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失蹤的大師

來源 | 《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41期

作者 | 施雨華

李濟是中國第一位人類學博士，他在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完成了第一次中國人主持的科學考古發掘。

在半個世紀裡，這位「中國考古學之父」主持了安陽殷墟的發掘和研究。

他一生從事考古，始終不曾忘情的是尋找「中國人的始源」，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的名字在大陸銷聲匿跡……

1928年是李濟一生的轉折點，也是中國考古學和歷史學的轉折點。

就在這一年，國民政府成立最高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他被任命為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

10年之前，他由清華學堂選送留學美國，5年里拿了3個學位：心理學學士、社會學碩士，最後是哈佛大學人類學專業的哲學博士——也是中國第一位人類學博士。

有人自此習慣性地稱他為「Dr.李」。

據說他父親有一陣還給自己起了別號「博父」，在詩詞和書信中公開使用，有炫耀兒子的意思，更顯示老父的尊嚴。

1937年，桂林，為辦理經安南轉昆明的護照，拍攝全家福

1925年，清華國學院，前排左起：李濟、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

1923年回國後，他在南開大學當了兩年教授。

之後清華學堂成立國學研究院，聘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為教授，李濟資歷稍淺，加上需要做田野工作，任「特約講師」，但月薪400元鷹洋、助教一人、研究室一間的「標配」，與四教授持平。

李濟拿的是人類學博士，但他一生的主要事業無疑是考古。

按他自己晚年的說法，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從人類學家轉為考古學家」：1926年他在山西夏縣發掘了西陰村遺址。

這是第一次中國人主持的科學考古發掘——李濟後來因此被稱為「中國考古學之父」，同時也是史語所所長傅斯年選擇他領導考古組的重要原因，他需要一個受過西方田野工作訓練的人。

傅斯年為史語所制定計劃，一開始就決定了兩件事：一、成立一個組，以考古學作為研究中國史的新工具；二、以發掘安陽殷墟作為這個組的第一個田野工作地。

他想知道刻字的甲骨是否仍然存在。

1929年，安陽，發現一片彩陶

1936年，安陽小屯出土大塊甲骨灰土柱，李濟蹲在木箱上指導

1928年的第一次試掘證實了這一點。

不過這次試掘跟盜墓差不太多，就地往下掘坑，只顧撿拾甲骨，其餘一概不管。

李濟從第二次開始領導了發掘工作，此後，他的名字就跟殷墟連在一起了。

許多年後，殷墟發掘在中國社科院評選的「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大發現」中高居榜首。

安陽的洹上村是袁世凱當年失意時退居的地方，考古組到那裡時他的遺產已經充公。

他們就在他家中辦公。

李濟寫信給友人說：「歷來做考古工作的，從沒有這樣幸運過。

」

從1928年起，他們在小屯、後岡、侯家莊等地進行了15次發掘。

在殷墟這所大學校中，李濟和後來加入的中國第一個讀正規考古專業的學者梁思永（梁啓超之子）以現代考古方法和觀念培養了眾多同事和學生，其中包括後來的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夏鼐和台灣史語所所長高去尋，一個時期內兩岸考古界的幾乎所有領軍人物。

他們的發掘證實了商的存在，中國的信史得以上推數百年。

有趣的是，幹了將近7年，發掘進行到第11次，他們才領到了官方的「第一號採取古物」執照。

第15次發掘結束後十多天，「七七事變」爆發，隨後李濟投入了史語所和中央博物院的遷移工作。

長沙，昆明，李莊，他們帶著殷墟文物、圖書、儀器、檔案、標本在西南繞了一個大圈子。

由於醫療條件糟糕，李濟的兩個女兒鶴徵、鳳徵，分別在昆明和李莊病逝。

經歷喪女之痛，李濟陷入消沉。

1942年初，他寫信給傅斯年，想辭去行政職務，專心研究：「數月以來，失眠已成一習慣，中夜輾轉，竊念研究所自成立以來，所成就之人才多矣，而弟愧不在其列，有負知己，誠不自安，然此亦非弟一人之咎。

