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追索，購買還是訴訟

1924年，華爾納僱傭當地的農民從敦煌石窟內鑿下的佛像。

資料圖

法治周末記者 武傑

「讀過之後，你在展覽上看到這些外相祥和的藝術品時，將會因它們經歷過的狂風暴雨而顫抖。

」2015年，美國歷史學家卡爾·梅耶與藝術史學者謝林·布里薩克合著的《誰在收藏中國》被評為《華盛頓郵報》年度最佳非虛構作品，而這句話正是《華盛頓郵報》對該書的評價。

兩位作者在書中講述了，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西方「收藏家」們是如何在一百多年間前赴後繼地獵獲中國珍寶，並最終極大地豐富了美國博物館館藏的；文物商販、博物館研究員和中西方的官員們為了這些國寶，又發生了怎樣的競爭和糾葛……

本書的譯者、曾擔任國家文物局博物館與社會文物司副司長的張建新表示，重溫中國近代屈辱史的過程，感受文物流失經歷的沉重，讓他在翻譯這本書的時候，自始至終倍感鬱悶、壓抑。

卡爾·梅耶則坦誠，美國人在最初交易的時候沒有一本誠實的帳本，而這本書則試圖提供關於中國藏品更豐富的資料。

文物流失，中國文明之痛

卡爾·梅耶說，這本書既不是中國藝術史，也不是對之進行的批評分析。

對於中國藝術，他們未用任何審美斧頭進行加工修飾。

他們關注的對象是人，是那群像貓一樣，被中國藝術弄得神魂顛倒的北美人和歐洲人。

卡爾·梅耶此前是《紐約時報》的一名社論作家，謝林·布里薩克則是一名擁有藝術史學位的紀錄片製片人。

1997年，當兩位作者為一本關於亞洲大博弈的書尋找資料的時候，曾經在哈佛大學資料室翻閱到有關龍門石窟的《文昭皇后禮佛圖》如何來到美國的資料，而其中包含著，當時為新成立的堪薩斯城納爾遜美術館尋找收藏品的勞倫斯·希克曼和他的哈佛導師蘭登·華爾納之間的通信。

在20世紀初，希克曼看到龍門石窟無人看守，到處都是盜賊，當地農民根據買主的訂單偷盜，石窟的藝術珍品現身於當時北平窮街陋巷裡的古董店。

布里薩克稱，希克曼的信件寫的非常直白，簡單說就是「快去拿！(Go for it！)」。

張建新在接受採訪時表示，19世紀至20世紀前半葉，國內外缺少文物保護理念和法規，對戰爭期間搶奪「金銀財寶」的行為聽之任之；同時，一個殘酷事實是，在高額利益驅使下，國內一些人內外勾結，將大量中國文物走私出境。

根據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全球防止非法販運文化財產報告》：在全球47個國家的218個博物館中，有中國文物163萬件，且均是文物中的精品。

而散落在世界各地民間的中國文物數量，應是博物館中的10倍，約1700萬件。

中國文物學會的統計也顯示，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因戰爭、盜掘和不正當貿易等原因，超過1000萬件中國文物流失。

在長期從事中外文物、博物館交流工作的張建新看來，近百年來有不計其數的中國文物流失海外，對中國文化遺產造成了難以癒合的破壞。

2012年，《誰在收藏中國》的兩位作者發現了關於中國藝術品來源的研究在5年之後仍舊處於初始階段，而此時美國的亞洲藝術收藏還在增長，中國的藝術市場和博物館文化也已經繁榮興旺。

他們卻找不到任何與其有關、為非專業讀者撰寫的書籍，甚至還有很多檔案還無人處理，於是他們決定寫這樣一本書。

他們通過查閱大量中文讀者未能接觸過的相關史料，那些保留在西方國家博物館、大學、檔案館等機構的歷史資料以及個人書信、一些主要人物的回憶錄等，以此梳理出了一部關於美國人為了得到中國的藝術珍品而長途跋涉的驚險故事。

該書還講述了在盜寶者中，除了臭名昭著的斯坦因、華爾納、盧芹齋，還有哪些鮮為人知的「幕後黑手」……

打開「收藏」中國的大門

隨著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爆發，動盪的中國日漸成為西方國家藝術掠奪的角斗場，各大博物館紛紛以自己擁有中國古文物為榮。

「我願意付出一切代價，如果可以讓《文昭皇后禮佛圖》完好無損地保存在賓陽洞中。

」勞倫斯·希克曼曾經這麼說過，「所有關心中國文化傳統的人，都會更希望《文昭皇后禮佛圖》浮雕仍然留在遙遠的河南省。

」他也曾聯繫到古物保護委員會成員袁同禮，建議他在龍門石窟部署一些警察，但是卻拒絕透露出售龍門石窟雕像古董商的名字，而袁同禮則認為，「如果外國人不停止購買雕像碎塊，破壞將會持續進行」。

