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調查流失西方的中國文物，「沒有一位館長願歸還館藏」

東周玉器鏤空龍虎飾臥蠶紋璧。

現由美國堪薩斯城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收藏。

圖片由中信出版社提供

彩繪木雕南海觀音（遼代或金代）。

現由美國堪薩斯城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收藏。

圖片由中信出版社提供

商代青銅器小臣艅犀尊。

現由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收藏。

圖片由中信出版社提供

《誰在收藏中國》中文版封面。

圖片由中信出版社提供

「讀過《誰在收藏中國》之後，你在展覽上看到這些外相祥和的藝術品時，將會因它們經歷過的狂風暴雨而顫抖」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 陳娟 發自北京 北魏孝文帝頭戴冕旒，身穿袞服，在諸王、中官及手持傘蓋、羽葆、長劍、香盒的近侍宮女和御林軍的前導和簇擁下，緩緩行進。

這是浮雕《北魏孝文帝禮佛圖》所描繪的畫面，上面的人物個個寬袍大袖，衣袂飄飄，盡顯1500年前北魏皇室貴族的華貴和虔誠肅穆的宗教感情。

它如今陳列在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和陳列於堪薩斯市納爾遜美術館的《文昭皇后禮佛圖》並稱為《帝後禮佛圖》。

這兩件文物均出自河南省洛陽市南郊13公里處的龍門石窟賓陽中洞，在上世紀30年代被美國人普愛倫（時任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遠東部主任）勾結北平琉璃廠的古董奸商盜鑿而去，這一過程在美國學者卡爾·梅耶和謝林·布里薩克夫婦二人所寫的《誰在收藏中國——美國獵獲亞洲藝術珍寶百年記》（下文簡稱《誰在收藏中國》）一書中有詳細記述。

去年3月該書在美國出版後，每個美國博物館的策展人都收到了這本書，但大都會博物館卻拒絕在書店出售這本書——書中涉及他們的鎮館之寶《北魏孝文帝禮佛圖》的出處。

除《北魏孝文帝禮佛圖》外，《誰在收藏中國》中記述了過去兩個世紀中，許多中國文物包括雕塑、繪畫、家具、瓷器等藝術品是經何人之手以及如何流轉到美國各大博物館的，「這些文物最終催生出中國古董市場在歐洲的蓬勃發展，也激發了今天中國人依靠藝術市場促進國寶回歸的努力」。

近日，這本書由中信出版社引進出版，再次引發人們對中國海外文物流失和歸還問題的關注和討論。

誰在「收藏」中國？

如果追蹤起來，《誰在收藏中國》的出爐最早源自於卡爾·梅耶和謝林·布里薩克在哈佛大學檔案中的一個偶然發現。

那是上世紀90年代，謝林在翻查檔案時偶然發現了一個裝滿信件的文件夾，裡面是二戰期間一位叫勞倫斯·史克曼的年輕人和他的導師蘭登·華爾納之間的通信，這對師生當時都是藝術從業人士——華爾納在福格藝術博物館工作，史克曼則為了給剛開業的納爾遜美術館徵集亞洲藝術品而來到中國。

在信中，兩人主要探討如何掠奪龍門石窟中的藝術珍寶。

「美國人只知道這些中國藝術品到了美國，之後它們就在博物館忽然出現了。

沒有人問它們從哪裡來，是如何到這裡的。

」謝林·布里薩克說，這是他們決定寫這本書的初衷。

卡爾此前是《紐約時報》一名社論作家，謝林則是一名擁有藝術史學位的紀錄片製作人，關於中國文物如何流失到美國的問題成了兩人心中的一個結。

直到2011年兩人應邀前往牛津大學做研究員時，他們才把那些一直縈繞心頭的疑問再次提起，並促其成為一個研究項目。

四年的時間裡，卡爾·梅耶和謝林·布里薩克研究了大量個人書信、文件、歷史記錄，還有一些主要人物的回憶錄，講述了那些美國人為了得到中國的藝術珍品而長途跋涉的驚險故事。