弟自覺今日最迫切之需要，為解脫，而非光輝。

衷心所祈求者為數年安靜之時間；若再不能得，或將成為一永久之廢物矣。

」傅斯年勉勵他為了對得起此生，還要做一些大工作。

抗戰結束，回到南京，李濟以為可以安心工作了。

不料幾年後，他又面臨一次大遷移。

「我必須搬，你怎麼樣？」

國共之爭的戰線不斷南移，1948年底，南京已是風聲鶴唳。

11月，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決議選一批文物運往台灣，李濟受命參與押運。

在他看來，只要打仗，文物就會受損；只要文物安全，放在中國哪個地方無所謂。

幾年前共產黨的朋友俄國人打進長春時，溥儀帶去的故宮國寶被劫掠一空，這種事不能再發生。

所以，文物去哪兒他就去哪兒。

這種近似「沒有立場」的姿態，為他招來一些罵聲，不少來自昔日師友。

李濟把要搬家的消息告訴兒子李光謨：我必須搬，你怎麼樣？

因為李濟工作太忙，李光謨跟著祖父完成了啟蒙教育。

「父親好像沒怎麼管過我，平常他一回家就扎到書房去了，有時候還帶著沒做完的工作，有時候就自己看書。

我這輩子跟父親說過什麼話我都記不太清楚，次數太少了。

」因此也就不太親近。

1947年他就參加了學生運動，「家裡不是很知道」。

在同濟大學醫學院讀書的他憧憬著民主和自由，覺得共產黨帶領民眾走的路是對的。

但他不清楚像父親這樣的人該歸在哪一類，自己應不應該反對他們。

這陣子他正請了假在家養病。

猶豫再三，他跟著父親去了台灣，一家人借住在台大醫學院的教室里。

父親想了些辦法讓他進台大。

當時傅斯年還沒擔任校長，台大說從外校轉來的，年級要降兩級，還要補一年的日語。

同濟的課程原本只剩最後兩年，他決定還是回去完成學業。

1949年2月22日他離開台灣時，母親送到了碼頭，父親頭天晚上就說不來送了，李光謨提前跟他道了別。

當時，基隆和上海每天都有客船往返。

蔣介石下野後，「代總統」李宗仁提出了劃江而治的方案，許多人相信和談能成功。

李光謨當時還想著暑假就可以回家，但回到上海後，他發現情勢變得太快。

兩個月後入台開始受限。

父母一天一封電報催他回家，五六月份，他收到母親來信，讓他回台灣商量出國留學的事，同時寄來的還有買好的機票。

當時一般人根本買不到票，李濟找傅斯年，傅斯年想了很多辦法才弄到了一張。

見到機票，李光謨猶豫了一下，最後還是原樣寄回了台灣。

他回信說，自己決定留下來，「看一個新社會是怎樣建立起來」，以後「我們還會有相見的一天」。

他加入了地下黨的外圍組織。

對他的歸來，他覺得同志們是歡迎的，但得考驗考驗，畢竟你去過台灣。

每隔一段時間他還能拿到一小筆錢，那是李濟托朋友把他的講座教授津貼轉給了兒子。

每天都有人離開這座城市，更多人靜靜等待著易幟的那一天。

幾年之後，李濟在香港碰到那位朋友的女兒。

她告訴李濟，「李大哥去北京了，娶了太太，生了孩子。

」李濟問道，「他在哪家醫院工作？」

讓兒子學醫是李濟的心愿，他認為醫學能探索人本身的奧秘，也是研究體質人類學的基礎。

李光謨沒有遵從他的意願。

他考入華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前身）後轉學俄文，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之後服從組織安排，從事馬列主義哲學理論的翻譯。

