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走出去 在國際舞台上講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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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互鑒·中國考古走出去】
「中國考古要有世界視野。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和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接受採訪時不約而同地說了這句話。
這種世界視野,是一種關注世界文化發展、並願意作出貢獻的責任感,是一種願意與世界各國進行文明交流互鑒、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態度。
眼光從向內到向外
曾經中國考古人的目光只盯住國內,忽略甚至無視國際的學術發展進程,而這種過窄的視野無疑限制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
從20世紀80年代起,國內開始陸續有了一些與國外的合作項目,邀請國外的學者和學術機構參與中國考古研究。
宋新潮將這種合作稱作「中國學者進入國際學術領域的快速通道」。
這種「請進來」,打開了中國學者的視野,讓他們了解到世界考古的發展,認識了國際上的學術理論和研究方法,對提升中國考古水平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王巍說:「通過請進來,中國考古界很快縮短了與先進國家的距離。
」另一方面,國外學者參與中國的項目,對中國文化有了研究。
他們在國際舞台上講中國故事時,「更有說服力」。
宋新潮如是說。
到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21世紀後,有中國學者自發地走出國門,向世界介紹中國考古發展的現狀和探索,國際學術舞台上開始有了中國的聲音,只不過聲音還不夠大,直到2013年和201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組織召開「世界考古論壇」,改變了上述狀況。
該論壇由中國人定主題,並主持評選世界範圍內的重大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
每屆論壇都有百餘位國外專家學者參與,讓他們切身感受和了解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和進步。
視域從周邊到世界
隨著經濟和學術的發展,中國考古界認識到只了解自己不了解世界的局限;認識到只有在與其他文明的比較、互鑒中,才能更明確地了解人類各文明間的共性與個性;認識到只有把中國放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下來看待,才能更加清晰地認知中華文明的特質和優勢。
於是中國考古開始跨出國境。
第一步是在周邊國家。
從南亞的越南、北亞的蒙古,到中亞的烏茲別克斯坦,還有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印度、柬埔寨等國。
提及中國專業機構在周邊國家進行考古工作具備的優勢,宋新潮與王巍有共識:第一,地緣相近,歷史文化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中國學者在相關領域也積累了相當的資料和經驗。
第二,中國考古學經過近百年的發展,逐步積累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科學方法,成長起一支高水平的工作隊伍。
近年來,中國考古人在境外考古工作中,獲得一系列突破性發現,得到相關國家學術界和民眾的廣泛讚譽。
第三,周邊國家的考古工作,尤其是歷史時期考古,不能脫離古代漢文文獻,中國學者在這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有些在當地已軼或未曾記錄的史料,中國有豐富的文獻記載。
踩實第一步的同時,中國考古開始邁出第二步,向遠離本土的更廣闊天地挺進。
比如肯亞的拉穆群島地區、宏都拉斯的科潘遺址也都有了中國考古隊的身影。
王巍表示,這些「標誌著中國考古視野的開闊、能力的提升,也表明了中國考古人躋身世界文明研究隊伍的決心和姿態」。
這些境外考古項目的開展,意味著中國考古在走出去時,學術視野不再局限於與國內課題相關聯,不僅關注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交流,而且要研究其他古老的文明。
正如宋新潮所說:「考古學的國際化,最核心的內容就是讓中國對世界的文化有所了解。
」
目的從學術到戰略
如果說中國考古走出去最初只是為了推進學術發展,那麼,如今站在國家戰略的角度來推進,它就有了更深層次的意義。
宋新潮表示,文化交流與合作是「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能夠在建設「一帶一路」的進程中,發揮不可替代的橋樑作用和引領作用。
他說,中國有不少諸如開礦、修路之類的援外經濟項目,但在此過程中,往往忽略了當地的文化遺產。
他舉例說,中巴公路是中國人修的,但考古是德國人做的,這會讓別人認為中國只關心自己的文化遺產。
「經濟發展,文化跟進。
」宋新潮說,中國在國外的大型工程應該有中國的考古隊,這是對別人文化的尊重,這才符合負責任大國的形象。
王巍也指出,相較於經濟,文化的國際合作交流還是比較少的。
這也容易造成一種偏見,認為中國只講經濟不懂文化。
而考古走出去有利於改變這種刻板印象。
他介紹,此前進行的一些考古項目,如烏茲別克斯坦開展的費爾甘那盆地考古調查發掘、肯亞拉穆群島地區考古項目等,獲得一批重要成果,引起強烈反響,對於增進各國對「一帶一路」建設的文化認同感、展示中國文化軟實力和大國形象起到了積極作用,也為國家贏得國際話語權,提升我國學術界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通過考古走出去推進世界文明交流互鑒,是考古人義不容辭的責任,但同時也是一種挑戰。
正如宋新潮指出的,目前我們對其他國家文明的知識儲備、專業研究、人才培養都還不夠充分,要想進入世界文明探源的前列,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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