與中國藝術史和藝術評論不同，《誰在收藏中國》主要的關注對象是人，用作者的話說，「是那群像貓一樣，被中國藝術弄得神魂顛倒的北美人和歐洲人」。

比如備受爭議的盜取、破壞敦煌壁畫的「文物強盜」蘭登·華爾納，助使昭陵六駿中的「颯露紫」和「拳毛騧」等諸多中國文化遺產流入美國的「文物販子」盧芹齋……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許多國人並不太了解的美國藏家：曾為美國間諜機構工作的喬治·凱茨在中國居住期間收藏大量明代家具，奧委會前主席艾弗里·布倫戴奇收藏大量中國青銅器，他為了一個犀牛尊付出了3輛凱迪拉克的錢，拉里·史克曼擔任納爾遜藝術博物館藏品徵集代理時，曾在日本投降前夕從中國為博物館「徵集」到沈周、文徵明和陸治的繪畫傑作……幾乎每一件擺在博物館櫥窗里的中國文物的背後，都有一段離奇的故事。

「讀過之後，你在展覽上看到這些外相祥和的藝術品時，將會因它們經歷過的狂風暴雨而顫抖。

」《華盛頓郵報》如是評論。

被收藏？抑或被掠奪……

1860年10月7日，成千上萬的英法聯軍士兵，闖入了帝王住所圓明園並實施搶劫，隨後整船整船的瓷器、珠寶、家具、繪畫、服飾、刀劍和雕塑等，起航一路向西。

這些戰利品被奉獻給法國路易皇帝和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後來保留在楓丹白露宮和大英博物館。

為了抬高戰利品競拍價格，這些藝術品往往會被公然標明「來自圓明園」。

隨著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爆發，動盪的中國日漸成為西方國家藝術掠奪的角斗場，各大博物館紛紛以自己擁有中國古文物為榮。

為豐富自己的博物館，越來越多的中國藝術品被歐洲人和美國人「順手牽羊」到自己的國家。

但時任賓夕法尼亞州藝術博物館（今天的費城博物館）館長的蘭登·華爾納卻在1922年稱，「美國人沒有任何貢獻，幾乎已成為令人倍感恥辱的一件事兒」。

實際上並非如此，就拿書中的一個例子為證：美國使團的一等秘書赫伯特·斯奎爾斯在1901年9月離開北京時，攜帶了裝滿幾節車廂的中國藝術品，那批藏品大部分是瓷器、青銅器和雕刻。

據目擊者說，首批進入紫禁城宮殿區進行搶劫的人中，就有這位一等秘書。

華爾納的聲明由此宣告了美國新一輪瘋狂收藏中國活動的再次啟動，也促成了美國收藏中國藝術的黃金年代。

這一時期，一系列「中國收藏者」紛紛登場——他們不僅要找到中國古物，還要千方百計地將其帶出。

1924年1月21日，在抵達敦煌之後，「華爾納當著王圓篆道士（他是將敦煌壁畫手稿賣給外國人的敦煌看護人）的面，把在膠水桶中浸泡過的布料覆蓋到壁畫牆上，等其乾燥後實施揭取」。

除了壁畫，他還使用錘子將一尊一米高的唐代彩繪觀音像從基座敲打下來，最終這些都成了福格博物館的「榮耀之物」。

至於賓州大學博物館是如何得到唐太宗昭陵里的兩匹駿馬雕像的，兩位作者從盧芹齋1927年寫給華爾納的信中找到了蹤跡，盧芹齋宣稱自己從北京古董商趙何方手中買下了兩駿浮雕「颯露紫」和「拳毛騧」——當時準備當皇帝的袁世凱原本打算用它們裝飾袁家的御花園。