他的生活、信仰和價值觀與共和國連在了一起，但有時內心也會隱隱生出不安，或許是因為自己走的路，與父親的意願相去太遠了。

為了入黨，為了在被勸退後恢復黨籍，他總要在「總結」、「報告」中寫一點關於父親的事，但他從未批評過父親治學和為人處世的態度。

父親一輩子都很正派，專搞學術，不懂政治。

知道李光謨的下落之後，父母靠香港的朋友輾轉和他通信。

一次，李光謨收到一封經多位親友協助傳遞的信。

父親在信中提到他那幾年特別高興的事，就是在台大教了一位絕頂聰明又極其用功的學生。

當時他還不知道這說的是張光直，只是心中略感壓抑，好像父親有點兒對自己旁敲側擊，但又無可如何。

在共和國，李濟的名字逐漸銷聲匿跡，偶一出現也是在「批胡適」、「拔白旗」等運動中作為靶子之一。

他主持殷墟發掘的功績當年曾出現在范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簡編》中，後來就只剩下一句：「解放前也有人做過一些發掘。

」

失去田野的考古掌門人

自1928年在廣州創立，史語所二十多年裡輾轉遷移了9次，最後一次變動最劇，從大陸遷到了台灣。

對此傅斯年態度極堅決，史語所「搬家」搬得相當徹底，圖書、儀器、科學標本及大部分人員，都追隨他到了台灣。

但這其實是個例外，「中研院」十幾個研究所，結伴同行的只有數學所，而且所長姜立夫不久又回到大陸，其餘人也陸續出國，數學所不足「半壁江山」，史語所竟成「孤家寡人」。

當時，學術界與教育界「全都屬於逃難的階級」。

史語所那些圖書、儀器、標本，安置在一個火車站的破舊庫房裡。

守護這些寶貴資料的人生活與難民不相上下，他們往往有四五口家眷，卻只能困居一間小屋，找不到合適居所的人有時還要在人家豬圈上頭商量「一席之地」。

儘管「中研院」已大幅「減員」，但此時蔣先生的政府自顧不暇，照顧這類學術機關實在既無興致又無能力。

幸而傅斯年「應徵」出任台灣大學校長。

彼時台大在日本教授撤出後正缺教書人。

他就勢把來台的幾乎所有學者及教育界人士聘到台大。

這樣一來，空虛的教席被大批著名學者所充實，後者的衣食之憂也稍獲緩解。

李濟應邀在台大創辦了考古人類學系，使訓練職業考古家第一次列入中國大學的計劃，但這位中國考古學的「掌門人」，已然失去了他的田野。

不幸的是，遷台不久，「帶頭大哥」傅斯年就因用腦過度突然去世。

「中研院」以甲骨學大師董作賓接任所長。

此時史語所的同仁對生活的艱苦倒也「隨遇而安」，但不得不寫一些通俗的文字謀取稻粱，雖有推進社會教育的功能，卻令正經研究成了忙裡偷閒。

後來李濟建議董作賓請在美國的胡適幫忙。

胡適募得兩個基金的贊助，再加上台北政府撥款，「中研院」在新址建築新房子，才終於安定下來。

1958年，胡適應蔣介石「欽點」回台灣擔任「中研院」院長。

在4年的任期內他做了不少工作，「把中央研究院的地位抬高了」（蔣夢麟語），使台灣的學者在精神上感到滿足，也使國際學術界注意到了台灣的工作。

4年之後他於任上去世，在葬禮上，李濟送了一副輓聯，上面寫了三句譯自英文的話：

明天就死又何妨？

努力做你的工，

就像你永遠不會死一樣。

（Be ready to die tomorrow ; but work as if you live forever.）

像是和老友傾談，又像是自言自語。

30年里惟一一次見面

離開台灣11年後，李光謨沒想到自己會接到這麼一個任務：去見見你的父母。

1959年秋，李濟夫婦應邀赴美做學術訪問，預計第二年8月乘船返台。

得知這一消息，大陸方面策劃了幾種在途中與李濟「接觸」的方案，打算到時「約請參觀訪問」，找機會把他們留在大陸。

1948年底、1949年初新華社先後發布兩批戰犯名單，一批軍政的，一批文化的，後者包括胡適、朱家驊、陳雪屏等人，李濟不在名單上。

當時鄭振鐸曾在上海和香港多方打聽李濟動向，後來還多次邀請李光謨面談如何設法接觸李濟。

1950年，中國科學院設考古研究所，李濟的好友梁思永和學生夏鼐任副所長，所長由鄭振鐸虛領，大陸考古學界曾猜測這是在「做李濟的工作」。

