子，各種各樣的天神，從東王公、西王母一直到佛像，應有盡有。

這個題目我估計起碼還能做上幾十年，而且很多課題並沒有太深入進去，還有很大的挖掘空間。

佛教造像與石窟也是美術考古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有關研究成果很多。

其他像石刻的各種紋飾、專門的書畫碑、石人、石獸等各種雕刻都有著可資研究的廣闊空間。

（孟繁之先生對此次訪談襄助甚多，謹致謝忱。

）

錄入編輯：洪振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