希克曼這種辯解相對於他們在中國的行為，顯得毫無說服力。

1924年1月，蘭登·華爾納當著敦煌看護人王圓籙道士的面，把在膠水桶中浸泡過的布料覆蓋到壁畫牆上，等其乾燥後實施揭取。

他用這種方法，從敦煌6個洞窟中揭取了多塊壁畫。

除了壁畫，華爾納還使用錘子用了5天的時間，將一尊一米高的唐代彩繪觀音像從基座上敲打下來，直到他確認，那裡再沒有留下什麼捲軸畫或手稿了，才打道回府。

他用自己的內衣包裹著12幅圖像殘片和菩薩雕塑，在沒有彈簧避震的車上運送了18周時間。

然而當它們抵達劍橋時，狀況非常差。

布里薩克說，華爾納使用的是歐洲人用來分離壁畫的方法，但是並不符合洞窟里寒冷的環境，修復者花了很長時間才將浸潤過膠水的顏料清理出來，而今這些圖像存放在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

目前僅有5件文物恢復到可以展出的狀況。

據法國人斯坦利·亞伯記載，龍門石窟有96個主要洞窟遭到洗劫。

目前，它們已四處散落，遍及從大阪到多倫多、從蘇黎世到華盛頓特區、從舊金山到波士頓的博物館。

目前，龍門石窟的雕像仍繼續現身拍賣。

華爾納聲稱：「古董販子為了我們的博物館，正是從那些佛龕岩石上敲掉了人物雕像或頭像。

」

其中，最著名的中國文物販子則當屬盧芹齋。

他是經營龍門石窟雕像最重要的古董商，與美國博物館研究員和亞洲藝術收藏家保持著長期互利關係。

在今天的中國人看來，「外來中國僕人」盧芹齋是西方掠奪中國藝術的主犯。

當時的中國政府顯然並未在保護文物方面盡心盡力，喬治·克羅夫茨博士曾負責保管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館的中國收藏，一位古董商向他提供了一尊龍門石窟頭像。

克羅夫茨認為將頭像偷運出中國的收藏行為是可恥的，於是將其買下，並送還給中國政府。

諷刺的是，沒過多久，古董商再次拿來了同一尊頭像向他報價。

他再次買下，這次，他把頭像留在了博物館。

華爾納和盧芹齋們對中國文物的獵取實際上也刺激了當時的盜墓活動。

據稱1949年以前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中至少有一半是經過盧芹齋的手流轉出去的。

他通過照片尋找買家，並且教唆當地農民將石窟的雕像鑿下來出售給歐美藏家。

根據訂單盜竊也一度成為國內文物外流的主要形式。

1909年，法國漢學家沙畹在其里程碑著作《華北考古圖譜》一書中發表的照片，刺激了1911年至1949年對龍門石窟的大規模掠奪。

如斯坦利·亞伯公爵寫道，法國人的學術著作「無意中提供了帶照片的目錄，外國買家可藉此在公開市場追求，或有時候『特別預訂』所挑選作品，即告訴他們在中國的代理，他們對獲得龍門石窟哪些東西感興趣」。

而對於上百年的掠奪史，許多收藏家卻辯稱，由於當時的中國處在不斷變化和動亂之中，在其他國家，文物會得到比在中國更好的保護。

但是張建新卻並不認同這種說法，他對法治周末記者表示，當這些盜竊發生的時候，他們的目的並不是為了保護和傳播中國優秀的藝術文化。

暨南大學博士後研究員劉作珍，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法學院就讀博士期間，從事文化財產法方向的研究。

她經常會聽到一個說法，「如果這些東西留在你們中國的話，可能早就被毀了」。

但是劉作珍認為這只是一種假設，這並不能使當時的掠奪合法化，更不應該用中國當時令人痛心的歷史來洗白自己不光彩的行為。

然而更令人痛心的是，近幾十年，文物盜竊行為仍在不斷發生。

考古跟著盜墓跑

在1月14日《誰在收藏中國》新書分享活動中，張建新坦誠，直到今天，我們文物流失的現象並不亞於當年，讓人觸目驚心。

張建新在現場展示了一張盜墓現場的圖片，一個規則的圓形大洞直通地下的墓穴，「這個就是讓我們觸目驚心的盜墓，我們的考古學家經常見到，盜墓者用了非常好的炸藥，一圈一圈往下炸，技術非常高超。