據說直到1970年代，中國考古學會還空下3個理事位置留給「台灣考古學界」。

不過李濟也許並不知道這些事。

船到碼頭，Y先生以夏鼐同學、某旅行社職員的身份接船、拜會李濟夫婦，並以旅行社名義請他們登岸。

他是來「曉之以理」的。

大陸方面提出了3個方案：留在大陸居住和工作；去北京及各地參觀訪問，往返自由；去廣州與家人以及考古界人士會面，往返自由。

3個方案都被拒絕。

李濟的理由是：他若回到內地不會有大的貢獻，對國家民族文化反而不利；牽連的人太多，在台的親友必然遭受大不幸；即便只參觀訪問，回去也有極大風險。

他對招待表示感謝，並說他的學生尹達和夏鼐「早就完全有資格擔任所長了」。

其實這次會見之前，夏鼐曾想托Y先生轉交一封信給老師，其中引用了中國文學史上一段極著名的文字：「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

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

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

……」

這段名句出自南朝梁武帝之弟蕭宏的記室丘遲所作《與陳伯之書》，那是封勸降書。

夏鼐未封口的信曾經過李光謨之手，讀後他頗感「茲事體大」，拿去給尹達看。

尹達讀完沉默了好一陣，只說了句，「夏作銘好糊塗！」把信留下了。

「動之以情」的任務交給了李光謨。

「我是黨內所有處分都經過了，除了解除黨內外一切職務，因為我沒有官方的職務。

延長預備期，取消預備期，恢復預備期，留黨察看，取消黨籍。

直到『文革』結束我這個黨籍才算恢復了。

那年我還處在被勸退那麼一個地位。

」

珠海的一個會客室里，別離的兩代人見面了。

「他們都退出去了，給我們一個單獨談話的機會。

一位女同志有時會進來看看，照顧照顧我母親。

談了有一個鐘頭吧，我父親多的也不問，他就問問家裡的孩子。

我就拚命講他認得的那些人，夏鼐怎麼樣了，陶孟和怎麼樣了，還有家裡的一些親戚。

我那個時候很窮，按這裡給我準備的，穿得好一點。

我的情況他大致也都知道，他是希望看見我們全家的人啦。

要是他肯留下，當然就見面了，那會兒他們都在北京等著，隨時準備去，說要是老先生多呆幾天就見到了。

」

「後來就吃飯，一餐非常豐盛的飯。

那時候還在困難時期，我記得是把我從農場裡頭抽回來的，我在鄉下搞社會主義教育呢。

出來的時候我還帶著老鄉的兩個玉米，生的，啃著回城的。

我不記得那餐飯吃的什麼了，但是記得有茅台酒，我多少年沒見過了。

我父親也是愛喝酒的人。

他喝了兩杯，說不錯，挺好。

後來他們走的時候，我前後左右都是穿便衣的安保人員。

事先就跟我說了，千萬別過那條線，就是地上劃的，用顏色標了一下的邊界線。

當時我手裡拿了一串香蕉，也是多少年沒見著的水果了，我看我母親身體不好，我說你帶著路上吃吧。

我就想遞給她，結果走到邊界線了。

旁邊的人示意，指指那條線。

他們過去了，我不能過。

」

李光謨以為Y先生真是旅行社的人，後來聽說他死了，還想寫封信到香港去慰問他的家屬。

「有人說也許他不是真死，是被派去別的什麼地方了，我這人真糊塗！」

最難使之滿意的老師

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系主任，李濟當了10年。

他認為考古不是與社會脫節的學問：

「專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似乎帶些神秘性；「過分專門」已有譏諷的意義了。

但是社會，尤其是現代的社會，是崇拜科學的。

考古學與民族學都是科學事業，若有過分專門的嫌疑，也許還是它們的專門專得不夠徹底的緣故吧！真正的專門學術，沒有與社會完全脫節的；試看考古學如何影響了歷史，歷史家的意見如何影響了現在國際的關係！民族學如何影響了社會以及政治！這些影響都可以放射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上去。