運回美國後，「勝利留聲機公司」的創始人、也是賓州大學博物館董事會會員埃爾德里奇·詹森花費12.5萬美元買下，這才藏於館中。

華爾納和盧芹齋們對中國文物的獵取實際上也刺激了當時的盜墓活動。

一些富有的美國人對中國藝術品痴迷也間接促進了中國文物的流失——老邁的美國金融家J.P·摩根和年輕的洛克菲勒都是中國文物尤其是瓷器的愛好者。

在他們的鼓動下，1909年美國國會批准《佩恩－阿爾德里奇關稅法》，該法案在採取貿易保護措施的同時，取消了藝術品關稅。

當法案通過後，摩根的351箱藝術品運抵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其中包括大批的中國瓷器等。

「沒有一位館長願意歸還館藏」

「如果說我們會因購買這些殘片而遭到譴責，那麼之後我們在修復和重組它們時所付出的努力必將讓人禁聲，在（當時的）中國，沒有人可能為這些文物做這麼多。

」華爾納在用膠水攫取了敦煌壁畫後，曾如是自我安慰。

美國人「搜刮」中國藝術品的行為，到底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掠奪，抑或是在戰火硝煙中為保存這批藝術品作出了貢獻？時至今日，這仍是一個爭議性話題。

對於華爾納們所謂的「藏品保護」理論，作者之一卡爾·梅耶有自己的看法。

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拯救文化遺產」是個很好的理由，但常被當作購買流入市場的文物的藉口。

「但就中國來說，文物是在軍閥混戰、內戰時期被破壞的，我們必須具體分析每種情況的不同。

」

除了這些文物流失的性質外，《誰在收藏中國》還探討了現階段中美雙方基於對藝術博物館作用解讀的不同而面臨的共同問題：美國博物館理應繼續保留其藏品嗎？假如中國想收回，條件應當是什麼？

2004年以來，中國就開始尋求與美國簽署一份協議，以限制進口中國文物。

當時這一行動曾遭遇了美國各大博物館的館長、學者、古董商和收藏家的反駁。

直到2009年1月，中美才成功簽署了關於限制中國文物入境美國的《諒解備忘錄》。

儘管一些法律依據使得國與國之間歸還文物有了可操作性，但是中國追索特殊時期被掠文物依然困難重重。

「根據『1970年公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0年通過的《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在1970年以後進入美國的文物，可能就得歸還。

」謝林·布里薩克說，她同時指出這個公約也讓藏家和博物館「合法」擁有鴉片戰爭、八國聯軍時期掠奪的文物——它們都在1970年之前就離開了中國，「此外，如果要證明文物是被掠奪的，文物所在國政府必須核實其來源和流轉過程。

而這些記錄，海外博物館不一定會配合提供。

」

他們在調查中發現「沒有一位博物館館長願意歸還館藏」。

謝林·布里薩克曾採訪了華爾納的兒子和他的孫女，作為家族目前的代言人，他們都希望歸還中國文物以此洗清華爾納在中國的惡名，「但博物館不同意，說這是他們花錢買的，華爾納有收據，所以是合法的。

」

隨著中國的不斷強大，中國藝術品市場的蓬勃發展，以及中國博物館的急劇增長，中國收復文物活動不斷加強。

關於中美之間面臨的文物問題，他們在書的最後講述了收藏家查爾斯·朗·弗利爾的故事。

在他們眼中，弗利爾是「第一位真正收藏中國藝術品的美國人」，他曾親自到中國，目的是與史密森尼學會合作，尋求在中國設立一所學校，希望藉以實現一石三鳥的目的：促進東亞考古研究，在中國為本國、外國學生提供學習設施，以及「在文物原屬國」保護有關文物。

遺憾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終結了他的所有合情合理的建議。

「一個世紀以後，中美兩國或會再有機會，共同實現弗利爾的夢想。

在那個夢想中，充滿了先見之明和慷慨仁慈。

」卡爾·梅耶和謝林·布里薩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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