他們這種裝備，包括挖掘的裝備、探測的裝備、運輸的裝備甚至遠遠強於考古工作者」。

張建新說，由於我們現在對於古墓採取的是不主動探索、挖掘的態度，所以許多考古學家都曾抱怨，「我們哪是考古，我們都是跟著盜墓賊走，盜墓走到哪兒，我們就跟到哪兒。

對於一些帝王陵墓葬我們不主動挖掘，出現了被盜的情況只能跟著走，這樣的情況太多了。

」

人們常說，十萬盜墓大軍，而這個數字到底是多少則很難統計。

在張建新去過的一些農村，也有農民向他抱怨因為盜墓的洞穴，連地都種不了，一澆地，水就滲入墓穴里。

20多年前，張建新在山西一個村子也遇到過有人來挖掘他們的祖墳，村民不但不制止，甚至提供幫助的情況。

這令人痛心的一幕幕與近百年前如出一轍。

根據美國博物館研究員普艾倫的記載：龍門石窟附近的村民白日袖手旁觀。

到了夜晚，男人們蹚過河水，從石窟表面敲掉碎塊，賣給北京古董商的代理。

而如今，購買者甚至依舊可以在文玩市場預訂挖掘某個坑位。

劉作珍介紹說，改革開放以後，主要是中國的文物販子將這些盜竊的文物通過香港銷售到世界市場，而這個數量是非常大的。

作為一名文物工作者，張建新認為目前的這種情況，很難單純指責公安部門不作為、文物部門不作為，中國的刑法已經非常嚴格，也有強於西方的執行力，但是高額的利潤還是堵不住這種犯罪行為。

張建新在書的序言中寫到，對待流失的中國文物，目前有兩種頗為流行的觀點：一種是義憤填膺，隨時強烈要求西方歸還所掠奪的中國文物，認為回來就好，哪怕是巨資回購；另一種觀點認為，流失的文物在西方受到了良好保護，對弘揚中華文化發揮了重要作用，繼續留在國外挺好。

後一種觀點，或許夾雜了某些情緒，但也是對中國文物至今仍在非法流失的現狀不滿，恨鐵不成鋼。

如何能夠讓國內的盜墓賊遵守國家的法律，不再盜墓，在劉作珍看來，甚至比通過法律途徑追回流失的文物更迫切。

文物返還，難達共識

2002年12月9日，大英博物館、巴黎羅浮宮博物館等19家歐美博物館、研究所聯合發表《關於環球博物館的重要性和價值的聲明》，反對將藝術品特別是古代文物歸還原屬國。

他們稱：「長期以來，這些獲得的物品，不管是通過購買還是禮品交換等方式，已經成為保管這些文物的博物館的一部分，並且延伸為收藏這些物品的國家的一部分……但我們應該承認，博物館不僅是為一個國家的人民服務的，而是為各國人民服務的。

」

據媒體報導，此舉的原因是，這些博物館超過90%的館藏來自國外，如果真的全部歸還，這些博物館就幾乎被掏空了。

卡爾·梅耶表示，博物館工作人員確實為有朝一日不得不歸還大量收藏的中國文物感到擔心。

顯然，人們對文物返還問題爭論不休的原因很多，張建新認為其中關鍵，是難以定性當時文物離開原屬國的方式，既它們屬於非法掠奪、流失，還是正常交易、合法離境？有的不言而喻，更多的是由於歷史等多方面原因模糊不清，而各國會繼續為自身利益各抒己見，很難達成共識。

不久前，法國因館藏中國文物被盜事件，無限期關閉了楓丹白露王宮的中國館，是否再對公眾開放不得而知。

多年以來，法國人曾以那裡收藏中國圓明園被掠奪文物為榮；現在，那種榮耀感正在消退，法國公眾也開始反思侵略、掠奪他國文物的歷史。

但是讓這些流失國外的文物回家仍是困難重重。

2015年7月20日，曾藏於法國國立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館的32片春秋時期秦人金飾片，在甘肅省博物館完成了交接。

這是中法兩國間首次通過協商合作，促成流失文物回歸的成功案例。

「其實背後也是困難重重，我們不僅提供了詳實的學術報告，金屬檢測證明，也通過斷絕與集美博物館十年的合作施壓，最後在法律、道德等多方面的壓力之下，促成了這次文物回歸。

」張建新說。

而當年轟動一時的皮諾家族向中國無償捐贈兔首、鼠首，劉作珍分析，這也是一種利益的交換，圓明園十二生肖獸首的歸屬與皮諾家族旗下的拍賣機構佳士得拍賣行在中國的命運息息相關。

近年來，我國在此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張建新總結這些進展主要體現在：一是積極參與相關國際組織、機構活動，參與相關國際公約的制定、修訂；二是依據相關國際公約精神與19個國家簽署了保護文化遺產雙邊協議；三是通過政府間合作、訴訟、協商、民間捐贈等方式促成流失文物回歸。

文物追索是世界性難題，劉作珍接觸的一些外國學者認為，相對於法律途徑，購買雖然是無奈之舉，但卻是一種更高效，比訴訟成本更低的方式。

然而，張建新並不鼓勵國家以及企業家和收藏家去高價回購這些被認定為是通過掠奪、盜竊、盜掘、走私等非法途徑離開原屬國的文物。

張建新認為，這既不符合國內外相關公約、法規精神，也誤導、傷害了流失文物國家民眾的愛國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