而發揮影響的開端，必須是這些學科本身的培植和滋長：

中國學術在世界落後的程度，只有幾個從事學術工作的人方才真正地知道。

我們這一民族，現在是既窮且愚，而又染了一種不可救藥的，破落戶的習慣，成天的在那裡排〔擺〕架子，談文化，向方塊字「拜拜」——這些並沒什麼「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為天地之大，只有這些。

但是，每一個中國人——我常如此想——對於糾正這一風氣都有一份責任；所以每一個中國人，若是批評他所寄託的這一社會，必須連帶地想到他自己的責任。

據我個人的看法，中國民族以及中國文化的將來，要看我們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現代學術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識，求真理的人們……

李濟就像一個大家庭的家長，為考古人類學系創立了一個優良傳統，並通過師生關係把這個傳統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同時他也是一個「最難使之滿意的老師」。

本系的學生，最初兩屆出了李亦園、張光直等人，此後逐漸令人失望。

李濟講課時感覺有好些新問題，聽講的學生卻無人發問，問題也就沒「滋長起來」。

某次一年級年終考試，56位學生只一半及格，本系的12位，最好的也沒到70分。

他心裡很不舒服。

與之相應，有年輕人顯露天分，他便不遺餘力提攜他「上路」。

他生平最得意的學生，一個是夏鼐，在大陸成了共產黨「又紅又專的考古家」；一個是張光直，台大畢業後去哈佛讀人類學——和老師當年一樣。

李濟面對他就像父親面對兒子，嚴厲中飽含寄望。

在給張光直的信中經常出現的話題包括：哈佛人類學課程的教法、參考書目，大陸新近發表的與古人類化石、考古有關的論文，國外關於中國史前文化的討論、相關著作。

因為在美國容易找到的材料，「在台灣難得看到」——他從未間斷地關心著島外考古學的進展。

做了許多年教師，他養成一個習慣，「看見了學生們，就想到中國的命運。

他們集體的思想、行為與人生觀，似乎就是中國前途的一個縮影」。

一次，他在一個場合意外地聽到一群沒考取大學的青年哼唱民歌，開頭幾句是：「有些人的兒女，在美國結婚；/有些人的兒女，在台灣當兵！/結婚的兒女們，快成美國人了；/當兵的兒女們，要回大陸去……」

這類印象壓得他有點透不過氣：是不是現代的青年中國人都不願意作中國人了？

他希望出國的學生能陸續回到台灣，「我想我能安置他們」。

對寄望最多的張光直，更是在信中屢屢催促。

張光直說他對回台灣後的遠景頗有一番理想，顧慮的是，理想會被實際所折磨。

李濟「很願意效勞」，為他籌劃回台後的工作和生活，並答應他，「只要你有可以實行的計劃，我一定盡我的力量促其實現。

」

「美國雖好，不是青年人久戀之鄉」，因為「作學問是要自己開闢一個境界的」。

「我最親切的希望，為能幫助你們這一群年青力壯又有作學問志趣的，把傅孟真先生卅年前所燃的這一把新史學的聖火負責傳遞下去。

」在他看來，台灣的工作環境不如海外，老一輩誠然有責任；但民族要延續下去，有才幹的青年人如果都留在海外，民族的前途還有何指望？

但史語所「將近十八萬卷的書，卅萬張以上的檔案，二萬五千片以上的有文字的甲骨，十萬件以上的考古標本等等」，終於沒有等來那個他寄望最多的得意門生。

1960年拿到博士學位後，張光直投奔了耶魯。

最終，繼承李濟衣缽的是他從大陸帶到台灣過繼的次子李光周。

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畢業後，他也去美國深造，最後回到台大執掌考古人類學系。

但李濟去世後幾年他也不幸病逝。

2012年，李光謨，他一直在介紹父親的工作成績給公眾 （圖/梁辰）

得到的和失去的，孰輕孰重？

中美建交後第二年，李濟老友趙元任回大陸訪問，當天就打聽李光謨的消息要求見面。

一見到他，趙元任就讓太太立刻給美國的女兒打電話，要她轉告李濟夫婦：我見著你們的孩子了。

他還拿出相機給李光謨拍照，想寄去台灣。

不料那個膠捲已經過期了，照片沒拍上。

好在口信是帶到了。

母親聽說後喜出望外，大哭一場。

因為多年沒有音信，他們以為孩子已經死於「文革」。

之後，兩代人又恢復了通信，次數並不多。

張光直來訪問大陸時帶過兩封，弟弟李光周在美國讀書時就由他來迴轉。

剩下的時日已經不多了。

1975年11月，母親去世兩天後，李光謨收到一封美國來的電報，得知這一消息。

母親彌留之際在病床上說了一句「我要回家」。

後來父親在給他的信中說，你母親去世的時候說她要回家，當然也包括你的家。

當年離開父母那麼決然，李光謨怎麼也沒有想到，有一天自己的兒子也會離開。

1950年代初，他和學俄文的同學結了婚，生育了一兒一女。

在困難時期，兩個孩子還小，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家裡總是能收到從香港寄來的黃油和奶粉，一兩個月一次，寄了兩年。

他當然清楚，那是來自什麼地方。

後來這邊不讓寄物資，但十天半個月一回的通信還能維持，直到「文革」。

兒子李平1953年出生，1965年考入清華附中，剛讀一年就是「文革」。

此後，他去吉林插隊，又到油田當了工人。

1977年高考恢復，他的志願是北大歷史系，卻因為持續高燒連體檢都沒能參加。

等到被送回北京，他已經連站都站不住了，後來在醫院被確診患了白血病。

住院期間，毫無精力的李平沒能跟父親有更多的交流。

半年後他離開了。

那一刻李光謨突然覺得他的遭遇竟跟父母如此相似。

「我捫心自問，我這一輩子，得到的和失去的，掂量掂量，不知道哪頭輕，哪頭重。

」

以前他沒能像別人那樣承歡父母膝下，以後恐怕也不會有機會了。

但中國的事很難說。

1949年不離開就算盡孝了嗎？當年把父母爭取過來，跟自己一起革命，又算不算是孝？那些年中國知識分子經歷得太多，讓人連大聲笑的機會都沒有。

就只能這樣了。

決定命運的精神負擔

當年的夥伴或留在大陸，或遠走海外，或改行轉業，對李濟而言，整理出版殷墟的研究報告是一件無法移交的「精神上的負擔」，「若是有一件事，決定我的卅年來的命運，也就是這一件事」。

然而，肩上的事情越積越多，他不知道怎樣才能躲開它們。

「現在所抱的也只是愚公移山的人生觀……」

1960年代，李濟在台灣大學體質人類學實驗室工作。

1955年董作賓因為生計問題去了香港，李濟接任了史語所所長，也許出乎他本人的意料，這個所長一做就是17年（卸任後為「終身研究員」）。

台灣當局一度以「反共復國」為名，要求學術為政治服務，史語所也受到影響，間諜情報人員、經過脅迫而參加的人員、特意混進來的人員出沒其間。

李濟再三要求學術與政治「分家」，使史語所有機會成為「中研院」在辦公時間惟一沒有公開政治活動的地方。

所長任上，他主持出版了26巨冊《中國考古報告集》、5大冊《中國考古報告集新編——古器物研究專刊》、19本《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1970年代中，李濟懷著歉疚的心情說，「我們還未做到我們應當做的一切。

」事實上，他所主編的4冊論文集《中國上古史待定稿》在他生前也只出版了一冊。

但他無疑已經就此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

後來張光直這樣談論老師，「我強烈地意識到，李濟一生之所以一再拒絕美國一些大學提供職位的邀請，沒有移民過去，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必須留在國內看到安陽研究的全過程。

」

李濟認為，人生短暫，無法兼顧太多，與其求廣博，不如求精到。

因此資料的匯集與長期定心致力某一範圍的研究是必要的。

他的晚年無疑是寂寞的，尤其是1975年相濡以沫的夫人去世時。

辦完喪事那晚，學生李亦園陪他到很晚，「他留我在他家住下來，我因睡不慣生床而沒有答應他，他很有失望之意。

」事後李亦園很後悔。

1961年，李濟被確診患有糖尿病，醫生交待他要按比例進食米飯、肉類、蔬菜。

他實在太「科學」，竟把天平帶到宴會上去，吃什麼東西前都要稱一下。

後來，和陳寅恪、錢穆一樣，他的眼睛和腿腳也出了問題。

當年斯文赫定告訴他，3年不回到駱駝背上，就感覺腰酸背痛；而他認為考古人不一定要在駱駝背上，只要有動腿的自由就可以感覺到一種「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快樂。

現在這種快樂正無可挽回地流失。

學生宋文薰說，「李濟是個被上級、同僚、晚輩、學生害怕的人。

」因為他的嚴肅，後生晚輩平時都不敢去打擾他。

李霖燦是少數例外之一，他常藉故去陪他聊天，因為能和他談一談昆明龍頭村和李莊張家祠堂的人越來越少了。

能談談安陽的人就更不用說了。

1977年，李濟最後的生命之作《安陽》出版前後，老友費慰梅（費正清夫人，李濟總開玩笑說費正清是「親共分子」）去台北拜訪他，也許是感覺李濟已經到了「該給人們留下點什麼」的年紀了，她專門請他作了兩次口述。

幾個月後，費慰梅把記錄發給李濟修訂和補充，請他談談「在你長長一生中自己認為最值得一提的見解，以及最快樂和最痛苦的經驗」。

半年之後，李濟才回了他「所能寫的一封夠長的信」，除了談到兩個具體的問題，他也坦陳了自己的心境：

幾個月來我受到某種無意識的禁忌所抑制，沒有寫任何東西，甚至跟我的好友和親屬也沒有通信。

……我至今還不想去讓醫生檢查身體，因為這種感覺只是逐漸發展起來的，至於我的感覺器官和身體其他部位的衰退，早在我過完八十歲生日之後就已經出現了。

這是否就是通常所說的歲月的重擔？我不知道。

社會條件和政治條件正在飛速變化，這是你十分清楚的。

是否這些身邊的新事物觸犯了我的情緒，我也說不好。

但是，和我有著同樣觀點和感情的老朋友們一個個地逝去，無疑削弱了我對周圍事物的親密感……

1979年7月14日，李濟對宋文薰說，他正計劃寫一本與最初的著作《中國民族的形成》同名的書。

二十多歲時，他在自撰的簡歷中寫：「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國人的腦袋量清楚，來與世界人類的腦袋比較一下，尋出他所屬的人種在天演路上的階級出來。

要是有機（會），他還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墳掘墓、斷碑尋古蹟，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來尋繹中國人的始源出來。

」

他做了一輩子考古，並不只是為了研究「古物」，始終不曾忘情的是尋找「中國人的始源」。

在這一意義上，他仍然是個人類學家。

第二天，他在給學生許倬雲的信中慨嘆：「世事日惡，不知終於會變成什麼樣子。

你年輕，或許會往樂觀方面想；我已老衰，眼前實在看不見出路。

」

半個月後，8月1日，李濟突發心臟病，離開了這個他越來越覺得疏遠的世界。

那天，正是台大考古人類學系成立30周年。

未曾面對面的「重逢」

李光謨覺得，冥冥之中是有感應存在的。

那天，女兒李寧的一個同學在樓下叫她，她站在陽台上朝下面說了幾句話，回到屋裡，莫名其妙摔了一跤。

以為女兒身體出什麼問題了，到醫院檢查，都正常。

3個星期後，他收到張光直寄來的訃告，一看父親去世的時間——上午9點半，正是女兒摔那一跤的時候。

李濟的遺囑是，多留點錢給李光謨，少留點給李光周，總體上持平。

他覺得虧欠了大兒子。

1982年，李光謨向夏鼐提議，把自己分得的錢捐出來設一個「李濟考古學獎」。

最初夏鼐非常興奮，說，應該應該。

但李光謨託人把錢寄回國後卻找不到夏鼐了。

後來一位朋友告訴他，考古學會理事會上有人問起過這事，夏鼐的回答是上頭不批：大陸第一個考古學獎，不能以一個去了台灣的人命名。

1985年，大陸出版《安陽殷墟頭骨研究》，收入李濟的兩篇論文，夏鼐在序言中稱李濟是將體質人類學引進中國的前輩學者之一。

這次他沒有再迴避他們的師生關係。

當年6月，夏鼐去世，大陸考古學界的最高獎最後以他的名字命名。

父親去世之後，李光謨好幾次想去台灣看看。

就像當年寄信一樣，他也想過先到美國、再轉台灣的辦法，因為種種原因無法實現。

直到1995年李濟百年誕辰，他才終於成行。

在台北的一個公共墓園，女兒陪他去看父母的墳，上次見面後，又過去了35年。

那些天裡，故宮博物院專門作了一個為期8 天、每天8小時的「特展」，展品只有一件：李濟在西陰村所發掘的半個繭殼。

李家在台北的住所沒有管好，被盜了幾次，值點錢的東西都餵了梁上君子，李濟的一些書稿也出現在舊書店。

在他晚年蔣經國跟他來往較多，逢年過節總要拜訪拜訪老知識分子，彼此還有不少通信。

這些信李光謨一封也沒見著。

一個意外的收穫是台大人類學系向他們移交了李濟夫婦的遺物：五箱手稿、書信、公文、帳目，甚至還有一部分李光謨當年留在家裡的東西。

其中有當年母親勸他回台灣那封信的底稿，是父親的字跡（寄來的信應該是母親抄寫的）。

李濟一生髮掘、保管文物無數，遺物裡面卻沒有一件古董，只有台北故宮博物院送的三兩件仿造藝術品。

他一直謹守自己當年立下的規矩：考古工作者不藏古物。

李濟曾說，一個人的工作成績就是他最好的紀念品。

父親去世後，李光謨一直有一個願望：介紹父親的工作成績給大家。

三十多年來他整理和翻譯父親的著作，編輯出版五大卷《李濟文集》及《李濟學術文化隨筆》《李濟學術隨筆》等書；他訪問父親的朋友、同事、學生、晚輩，收集一切可能的材料，寫成了記錄父親治學生涯的隨筆集《鋤頭考古學家的足跡》（後增補為《從清華園到史語所》）。

日夜跟父親的文字和思想打交道，他才真正理解了父親。

他發現自己對父親其實有很深的感情，而現在父親他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令李光謨感到安慰的，是正在牛津大學默頓學院求學的外孫——他讀的正是考古學。

1985年出生的陳北辰起初學的是物理。

2006年《李濟文集》出版，陪同外公參加一系列學術活動的過程中，他逐漸堅定轉行的決心。

在電子郵件中，他這樣回復我的提問：

「當時和許多從事考古或相關工作的老師，大學的、考古所的、博物館的，甚至拍賣行的，都有過交流，或深或淺，亦正亦邪，總體上對我選擇考古有所推動。

最終動力是張光直先生的短文《要是有個青年考古工作者來問道》，深入淺出，道盡考古的魅力與瓶頸、精華與糟粕、過去與未來。

」

「我覺得李濟這個名字對中國考古學來講像是一座塵封地下的里程碑，它已離你很遠，你也完全有理由不知道它，但這絲毫不能抹殺它存在的意義和具有的價值。

近些年來許多有心人逐漸意識到了它的存在，並且努力揭開層層封土。

我只不過比大家更早有機會了解到而已。

」

考古→翻譯（李光謨的多半生）→新聞（李寧的職業）→考古。

一切回到原點，是不是也可以算作又一次「重逢」？

(參考書目：李濟著《中國文明的開始》《安陽》，李光謨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李濟卷》《李濟學術文化隨筆》，李光謨、李寧編《李濟學術隨筆》，李光謨著《鋤頭考古學家的足跡》《從清華園到史語所》，岱峻著《李濟傳》) 感謝「李濟考古學獎學金」金豆豆、外研社付帥為採訪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